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指的是唐朝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主的“牛党”和李德裕、郑覃等为主的“李党”相互间连续近四十年的朋党之争。这一场长期持续的党争造成唐王朝的政局更加错乱，进而加快了唐朝迈向亡国。

唐宪宗元和3年春，朝中举办贤良方正科测试。那时已获取进士名利的牛僧孺、李宗闵一起进京赴考。牛、李二人在自身的策论文中斥责朝廷积弊，见解迎头痛击，一针见血。

宪宗皇帝和评委们在看了二人的策论文后都特别喜欢，觉得二人的水准基本可以纳入甲级。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万万想不到，他们的内容却惹恼了当朝丞相李吉甫。原因非常简单，牛、李二人强调了众多时事政治上的缺乏，可朝中上的事全是由丞相主理的，这在李吉甫来看不就等同于在骂他这个丞相无所作为，工作不合格吗，何况唐宪宗还认同了这样的批判，等同于变着法子打了李吉甫的脸，这使他这个大丞相的脸往哪里搁，之后还如何开展工作。

李吉甫马上找唐宪宗讨公道。那时唐宪宗刚称帝不久，朝中很多事情还需依靠李吉甫来解决，犯不着为两个读书人而搞僵与丞相的关系。考虑周全后，唐宪宗传旨将牛僧孺、李宗闵纳入朝中的黑名单，不予以聘用。

在此后较长一段时期里，牛僧孺、李宗闵奔走各个地区，给一些藩镇节度使担任幕僚维持生计。直到元和7年，李吉甫病故，牛、李二人才从黑名单中解除出来，获取朝中的使用。

牛僧孺、李宗闵全是有真正才能的人，所以当头顶的紧箍咒被解除后，二人一路青云直上，仅仅几年的时间就进到朝中中枢，看样子入相也是为期不远的事。

眼看着牛僧孺、李宗闵步步高升，李吉甫的儿子、当时任职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不安了。他不停找时机给牛、李二人出难题，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宗闵被他捉住了一个把柄，最后贬为剑州刺史。

在历代史书当中，藩镇、宦官、朋党一直被当作唐朝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三大表现，唐文宗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似乎在唐朝后期，朝廷上的朋党之争比藩镇割据还要难以治理。在晚唐阶段，牛党和李党一直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一派掌权就会疯狂的打压另一派，而另一派一旦起来，又会排斥原来的掌权一派。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朋党之争根本无所谓什么是非曲直。

一直以来牛党比较重视科举考试，李党则比较看重门第，可以说牛党代表的是高宗后期通过科举考试而进用的新兴阶级；而李党代表的则是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氏族。在公元821年，当时的李党中人礼部侍郎钱徽负责科举，很多人知道消息后都来找他托人情，想让钱徽录用他们的子弟，而钱徽也是来者不惧，大量的录用了当朝公卿家的孩子。

这件事引起了很多考生的不满，朝中也有很多大臣纷纷站出来弹劾钱徽，最后朝廷只能让白居易、王起等人对入选者进行了复试，这一下之前那些入选的公卿子弟立马露了馅，纷纷落选。李派的这种做法赢得了天下寒门学子的认可，后来李德裕被贬到海南崖州的时候，有两句诗在学子中广为流传，说的是“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难忘李崖州”，可见在底层人民的心目中李派的行为要好于牛派。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党派之争之所以会愈演愈烈，主要是在人才选拔方式上的认知不同，所以说在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是当时那一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它不是单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原则分歧。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党争都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不管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皇帝，在他的统治之下，朝廷之内出现党争的情况都会有很多，但是最著名的还是在明朝末年出现的，以东林党为代表的众多党派之间相互斗争。

为什么明朝末年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党派呢，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明朝末年，明朝的皇帝往往不理朝政导致朝政荒废，而众多的大臣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拉帮结派，他们或者以地域为帮派，或者是以某个人为中心拉帮结派，总之每一个党派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为排斥其他的党派。

明朝末年，众多党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已经严肃到了，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行，就比如在选拔官员的这一个事情上，主审官是哪一个党派的人，他就会让自己党派的人全部通过，而其他打牌的人则全部淘汰，这样的话对于选拔优秀官员，肯定是不利的，会导致很多鱼龙混杂的人都能够进入朝廷。

而众多党派，其中出现，还是在明朝万历的时候，因为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导致朝政荒废，而国家大事就交由朝廷中的那些大臣自己决定了，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皇帝监督的大臣往往就开始往自己的腰包里面收揽利益了，国家自然就会变得衰弱。

正是由于明朝末年的党派之争，导致明朝的国历一年不如一年，最终明朝的灭亡也基本可以说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一点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党争带来了帝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祐更化”。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意思是说，君子不结党，小人才结党。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这正是法家韩非子所提倡的君主驭下之术。

宋真宗时期，四川人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说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说，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被寇准看不起的四川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斗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在宋太祖一代，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一代，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关系，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订同年之谊。新科进士们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到现在，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