庄子的品质
　　庄子看起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廉洁、正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
　　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为爱的热烈，所以他才恨的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庄子所持的宇宙和人的关系
　　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了我们的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

　　庄子的哲学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庄子的地位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而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
　　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既是一位有着鲜明特色的伟大哲学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在他的著作中，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着水一般的整体性。
　　庄子的文章结构，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辞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
　　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对后人的影响
　　后人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二月封“南华真人”。所著书《庄子》，诏称《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封“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的思想和地位

　　1、私人感觉可以间接判断
　　《庄子·秋水》篇记载了庄周和惠施这两位老朋友散步中的一次辩论：“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庄子的第一句话很平常，小学生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小鸟在快乐地歌唱。”从平常处发现其不平常，惠子提出了一个精彩的问题：“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感觉，超出我们的观察之外。我们如何体会他人的快乐呢，我们又如何证实呢？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庄子的回答也很精彩，他使用的是反证法：“如果说不同个体间的感觉完全无法感知，那么你也不是我，你又如何可能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因此，如果认为其他个体的感觉完全无法感知，就会使辩论无法进行。这是反面的回答，庄子其实也已经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也就是第一句，庄子看到鱼儿“出游从容”，因此他认为鱼儿是快乐的。如果在菜市场看到正在被杀的鱼儿，它们使尽浑身的力气在扑腾滚翻，我们也会认为这时的鱼儿是痛苦恐惧的，因为趋生避死的本能，鱼儿与人类是一样的。

　　2、私人感觉无法直接判断
　　然而，这种判断是间接的。鱼儿也有可能内心很痛苦，外表却作出一副“出游从容”的样子。正如小孩子有时也会装出疼痛的样子，以博取大人的同情与爱护。影视里的演员表演疼痛，也是同样的情形。对于私人感觉，他人无法进行确定的判断。
　　私人感觉难以直接判断的难点在于，私人感觉的对象在内心之中，而不在外境。如果我们讨论的对象在外境，比如“这朵花是红色的”，别人听了这句话，只要去看看那朵花，看是不是红色的，就可以进行判断。当讨论的对象在内心之中，比如“我疼”，“我快乐”，“我知道这朵花是红色的”（注意与上句不同），这些都是本人对自己内心对象的言说，他人无法直接观察判断你的“疼”、“快乐”和“知道”。以佛学来看，我们知识有六个来源：“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可以识别“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前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一般是外境，讨论这五境对象时，他人可以判断。最后一境“法”境则在内心中，本人可以进行判断和言说，外人却无法直接进行判断。

　　3、“本质直观”是一种私人感觉
　　实在论者倾向于相信个别之后有一般，唯名论者倾向于相信语词是约定的其背后没有一般的对象。一个理论往往有实在论的一面，也有唯名论的一面。简单地给一个理论带上“实在论”或者“唯名论”似乎不妥。或许，我们可以在“实在”这个度上来给理论排序，说一个理论相对另一个理论更“实在”当且仅当这个理论更倾向“实在论”。现象学相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说是更“不实在”的；现象学相对于佛教唯识学来说，又可以说是更“实在”的。每个理论“实在”度的不同，往往在于理论提出者私人感觉的不同。以下以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为例。
　　胡塞尔认为，从具体的红色中，可以本质直观到一般的红。他的“本质直观”来源于对自己内心认识方法的反思。这也正是私人感觉，讨论对象处于内心之中，每个人只能问自己是否可以“本质直观”。有些人感觉有，就接受“本质直观”。有些人感觉没有，就否定“本质直观”。这两类人原则上也没有辩论的必要，他们观点的分歧，在于他们拥有各自的私人感觉，都无法通过分析说理的方式说服对方。每个人只能求诸于己，通过对自己内心认识活动的反思，来澄清自己是否接受“本质直观”。

　　4、越侧重私人感觉的理论越不好检验
　　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外部世界，很少涉及私人感觉，因此科学理论容易检验，就像“这朵花是红色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检验判断并接受这句话。因此，科学具有公众性。
　　宗教领域则侧重私人感觉，宗教告诉我们如此如此消恶向善，可以获得心灵的平静。这种心灵的平静，他人是不好检验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宗教更是私人的。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评价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发扬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学风文风。他认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 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讲天道自然无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他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对当时统治者的“仁义”和“法治”进行抨击，他对世俗社会的礼、法、权、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精辟见解。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并且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得，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质享受与虚伪的名誉。庄子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庄子》在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魏晋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庄子》在唐代（618-907年）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独特的哲学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文学上。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不是干巴巴的说教，相反，都是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幽默机智的寓言故事，通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语言文字，巧妙活泼、引人入胜地表达出来，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像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具有 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高度评价庄子散文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庄子祠
　　道教庙宇。在安徽省蒙城县城东关。宋元丰元年 (1078)，知县王竟创建于涡河北岸漆园城，后被黄河水淹没，明代万历九年(1581)，蒙城知县吴一鸾于今址重建，时有逍遥堂、梦蝶楼、大门、二门、鱼池桥、观鱼台、道舍等建筑，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崇祯五年(1632)，知县李时芳重修逍遥堂，增建五花亭并辟池为濠上观鱼园。后历遭兵劫，遂渐颓毁，所存无几。 现在庄子祠为蒙城县政府在原址上重建。

