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百姓是十分愚昧的，并且当时清朝政府的公信力在百姓心里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所以百姓们对于戊戌六君子并不同情。

史上的戊戌六君子中最有名气的是谭嗣同，我们历史书中着重介绍过的人物，其余五位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以及康广仁。他们是先知先觉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最先进的人士。而普通百姓思想被禁锢，人们所能接触到的无非就是四书五经上的内容，并且也只能相信四书五经上的内容，所以清朝的百姓自然就变得比较愚昧，有此做法不足为奇。

当时虽然清政府摇摇欲坠，但是毕竟还没有完全落没，公信力在百姓心里影响还是很大的。清政府说戊戌六君子是乱臣，说他们要叛乱造反，要让山河动荡，百姓信了！他们下意识就认为戊戌六君子是坏人，所以政府处死坏人，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并向处死坏人的刽子手扔赏钱，自然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国内现状如此，百姓有此行为也是不足为奇。戊戌六君子基本都出国游学过，见识广，接触的事情过，而普通百姓终其一生只能生活在闭塞的清朝，听信清政府的号令，遵循清政府的政策，所以他们的思想并不能相同，互相无法理解。更有可能，在短暂的变法的那些日子了，由于政策中不合理的举措，损害了百姓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比较痛恨变法的人。

既然是叛逆，那当然应该杀头。

既然是叛逆被杀头，那他们当然要欢呼，不然让这几个叛逆弄乱了天下，他们不得一块跟着遭殃了？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悲哀。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嚷嚷着变法，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想过要获得底层百姓的支持，哪怕仅仅只是获得百姓的理解。

在康、梁等人的眼中，变法就该是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的事，他们甚至只想着说服光绪变法，连合肥李和南皮张等人伸过来的橄榄枝也高傲地推开了。

我们一直说百日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可是下到了哪里呢？别说下到底层老百姓了，他们的变法可能连京城都出不了。

所以，戊戌变法只能叫变法，不能叫做革命。

康、梁也通过讲学或者开学堂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变法理论，可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这些变法理论仅仅只是在有限的读书人当中流通。

百姓懂不懂呢？那当然不懂，因为不识字。

虽然儒家一直说有教无类，可真正让他们去教那些不识字的底层老百姓读书的话，他们有多少人会去？不仅不会去，还会鄙视，一帮泥腿子而已，教他们读书？吃饱了撑着！

所以，对于那些不识字的老百姓，康梁是不屑于去告诉他们何为变法，应该如何变法，变法了之后有何好处的。

既然连什么是变法，怎么变法，变法了之后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都不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支持康梁？这没有道理。

康梁等人认为没必要获取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不愿意向百姓解释，可是朝廷却会为了获取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将康梁等人推到所有人的对立面而向百姓解释，还会宣布他们犯了什么罪。

这么一来，康梁等人在百姓眼中那就是实打实的叛逆了，是想要弄乱天下、祸害百姓的罪人了。

如果康梁真是朝廷所说的叛逆，他们是要造反的，造反那肯定就要打仗，一旦打起仗来的话，谁受苦？

所以，百姓当然要支持朝廷而怨恨康梁这些有心想要破坏他们稳定生活的叛逆，去围观行刑的时候扔白菜都是轻的。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的时候，围观的百姓之所以纷纷叫好，除了他们确实不理解康梁等人的变法之外，说到底也是为了凑热闹和宣泄。

那个时代并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娱乐消遣的方式，白天苦哈哈地干活养家糊口，晚上又不舍得点灯，没事只能倒头就睡。

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他们总喜欢去凑热闹，尤其是到刑场围观行刑，对他们来说更是一大乐事，因为这样的事可不多见。

看到手起刀落的时候，心情是又激动又有点紧张害怕，叫一声“好”也能缓解缓解心中的那点紧张和害怕。

说实话去围观行刑的多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之下，所以精神处于高度压抑的状态，这时候能够去围观曾经在他们眼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被处死，多多少少也能缓解一下他们心中的怨气。

因为他们只是一群连小人物也算不上的普通人，逆来顺受惯了，根本找不到什么宣泄的方式，一般也不敢宣泄。

这时候喊一声“好”，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自我宣泄，看到自己眼中曾经的大人物被处死，他们会觉得很痛快。

这就是封建社会统治下的人们，精神上已经高度麻木了，人格和人性已经遭到了难以扭转的扭曲。

所以，我们才需要推翻封建社会，所以我们的先辈才会不顾牺牲地一个个往前冲，正是为了解救那些精神麻木的亲人和同胞。

满清的愚民而已，很正常。

满清之所以一败涂地，被列强两次攻陷首都，主要还是国内民众都是愚民。

愚民组成的国家，是没有什么能力抵御外辱的。

早在乾隆时期，英国大使游历满清后，就认为该国不堪一击。

他认为，西方各国在拼命教育本国公民，让他们有文化有素质，成为真正的人才，挖掘自己的潜能。

国家是人组成的，只有国民强了，国家才会强。

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其实建立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基础上。

