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若是在明朝没灭亡的情况下还会入侵吗，明朝能抵御吗?简单说来，明朝作为我国众多封建王朝之一，很普通，所以自然逃不过封建王朝的诅...
列强若是在明朝没灭亡的情况下还会入侵吗，明朝能抵御吗?
简单说来，明朝作为我国众多封建王朝之一，很普通，所以自然逃不过封建王朝的诅咒，比如：王朝难寿300年！
关于这个王朝寿命的问题，静夜史在先前的文章中有所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
一是土地兼并的速度；
二是气候的周期性变化；
三是官僚阶层的腐化程度！
我们一个个说：
1、土地兼并
在我国封建王朝中，只要两个对立阶级，即农民和地主。在王朝建立之后，地主阶级就会逐渐加快土地兼并的速度，一般而言，到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无路可走时，他们就会选择揭竿而起，对地主阶级进行清算！
而作为地主阶级，想要维系自己的万世富贵，就必须要不断对土地进行兼并，所以他们和农民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一般而言，他们的土地兼并周期，大致为300年左右。
2、气候的周期性变化
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推手，就是气候小冰期。
小冰期到来时，北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就会遭遇灭顶之灾，在他们生活难以为继时，就会组团到南部的中原王朝去抢劫，而一旦运气好，他们还可以建立封建王朝，实现从乌鸦到凤凰的蜕变。
在历史上，这样的小冰期出现过很多次，而每一次的小冰期，都会导致少数民族的入侵程度加重，比如战国时期、秦汉之际、魏晋南北朝、两宋时期、明朝后期等。
因为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因此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也就呈现周期性变化。这样的周期，大致也是300年！
3、官僚阶层的腐化
古代官僚阶层之所以腐化特别严重，是因为没有监督！虽然从汉朝开始就有了监察制度，但是真正能够对官员起到约束作用的，还真的不多，这就导致官员贪腐成为常态。
在清朝，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形容的就是清朝官场的现象！
从每一朝的官员腐败程度，到下一个朝代的官员洗牌，经历的周期也是300年左右。
抛去中间造反到最后重新归于一统的时间，封建王朝的时间很难超过300年！
所以明朝未亡，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假设明朝没有经历过一系列亡国事件，成功撑了过来，并打破了“王朝难寿300年的诅咒”，那明朝能够抵挡列强的入侵吗？静夜史认为不能！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明朝只能越来越弱
假如明朝未亡，打破300年魔咒活了下来，这样的明朝真的能够打败列强入侵吗？
很多人认为没问题，理由是明朝在末期曾经经历过几次和列强的交锋，比如明葡西草湾之战、明英虎门之战，以及明荷料罗湾海战等，明朝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真的是这样的吗？静夜史认为不是，已料罗湾海战为例，明朝虽然击败了荷兰殖民者，却承认了荷兰在宝岛的合法性，并且因为要火烧荷兰战船，郑芝龙将几乎所有的明朝水师船只都当做了火船，其结果就是，明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海上力量却几乎片甲不留，不得不仰仗郑芝龙的鼻息。
这叫什么胜利呢？
料罗湾海战，是军阀郑芝龙和荷兰殖民者的较量，明朝水师只是个配角的角色。这充分说明，此时的明朝军队造就不堪重用，所以才不得不仰仗军阀进行交战！
明朝从嘉靖年间开始，军户制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这导致了明末出现了多个军阀！对此明朝无能为力。
所以明朝即使不亡，实力也会越来越弱小，这样的情况下，打败西方殖民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可避免
很多人说起清朝的割地赔款无不是咬牙切齿，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清朝的失败不光是不努力打仗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封建制度不可避免的落后性质！
而这种落后，是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开始的，作为一个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商人天然厌恶，这影响到其后的国策中，这就是“重农抑商”。重农抑商将商人的生存空间大大压缩，最终导致商人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农民和地主之外的阶级。
朱元璋还厉行“重文轻武”，这让明朝陷入巨大危机之中，士大夫当国，武将地位低下，自然没有让武将有好果子吃！所以明朝疆域不断缩水！
广阔疆域是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的保证，而明朝的余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另外，朱元璋还借助胡惟庸案，撤销了丞相职位，这对明朝的政体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明朝又在大一统的局面下找到了新的政治平衡。
