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黄金是天生的货币一样，关中天生就是首都的命。西周、秦、西汉、北周、隋、唐等，都定都于关中。定都于洛阳的东汉，末年又短暂的迁都长安。宋太祖欲迁都时惦记着长安，明太祖也派太子到长安考察以备迁都。

也难怪皇帝们惦记着关中、长安。关中地区有富饶的800里秦川，四周又有险峻的地形可守，是真正的“帝王之资”。另外，自古秦人耐苦战，关中人尚武善战，关中大军先后有5次出关统一天下。

商朝时期，关中地区的周人东出，灭商建立了周朝。

周朝时期，关中地区的着黑衣的秦军东出灭掉了六国。

秦朝时期，刘邦带着关中地区的汉朝大军东出，再次统一了天下。

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关陇集团集结大军，逐步统一天下，建立隋朝。

隋末，关陇集团的李氏家族在关中建立唐朝，并从这里出发，先横扫华夏诸侯，然后出塞扫平周边的国家。

如此富饶、安全，又有强军的关中，自然是皇帝们的至爱首选。然而从宋代开始，关中地区的“王气”似乎用尽了。再也没有一个朝代愿意建都关中，这是为什么呢？

一，粮食产量粮食产量不足，是关中地区的天然短板。

关中地区虽然号称东西800里秦川，但是很狭窄，总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仅凭关中的粮食产量，是不足以供给首都所需的。

关中地区的粮食，在满足关中人民的需求后，剩余也不是很多。用来养活首都的人口，是有所欠缺的。

二，关中地区的气候变迁，使得粮食产量逐渐下降。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温暖湿润，甚至比现在的江南还要高温多雨。例如，河南省以盛产大象闻名，所以才被称作“豫”的。与河南同纬度的关中地区，也同样的温暖湿润。

《史记·货殖列传》载：“渭川千亩竹”，也是产柑橘的。

据竺可桢考证，关中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一直保持到在西汉前期。从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开始出现持久的大幅度降温。

汉武帝以前，只在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44年出现过“大雨雪”的记录。32年只有两次雪的记录，还是“雨雪”、是混着雨下的。然而到公元前115年、公元前114年，连出现了大雪的记录，可见降温的幅度是很大的。

降温与干旱似乎是孪生兄弟，关中地区的降水量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干旱。史载：“王莽以来，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

如此灾情，粮食产量的下降是必然的。没粮食，皇帝是很难做得。于是，汉光武帝刘秀定都于关中地区之外的洛阳，并延缓了对西域的经营。

之后的曹魏定都于关中地区之外的许昌，晋朝定都于洛阳。

这次降温与干旱持续了很久，导致频繁的旱灾与冻灾。到晋朝时期，自晋武帝以后“无年不旱。”

三，关中地区的粮食不足，导致隋朝漕运的兴起，大运河的修建。

隋朝统一后，随着所辖面积和人口的增长，长安的官员、军队数量剧增。对漠北、西域的战争一直都在持续，军粮自然要从关中地区带足军粮。关中地区那3.6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产出的粮食根本就不够。粮食问题，开始成为皇帝的头号难题。

隋朝时期，首都地区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关东粮食，是通过漕运运入的。为此，隋文帝修建了广通渠，设立了许多仓库。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修建了大运河，确保粮食源源不断输入。

四，粮食问题，导致唐朝的政治中心从长安逐渐向洛阳倾斜。关中地区的“王气”，开始东渐。

隋朝开始，关中地区出现了气温回升和降雨量的增多。粮食产量自然有所增加，但粮食产量仍然不够。

唐朝的疆域在隋朝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除了本土的人、域外的胡人也大量涌入长安。长安的人口剧增，达到了一百多万。唐太宗李世民在享受“天可汗”的尊荣时，也得想办法喂饱长安的一百多万张嘴。

长安的一百多万人，衣食住行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数量是庞大的。从洛阳到长安的漕运是有限度的，陆运效率低下成本又太高。