相反，英国大使认为满清最大的努力，就是愚昧本国民众。民众被愚弄成冷血自私的文盲，不但没有文化且道德素质低下。

他们除了对朝廷随声附和以外，只是顾及自己的生计，其余一切不关心。

满清只需要这种人民，因为不会叛乱，不会惹麻烦，任由官吏欺压蹂躏。

然而，这些愚民也是满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从广州杀到天津，又从天津杀回广州，最后又到了南京。

这一路上，满清老百姓基本对洋人入侵熟视无睹，毫不关心谁胜谁负。

他们被教育为不要管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更好了，很多中国老百姓选择和洋人合作。英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中国苦力团，给钱让他们做后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洋人提供包括后勤物资在内的各种帮助，帮着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于对于所谓乱党，无论是最早的太平军、后来的维新派、革命党，民众态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还恨他们。

比如徐锡麟刺杀了满清官员，被判处死刑。然而，官员的亲兵却在行刑之前，对徐锡麟施以酷刑，据说砸碎了他的睾丸。

显然，官员被杀，并不管士兵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恨呢？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洋人打过来，老百姓不关心，甚至合作，那是因为洋人很强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乱党的实力弱小，又是朝廷宣传的破坏国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国家的变革，他们不知道变革以后国家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宁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饭吃。他们畏惧革命党、维新派变革以后，会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原因很简单，因为老百姓对康党的态度，一是恨，二是不熟跟着瞎起哄而已

“康党”是当时顽固派给予维新派的蔑称，由于思想作为上的分歧，顽固派对于维新派的态度很差，而维新派一不讨好顽固派，二不结交中立派，三不团结底层百姓，只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做事，才导致了轰轰烈烈地维新变法才一百天就夭折了。

至于为什么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场被杀，这本来是一件痛心的事，可当时在场的民众无一不叫好，甚至还有人给赏钱刽子手，认为六君子死得好呢？

我们来看看维新变法中，维新派得罪了多少人

除了顽固派之外，维新派得罪的人极多，变法的条例中有不少是急于改造民生，想着在外表上和列强比肩，至少门面功夫要做好。像“整顿街道”条文，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把北京城所有摊贩赶到西河沿，连正常做生意的店铺都不许挂招牌，违者打屁股。

要知道我国目前也在致力于清理城市仪容，也有过驱逐商贩的行动，结果呢？城管和商贩水火不容，轻的就毁坏公物，重的还出过人命案子。整顿城市不是不能做，但这需要时间，可维新派不切实际，想着把欧洲近百年、日本近三十年才成功的变法，最好是今天早上下令，晚上就完成的速度完成。

如此急躁的做法自然容易引起冲突，虽然在皇帝的支持下，商贩们不会明目张胆地说话，但对于“康党”是绝对不会有好印象的。

又比如废除八股科举制度，相当于断了没钱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寒门学子的仕途，连带把他们的基层纽带也给摧毁了，前途无望之下他们自然不会去支持“康党”；还有改寺院和庙宇为学校之举，使得数十万僧侣尼姑没了立身之地，他们无处可去又不得不离开要待一辈子的地方，“康党”在他们眼中和拿着皮鞭赶他们走的那些强盗没什么区别。

正如一个典吏所说：“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地要变法，我们的铁桶江山都要叫他搞坏了”，而和康梁走得比较近的张荫桓被捕，游街时百姓大喊：“看大奸臣”。仅仅是和康有为走得比较近的人，都被百姓打入“奸臣”一派，何况是六君子。

其实六君子中，康广仁是最冤的了，他没有做官，也没有插手变法事务，仅仅因为是康有为的弟弟而被杀，但即使这样，民众对其也毫无同情之心，把六君子斥为“乱臣贼子”，还有传“康有为进红丸毒害皇帝”的张冠李戴谣言，可见当时民智未开，接受不到新思想。

康梁等人也看不起底层势力，他们认为国家的强盛和这些贩夫走卒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没争取过民众的力量，而是大力发展欧式教育，和传教士在一起讨论变法，完全排除了那些“微如蝼蚁”，其威力却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的“贱民”。

所以康梁等人虽然是为了国家富强而呕心沥血，可脱离了民众，急于求成，最终导致民心尽失，几乎没有一个百姓认可维新变法，而是把他们当成是卖国求荣的狗贼，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京之时还流传着“康有为带兵报仇”的谣言。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当时也是普通百姓，也可能会拍手称快，因为戊戌变法的一些举措值得商榷，特别是伤害了普通市民的利益。

戊戌变法为模仿西方国家首都，准备拆除前门外商家，并禁止商贩在主干道上经营，导致许多人失去了生计

维新诸公之所以产生这种离奇的想法，因为他们听说国外首都非常庄严，特别是日本东京，街道宽阔，没有小商小贩，所以决心模仿。

这就没考虑到当时北京的具体情况。

清军占领北京后，将内城作为大兵营，分给八旗驻防，汉人非功不得进入。为了防止旗兵与汉人过多往来，引发纠纷，或被汉文化腐蚀，所以不允许在内城设立商业、娱乐设施。虽然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一些例外，但整体来说，当时内城大多数城区没有商业机构。