正是因为大一统程度的空前加强，我国从明朝开始，封建制度逐渐发展迟滞，走向下坡路！
鸦片战争之所以会输，除了技术的优势，更多的是制度的优势，比如我们在衰落西方却在崛起。这是需要作出深刻变革的，比如改朝换代！
所以概况起来就是，明朝即使不亡，也绝对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
汉王朝历史，会被蒙古和后金颠覆是因为实力不够吗？
数千年来，尤其是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华夏以来，兵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除了从一开始就是上层贵族的游戏，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学说后，兵家在古代社会的闪光点就更加凤毛麟角。
所以，数千年来，尤其是“春秋无义战”将贵族阶层几乎扫荡殆尽后，平民阶层始终与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绝缘。加上统治者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坚定不移地始终推行“愚民”政策，这使得大部分身为文盲的他们不可能用先进的军事思想武装头脑，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目标。
当然，资深兵法和人民群众的“不来电”，绝不是中原汉家王朝先后败给蒙古帝国和清朝的根本原因。中原王朝抗蒙战争和抗清战争的失败，在静夜史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中央集权导致的“重文轻武”；
二是文明扩张导致的“边缘汉化”。
虽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无论人口还是富裕程度都远强于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
而之所以出现如此迥异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地理条件的大相径庭。由于纬度、降水量以及海拔高度等条件的差异，长城以南基本是农耕文明形态，以北则是游牧或渔猎的状态。
由于生存环境的巨大区别，尤其是“逐水草而居”和“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虽然中原地区人口多，经济发达，却不得不在游牧民族的机动袭扰中疲于奔命，于是才有了恢宏壮丽的万里长城。
而且，正因为少数民族经济条件落后，所以他们相比于农耕文明更输得起，所谓“光脚不怕穿鞋”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更尴尬的是，数千年来，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多数时间强于中原。这不仅仅是因为逐水草而居的机动、北方少数民族体格健壮、骑兵相比于步兵的碾压态势等，更因为他们在冶炼技术、战争素质等方面更加突出，毕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更善于拼杀，而且战斗频率远高于中原。
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实在太小，所以他们在多数时期也只能袭扰长城边境，和中原地区形成势均力敌的相持态势。
但中原王朝的“作死”破坏了这种平衡。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为巩固皇权进行了一系列集权的尝试，因为选择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模式，因此打压武将自然是常规操作。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以“杯酒释兵权”大大巩固了皇权，在打压武将的同时，北宋科举大大增加科举录取人数，并最终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氛围。
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氛围下，以舞文弄墨为荣的中原人战斗力可想而知。
所以也就是从宋朝以后，中原王朝出现了惨烈的断层，而在之前少数民族政权最鼎盛也不过是北魏过北周。
而北魏和元清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有着深刻的传承关系，那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
随着中原王朝废寝忘食的集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无年不战的唐朝，几乎将盛唐精神传向了周边各个角落。而随着天朝气象一起传播的，是中原王朝的先进文明。
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你来我往的拼杀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不断向周边扩散，尤其是唐朝的包罗万象，终于让少数民族的文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于是从唐朝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不再通过进入长城以内才能汉化的方式，而是在长城之外就走完程序了，也就是封建化进程。
所以，在1276年蒙古帝国消灭南宋之前，早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汉化；在1644年清朝入关之前，早已在东北完成了封建化。