　　【庄子故里】
　　庄子名周，是先秦道家学派主要创立者之一，著有《庄子》一书。道教兴起后，庄周被尊为南华真人，《庄子》被尊为《南华真经》。他的哲学思想，以“清静无为”为主，鄙视富贵利禄，否认鬼神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他的文章想像丰富，辞藻华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幽默气氛，是先秦诸子哲理政论中文学艺术因素最为浓郁的篇章，对后世影响极大。然而，历史上记载庄子的故里极为简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仅说：“蒙人也。”并未指明何国何处之蒙。蒙地在战国时曾有三处，庄子故里究竟在哪一处，歧说不一，至今争论末息。
　　一说安徽蒙城县。《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威王闻庄周贤，派使者持重金去请他，并许以为相，庄周不为所动，笑辞楚使，终身不仕。张守节《史记正义》也曰：“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愿以境内累。’庄子持竿不顾。”据《水经注·淮水篇》记载，“濮水即沙水之兼称”，而当年沙水即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北宋元丰元年(1078)，曾建庄子祠午安徽之蒙城县，苏轼为之作《庄子祠记》，当时王安石《蒙城清燕堂》诗，有“民有庄周后世风”句。既然安徽蒙城县有庄子祠，庄子故里就该在此。

　　一说河南商丘。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庄周，“宋之蒙人也”。宋国为殷商后裔，其地位于今河南东部，以及接近河南的山东、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商丘曾是宋国都城。《史记·宋微子世家》言：“杀滑公于蒙泽。”《集解》注引贾逵语曰：“蒙泽，宋泽名也。”又引杜预的话说：“宋地梁国有蒙县。”原来，这个“梁国”不是指魏国，而是指宋国的某地，它内有一县，叫做蒙县。郦道元《水经注》于汲水系蒙县下曰：“即庄周之本邑也。 (庄周)为蒙漆园吏，郭景纯(郭璞)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饭水自西向东，流经河南商丘之北。可见，庄子故里应在河南商丘。

你可以看看于丹《庄子》这本书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1、私人感觉可以间接判断
《庄子·秋水》篇记载了庄周和惠施这两位老朋友散步中的一次辩论：“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庄子的第一句话很平常，小学生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小鸟在快乐地歌唱。”从平常处发现其不平常，惠子提出了一个精彩的问题：“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感觉，超出我们的观察之外。我们如何体会他人的快乐呢，我们又如何证实呢？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庄子的回答也很精彩，他使用的是反证法：“如果说不同个体间的感觉完全无法感知，那么你也不是我，你又如何可能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因此，如果认为其他个体的感觉完全无法感知，就会使辩论无法进行。这是反面的回答，庄子其实也已经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也就是第一句，庄子看到鱼儿“出游从容”，因此他认为鱼儿是快乐的。如果在菜市场看到正在被杀的鱼儿，它们使尽浑身的力气在扑腾滚翻，我们也会认为这时的鱼儿是痛苦恐惧的，因为趋生避死的本能，鱼儿与人类是一样的。

2、私人感觉无法直接判断
然而，这种判断是间接的。鱼儿也有可能内心很痛苦，外表却作出一副“出游从容”的样子。正如小孩子有时也会装出疼痛的样子，以博取大人的同情与爱护。影视里的演员表演疼痛，也是同样的情形。对于私人感觉，他人无法进行确定的判断。
私人感觉难以直接判断的难点在于，私人感觉的对象在内心之中，而不在外境。如果我们讨论的对象在外境，比如“这朵花是红色的”，别人听了这句话，只要去看看那朵花，看是不是红色的，就可以进行判断。当讨论的对象在内心之中，比如“我疼”，“我快乐”，“我知道这朵花是红色的”（注意与上句不同），这些都是本人对自己内心对象的言说，他人无法直接观察判断你的“疼”、“快乐”和“知道”。以佛学来看，我们知识有六个来源：“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可以识别“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前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一般是外境，讨论这五境对象时，他人可以判断。最后一境“法”境则在内心中，本人可以进行判断和言说，外人却无法直接进行判断。