李世民只好想办法把长安人口分流到洛阳，让洛阳承担一部分首都的功能。但是考虑到洛阳无险可守，只好实行“双都制”。

李世民于627下令，把隋朝在洛阳的宫殿改为洛阳宫，并在洛阳办公、居住了2年之久。

657年，唐高宗李治正式把洛阳定位东都。

五，北宋朝时期，关中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经济重心的东移。

宋朝建立后，定都河南的开封。宋太祖赵匡胤觉得，开封四周的地形全是平原，无险可守，赵匡胤提出，迁都到长安或者是洛阳。因为朝堂诸位大臣的反对，只好作罢。

那么，宋朝的朝堂上为什么反对迁都呢？因为当时北方地区严重干旱和环境恶化，关中地区尤为严重。

关中地区和北方其它的地区一样，在隋唐时期，气候朝温暖湿润转变，到唐朝晚期，再次开始了降温、干旱的周期。而关中地区除了干旱、降温的气候干扰，还有人为的环境破坏。

关中地区在商鞅时期开始大开发，环境一直处在超负荷状态。以植被为例，到唐朝已经破坏殆尽。

唐朝时期，长安的人口超百万，所需燃料很多。那时候，燃料就是木柴。长安的一百多万人口，长安以外广大的的关中人民，都是要生火做饭的。所需木柴的数量，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而除了做饭所用的木柴，铁匠铺里用的燃料是木炭。关中地区的铁器制作，需要的木炭也是天文数字。另外，官员、富人家里用的燃料，也是木炭。而木炭是用木柴烧制的木柴，需要浪费更多的树木。

在唐朝，伐薪烧炭是个庞大的产业，从业者甚众。所以，才有了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

如此巨大的消耗，关中地区的林木、甚至野生的蒿草，都被采伐一空。唐朝晚期，政府不得不对木炭采取配给制。官员每天2斤木炭，外国来华人员不得超过3斤。

到北宋，关中地区的植被已经惨不忍睹了。李世民的昭陵，树木也被砍掉做了木柴。宋朝皇帝专门下圣旨，禁止采伐昭陵的树木，可是无济于事。

连柴都供给不起，粮食产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此的关中，如何能做首都。

六，朱元璋迁都打算~~~关中最后的希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都现在的南京。南京富饶、险峻，却偏居一隅，不便于统筹全国事务，做首都是有欠缺的。朱元璋动了迁都长安的打算，派太子朱标前去考察。

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前去关中做考察。考察人员的规格如此之高，可见朱元璋对迁都长安，心中很可能已经有了决议。派太子考察只是象征性的，只为堵住朝臣的反对而已。

想必朱标出行前，朱元璋已经对关中地区做过功课了。朱元璋看好关中的具体依据，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关中地区经过金国、蒙古人的荼毒，人口稀少，环境又恢复了吧！

可惜的是，朱标第二年就死了，死在了考察的途中。朱标死后，他的考察资料被送到南京。

朱棣受到丧子之痛的打击，再也没有心思迁都，一心为孙子消除隐患，杀功臣去了。

朱元璋的孙子继位后，北京的朱棣南下夺了江山，把首都迁到北京去了。

清朝入关后，要依托满洲老家才能安心，到汉人的腹地为首都是不可能的 。

民国、已及后来的新中国，要依靠大海发展经济。首都只能在离海很近的地方，关中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中原王朝传统的疆域版图观念在北宋之后被彻底打破，而这种观念的转变又付出了血的代价。换言之，宋之后都城北移并不是什么自然环境因素作用，而是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完成入主中原的梦想，地缘政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所致。

至西周以来，中原王朝的王畿中心总在陕西和河南两地不停地迁憩。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北方横亘的万里长城就是一条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长城以北地区，中原王朝其实并不感兴趣，那里不适宜耕种，是“春风不度”的冷寒贪脊之地，而长城以南的关键部位有两处，古人称是中原王朝的左右肩臂。一是河西走廊，二是燕云十六州。汉武帝夺得河西走廊后，称这是“斩匈奴之右臂，张中国之肩腋”之举，不仅把匈奴人赶出漠北，而且意外打通了西域的孔道。

通常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如果从河西走廊撕开缺口，定都于关中的王庭就会吃紧，一般选择东出到夏启的老根据洛阳。而如果燕云十六州易手，中原王朝就会感觉北面门户大开，危急时总选择越过长江到江南偏安。千百年来，中原王朝由西到东，再由北到南的不停的迁都成了北方草原民族强弱的清雨表。典型的例子如平王东迁，东西汉，衣冠南渡。正统王朝的都城范围始终未脱离两河流域。换言之，中原王朝的传统视野始终未能越过始皇修的北长城。直到大宋之后。

北宋的先天不足是胎里带来的，中原王朝最不能丢的左右肩臂全不在它手里，河西被西夏占着，燕云十六州被石敬塘卖主求荣割让给契丹。而黄袍加身的赵皇帝很怕军人再来个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相当于自废武功，军事上终其一朝“强干弱支，守内虚外”。硬撑了百十年，终在金人的强压下，中原尽失。北宋灭亡后，南宋的地盘也就标准的秦岭淮河之南的半壁江山。