从金朝百年而终的情况来看，汉化是迅速腐化的重要推手，但对于习惯了“游击”的少数民族而言，无论是嫡长子继承制还是皇帝称号在少数民族王朝前期都是一种更上一层楼的必然之举。
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所谓的“汉化”，建立了和中原王朝并肩的政治体制，才具备所谓的争夺正统的资格。
虽然人民群众虽然是推动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但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决定历史进程的多半是地主士绅阶层。而在一个不崇尚政教合一的国家，“正统”是所有地主士绅阶层趋之若鹜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具备了争夺正统的资格并成功夺取所谓的正统，就能收获天下地主士绅阶层的衷心拥护。某种程度上说，无论元朝还是清朝，都是通过大量投诚的汉人地主士绅阶层才夺取了天下。
因此，虽说兵法源于人的经验和实践的融合和发扬，但决定中原王朝战斗力的，终归还是人，也就是地主士绅阶层的向背。而正统的所谓转移，基本都取决于统治者是否顺应天道，也就是是否暴虐昏聩。
所以，兵法终归是少数武人的奇技，不会成为全民的共识
中国文化中有哪些不强调等级和权力的差异？
士农工商依次排序
从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职业的划分，也就是士农工商。士是最高级的，当然，那是统治阶层一伙的，靠吃公粮生存的。这个“士”不是唐宋之后的“士大夫”的“士”，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士”是战士的“士”，也是最基层的官员。这个身份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罗马公民和后来的骑士阶层，更接近于罗马公民。也可以用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的地位来理解。因为日本社会发展慢，所以，他的武士阶层存在更长时间，这些都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结构。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行政官员的概念是比较模糊，没有后来帝制时代那么清楚，基本上可以将“卿”理解为当时的官。这是低等级的贵族，而不是职业。包括天子、国君（诸侯）、卿（大夫）大概三个层级，这三个层级是贵族，不划入职业的行列。因为贵族是世袭的，不是谋生而为的，不是职业。所以，以职业进行底层人民的分类，就剩下士农工商。
农就是农民，这个就不说，延续了几千年，都是社会的主体，起义造反都要说成是农民起义，可见这个群体有多大，有多重要。
工是工匠的意思，在古代其实就是那些为贵族阶层制作衣服、陶器、青铜器、战车、攻城器械、建筑等半奴隶状态的人。很可能都是从奴隶发展而来的，因为与贵族联系较为紧密，有点像家中仆人，相处久了像家人，从而地位比商人高。古代只有简单的工艺和器具，所以作为工匠的人数不会太多，技术也不会太复杂。最复杂就是制作青铜器及筑城的工匠。如青铜器的制作工匠，他们虽然会在青铜器上刻字，但很有可能他们是不认识字的，是不理解字的。特别是在周朝时期，这是高科技，是最高权威和文化的象征。应该只是掌握在天子及其三公六卿手上的核武器，连诸侯都不掌握秘密。 因为商周时期，天子是靠在祭祀祭天等特殊日子铸一些有文字符号的鼎，然后将鼎赐给各分封诸侯的方式表示权威和臣属关系的。诸侯是不可以铸鼎的，那时非礼。所以，正常来说，诸侯是不拥有这种技术的，或者不认识文字，或者不懂铸鼎技术或刻文字的技术。所以，工匠数量不多，而且地位也不高。
最后说到商人，本身“商”字在周朝来说，就可能是有原来的“殷商族人”的意思。周取商而代之后，从政治上来说，原来的殷商人就是要打压、控制、防范的，具有政治黑点的人群。是潜在的最大对手和安全隐患，将他们的政治地位降至最低，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周人将原来的商族人全部驱逐出原来定居的富裕之地，并禁止在同一块土地上聚集和耕种。一部分合作者被封在宋国，成为殷商后代；另一部分反对者，估计就是被驱逐并发展成经商人。就像犹太人被驱逐出约旦河西岸、驱逐出耶路撒冷城，永远不得返回一样。没有了政治地位和定居地点，只能到处流浪。
在农耕社会，没有定居点，没有土地，可能连奴隶也不如，自然自然就低下。 在打压的情况下，殷商族人只能从事最辛苦、最危险、最没有保障的工作用于谋生，那就是贩卖商品。在那种近似于原始社会的时代，平民只能谋得温饱。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鸡犬之声相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没有什么商品的需求。对商品有需求的是那些贵族，而贵族是家里自己养着工匠的，没有多余的出售，也没有需要购买。所以那时的商人并没有像近现代的商人那样，能够容易成为富裕的人。几十年前那种走乡串户的货郎，就是最基本的商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比古代的商人并没有改善多少。 在那种走乡串户的过程中，安全是最大的问题。道路是没有的，有的是原始森林和野兽、盗匪和异族野人。离开城市或村落，就只能听天由命，希望不要遇上什么危险。但危险是不会走远的，特别是长途贩运的商人。可以再将时间拉近一点，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通过马匹骆驼贩卖商品，途中所遇的危险有多少？自然灾害，如暴雨、山洪、炎热、迷路、缺水缺粮、盗匪、风暴、沙尘暴、野兽等等，无数的危险，能或者回来就是成功者，是不是挣钱了反而是其次。