3、“本质直观”是一种私人感觉
实在论者倾向于相信个别之后有一般，唯名论者倾向于相信语词是约定的其背后没有一般的对象。一个理论往往有实在论的一面，也有唯名论的一面。简单地给一个理论带上“实在论”或者“唯名论”似乎不妥。或许，我们可以在“实在”这个度上来给理论排序，说一个理论相对另一个理论更“实在”当且仅当这个理论更倾向“实在论”。现象学相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说是更“不实在”的；现象学相对于佛教唯识学来说，又可以说是更“实在”的。每个理论“实在”度的不同，往往在于理论提出者私人感觉的不同。以下以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为例。
胡塞尔认为，从具体的红色中，可以本质直观到一般的红。他的“本质直观”来源于对自己内心认识方法的反思。这也正是私人感觉，讨论对象处于内心之中，每个人只能问自己是否可以“本质直观”。有些人感觉有，就接受“本质直观”。有些人感觉没有，就否定“本质直观”。这两类人原则上也没有辩论的必要，他们观点的分歧，在于他们拥有各自的私人感觉，都无法通过分析说理的方式说服对方。每个人只能求诸于己，通过对自己内心认识活动的反思，来澄清自己是否接受“本质直观”。

4、越侧重私人感觉的理论越不好检验
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外部世界，很少涉及私人感觉，因此科学理论容易检验，就像“这朵花是红色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检验判断并接受这句话。因此，科学具有公众性。
宗教领域则侧重私人感觉，宗教告诉我们如此如此消恶向善，可以获得心灵的平静。这种心灵的平静，他人是不好检验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宗教更是私人的。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唯名论（Nominalism）与唯实论（Realism），通常是指西方在公元十一、二世纪「共相问题」（TheProblemofUniversal）的两支对诤学说。但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两个名词使用得相当松泛，譬如：当它们用来指称十七世纪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者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论与士林哲学时，意涵就有不同。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是何种形态的唯名论或唯实论，在基本立场上，它们仍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很明显地是继十一、二世纪的唯名与唯实之争发展出来的。

共相问题，也就提普遍概念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问题，或者，抽象观念与感觉个物的关系系究竟如何的问题。它的发生背景极为复杂，最早可溯源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理型的主张，但直接的导火线则是缘于波斐立（Porphry，二三二～三○四）在Isagoge，即「亚里士多德范畴论之导言」一书里，提出了有关「类」与「种」的本质问题，诸如：它们是存在于吾人心灵中，抑或事物之中？它们与感觉经验的内容分离存在，抑或存在于感觉内容里？－却未加以解决所致。

柏拉图的理型说认为感官所对的经验世界流变无常，只有理念才是真实无妄的，而一切经验中的个别物，均因分享了理念的真实才能以不完全的方式存在。但是，柏拉图的这种主张，明显地与常识相悖。因此，亚里士多德修正师说，认为经验中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吾人心中的共相是理智抽象的产品，虽然具有知识上的客观性，却以个体事物为基础，不能离个体事物独立存在。结果，柏拉图的学说成为中世纪唯实论的滥觞，而亚里士多德「共相不离个物」的主张，则鼓舞了唯名论的立场。当波其武（Boethius，四八○～五二五）将波斐立之Isagoge译介为拉丁文，在初期士林哲学专务逻辑学的探讨风气下，终于演为两种极端对立的学说，聚讼不决，相持不下，一直到今天，仍然成为许多哲学家主要关怀的问题之一。

唯实论，在共相之争的阶段中，由于受到教会立场的支持，较占优势。严格论之，它应区分为过激的实在论（ExaggeratedRealism）与温和的实在论（ModerateRealism）两种，前者与唯名论对立，而后者则是批判唯名与唯实之争的调和立场。过激的实在论，以安瑟伦为代表，主张种与类能独立存在，具有比个体更高的实在性，是天主创造万有的模型，而为人类心灵所能认知者。由于这种主张屡受唯名论攻击，后经阿贝拉（Abelard，公元一○七九～一一四二年）批判修正，认为共相乃人类理智经抽象作用才从个体中把握到的本质，虽然并非主观虚构，但却以个别具体的事物为基础，同时也不能穷尽个别实体的全部内涵。阿贝拉这种主张较符亚里士多德原义，后为多玛斯继承，成为士林哲学知识论的基本立场，一直秉持到今日的新士林哲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