中原王朝都城于两河流域的现状自宋之后被打破，如题所指，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宋之后有两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元的领地达到极限，关键是长城防线已不是防线，既不是中原人的北界，也不是草原民族的南限，而燕京这个在中原王朝眼中“一墙之外，逼近大虏”的地方，在元朝成了“南通江淮，北连溯漠”的中心。原因很简单，疆域扩大，都城北移是一般常识，试想，如果元继续选择陕西或河南作为都城，后来的元顺帝可能连老家也回不去。而明朝选择燕京作为都城，也算是中原王朝第一次把视线越过长城看世界，但这种突破仍然是有限的，“天子守国门”大明还是把燕京作为国门而不是中心。而再后来的大清本来他们的老家就在东北，选择燕京作为都城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问题的时间结点卡在宋朝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将中国历史作一个整体来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北宋以前，中国都城就呈现从关中向关东转移的趋向（长安-洛阳-开封），最终在黄巢之乱后完全确定了开封的历史地位。

中国都城的东渐是古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转折是由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及民族等因素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同时也深含着地理的、历史的诱因。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既是关中地区经济衰落和全国经济重心转移的结果,又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军事中心的转移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在经济重心的吸引和运河的牵引等因素的作用下,都城由长安回归中原，横跨汴河之上、坐待漕运之利的水陆交通枢纽———汴梁最终因其优越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条件而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五代和北宋的主要都城。

简单的说就是长安、洛阳（即传统的黄河经济带）已经不能符合都城的选择了，直接原因是战乱多次将长安、洛阳焚毁，长安、洛阳（尤其是长安）所在的地区的经济实力已经完全无法再创造出一个都城规模的城市了。

简单的说就是两座城市附近的树木、山石已经在千年的都城建设中消耗殆尽，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降水量减少、土地肥力下降一系列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了。在唐朝从武则天以后，洛阳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都城选择（更靠近运河），但唐末的战乱中这座城市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个人认为北宋以后的都城选择呈现更多的偶然性，如南宋建都临安、元朝建都大都、明朝建都南京（后迁都北京）。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北宋以后的都城选择都基本在运河一线，开封位于运河的中枢位置，南京位于运河南端，北京则位于运河北端，大体呈现“<”型变动。这就表明都城严重依赖东线经济的支持（特别是江淮经济）。

为什么说北宋以后的都城选择呈现更多的偶然性呢？

南宋自是不须赘述。元朝需要将都城设在草原与农耕的交界区域，而北京正是金朝的中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城市建设，因此北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元朝的都城。

明朝从南京发轫统一全国，在明初朱元璋曾想迁都西安、开封、凤阳，但都没有实现，开封还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朱棣靖难了，机缘巧合把都城又迁到了北京，清朝入关也就延续了这一建都传统。

另，北京的建都与防御游牧民族有极大的关系，但开封也未尝不可，个人认为开封除了地上悬河的不利条件外，其他条件要好于北京，靖难之役改变的更多的是国家的高层设计。

首先，先驳斥下那位说河南风水不好的，河洛王土听说过吗？中龙脉听说过吗？无知还要秀智商吗？！

北宋之后，大致有以下几个朝代，金，南宋，元，明，清。

先讲金，金起于北方，最早定都上京会宁府，就是哈尔滨，他们老家。后来，由于离中原太远，无力控制，且不利于其汉化进程，所以1152年，金海陵王迁都北京，有利于对华北控制，也便于连接东北，加上北京以前是大辽南京，所以金征集民夫，依旧汴京营造燕京。但好景不长，北方蒙古人的兴起使北京变的不在安全。金于1214年迁都南京(今开封)，以求远离战火。可惜，这只是延缓了兵锋。

汴梁城

南宋，南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来，南宋后来一直在流亡，直到宋金议和，南宋与金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宋于建炎三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行都，称“东都”。又于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今杭州市）作为“行在”，这是南宋的第二个都城。绍兴八年正式定临安为行都，建康改为留都。南宋定都原因就是看中杭州的经济优势，位于重要产粮区，当然还有利用长江天险的原因。它不定河南很好解释，没那本事，南宋抗金最喜欢提就是收复旧都，如岳飞，一直希望还都洛阳汴京，可惜不行。

元代，开始起自草原，故都是草原上的和林。忽必烈定都北京，和金相似，北可控草原，南可控中原，所以世祖积极建设北京。还修元大运河，发展海运，为北京收天下税赋提供可能。也正是因为河运改道和衰落，河南不复荣光。

明先立都南京，因为老巢于此。成祖定于北京，也有回大本营的意思。

清与元相似，北京北控草原，东接东北故土，南制中原，有运河海运联通，利于控天下。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宋后不在河南建都有两点，第一点是中部地区建都无法控制北方草原和东北，不适应以北方为主要敌人的情况。二是河运改道，不利于控制天下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