离开陆路，看看水路，海商的危险性也不比陆商低啊，想想茫茫大海，没有卫星导航，东南西北完全靠经验区分，达到目的地是要一定的运气的。风暴和海盗、迷航，是最大的风险。多少人一出海就不知归期，甚至葬身鱼腹。然后再想想，周朝、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根本无法到岭南，不肯过江南，可见当时的环境之恶劣。甚至可以说，晚上一旦离开城池或村庄，基本等于死路一条。一个商人面临的风险是农民和工匠的无数倍，但从这点就会被世人鄙视，就会被社会降级为最低等级的职业，因为实在太危险了。 靠双腿走路的时代，一外出就是一年两年，是生离死别，能回来的是万幸。常年离家在外，回来后老婆改嫁、父母无常的事情恐怕是非常常见的。这种职业，怎么可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怎么可能成为高贵职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商人一有钱就会买土地，无论做什么生意，做多大的生意，最后都是要买地。因为有土地才有定居点，才有家，才不至于漂泊在外，才能摆脱悲惨的境地，成为有根的人，而不是“商人”。 第三方面，历史上长期的阶层斗争也是造成商人地位低下的原因。因为商人在唐宋以后，因为交通、道路和人口的发展，经商致富的成功率越来越高，很多人能够集聚其大量财富。这个阶层多人成为了影响社会和政治的新生力量，会对士大夫阶层产生严重的威胁。为此，士大夫们必须发起反击。于是，古代典籍的士农工商的排位成为士大夫们打压有钱阶层的工具，成为最佳的仇富理论。因为士大夫始终掌握着权力和舆论，商人无法翻身，最后走的是一条通过家族进行融合的道路。所以，古代大部分的士大夫家族，基本都是有人经商、有人读书，结合两方面的优势发展势力的。就算自己家无法产生商人或官员，也要通过联姻解决这个问题。 想象一下，一个贫穷的举人进士，无论是赶考、读书、买书、发展师生关系都需要钱，穷书生哪里有钱？找个商人地主的女儿呗，这样双赢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上流行了上千年。 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让一个好职业几千年来无法翻身，成为脚底泥。甚至在明朝初期，商人连丝绸都不能穿，这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商人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大了，只能通过大力打压，才能不让其翻身。那个修筑了三分之一南京城墙的商人沈万三可能就是个代表，最后还是被士大夫们弄死了。 所以，从当时商人出现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来看，商人在历史上地位低下，并不完全是儒家文化鄙视商人的原因，而是有政治的原因、社会环境的原因和职业本身的原因。也不完全是统治者怕商人到处活动而影响社会稳定，更多是以为职业本身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职业。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从事这个危险、成功率低的职业而已。
为何古代北方比较容易被当时的游牧民族统治？有什么深层原因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多少值得讨论的价值，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谁当皇帝管我什么事！所以北宋灭亡的时候，大批的段子手纷纷编排有关赵家人的段子，而且字里行间不仅充满了嘲讽，甚至还有一种复仇的快感。
说到这里你也可能就明白了，为何中国北方地区容易被少数民族统治，因为历史上不少少数民族，比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往往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契丹，境内各个民族按照本族的习惯法进行管理，根据加盟时间长短决定利益分配，所有民族共同尊奉契丹皇帝作为共主。所以，加盟契丹的燕云汉人只需要提供赋税以及兵员就可以了，而且相比于南方所谓的汉族王朝更为自由。因为不存在绝对的皇权来压制人身自由，同时相对于南朝契丹的赋税也不高，更何况契丹皇帝还把北宋每年上贡的岁币中的一部分用来抵消燕云汉人的田赋，你也可以理解为对燕云汉人减税。所以，燕云汉人往往不思南返，因为他们没有繁重的田赋以及官府严酷的压迫。与此同时，大量的汉人纷纷逃亡到契丹，接受契丹皇帝的编户齐民。所以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对燕云汉人以汉儿这种歧视性称呼。
所以，在北方汉人看来，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有时候是兄弟民族，而对南面所谓的汉族王朝没有多少认同感。这个现象实际上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在许多正统士大夫眼里，北方也就是河北一带的汉人和胡人无异。
至于元朝的汉军侯，早期这些军功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不仅可以享受封地内的经济产出，还有发行货币、建立私人武装的权力；同时在政治上享受蒙古贵族的待遇，也就是跟脚。虽然他们后来被收回了发行货币以及组建私人武装的权力，但是他们依然可以享受封地内全部的经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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