没有商业，旗人的日常生活怎么办？只能靠定期庙会来满足，庙会都非固定摊位，全靠小商小贩肩扛担挑。对于这些人，历代统治者都是比较同情的，明代东华门是官员每日上早朝必经之地，小贩为了赚钱，在此摆摊卖早点，从来无人禁止。

维新诸公禁止游商，纯属胡闹，这么多人总要吃饭，他们聚集在东华门外抗议，一时酿成较大风波。好在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则老百姓拍手称快，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戊戌变法后期，政府已基本停转

维新派要搞所谓的吏治维新，要重新定岗定编，这么大的事，却没有一个完善的计划，而是随便出几个圣旨，搞得下层官吏人人自危，一些部门被裁撤后，相应官员没有分流和保障机制，引发整个系统不满，在一些高官的带领下，许多部门干脆停止办公，官员均回家观望。

不否认，这其中有保守派的私下动作，但维新派没能拉拢住下层官员，也是不争事实。

由于政府停转，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社会保障等都无人来管，所以慈禧匆匆回到紫禁城，重新把持局面，此时她还不知道光绪有“围园劫后”的计划。

可见，国家面临失序的危机，百姓的利益肯定会率先被剥夺，自然希望有人出面结束混乱。

当时人重视孝道，对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做法感到不满

孝是传统中国人价值观的基础，绝大多数人从小受此规训，观念上已无可动摇。

维新派密谋“围园劫后”，是鼓励儿子杀母亲（慈禧是光绪的姨妈，但从小将他养大，两人情同母子），有再多理由，当时的人们也是无法接受的。

慈禧确实让人不满，但她至少在之前没想过杀光绪，所以在维新派在道德上也没能站住脚。

后人常常强调“人民愚昧”，不否认，当时人确有愚昧的一面，但愚昧的人也有活下去的理由，在时代变迁面前，不能认为他们就应该优先牺牲。这种比较自私的现代化方案是根本走不通的，何况维新派对未来会如何，自己也没确切打算，只好听说国外如何进行维新，他们本身就不愚昧吗？一旦大权在手，会不会干出更可怕的事呢？

英雄之血终究会警醒世人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脑海中禁不住就浮现了那首荡气回肠的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那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这个睡着了的伟大民族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以求民族的富强，不再受欺压凌辱。为探索强国道路的而献出生命的“戊戌六君子”就是这无数仁人志士的杰出代表。后世的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壮举，无不为之感叹并为之骄傲，可那时六位君子在行刑的时候，周围的百姓不为之扼腕叹息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拍手叫好呢？对此我们不能对那时候的百姓简单的加以斥责就行了，下面就来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

现在的信息已经很发达了，全球各地发生点什么事基本上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单靠某一方面来捏造事实是很困难的，尽管说很多信息在传播的时候已经有点变味了。但是在“戊戌变法”的那个时代就完全不能跟现在相提并论了，清朝政府要斩杀“六君子”给个理由太简单了，随便给个谋反、祸乱朝政、妖言惑众之类的罪名就可以“师出有名”并且堂而皇之的将其置于死地。而这些没有信息渠道闭塞的老百姓只能是看朝廷怎么说了。受“君权神授”影响几千年的老百姓肯定是坚决支持清政府的决定的。皇帝代表上天来管理天下，那个完全靠天吃饭的时代，怎么会怀疑上天的决定。看到天子处决这些“居心叵测”的人，“为民除害”，老百姓怎么会不开心呢？！

当时的“戊戌变法”是要动国家的根本，要改“祖宗之法”，那些饱读诗书的士阶层在看到国家岌岌可危，看到自己国家被肆意欺凌，尚且不能接受“戊戌变法”的内容，而广大的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怎么会明白那些改革是怎么回事，凡事都有皇帝做主，由“青天大老爷”掌管生死，他们的判断就全来自那些腐朽的老学究的判断。这些老学究纵然是看明白了也不敢说，自己那两把刷子肯定是要被淘汰的。对此，本着舍大家顾小家的概念也得跟着朝廷唱和。

最后不得不说的就是自古以来的“愚民政策”，自古以来的传统加以“改良”的儒教，特别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概原始的意思就是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爱民，勤政；臣，文死谏，武死战；父，对家庭负责；子，行孝悌之义。后来就演变成各顾各的，不能僭越，那不就是另一回事了。

鲁迅先生写的《药》这篇文章中体现的就是各顾各的，自己的家人尚且顾不周全，沾着烈士鲜血的馒头给自家的孩子治肺痨，哪有时间管你其他了，其他的就交给上天吧。

烈士的鲜血是中华民族的荣耀，百姓的笑是民族反思的地方，如果当初的笑能够引发现 在的思考，那这个笑就是值得的。

（戊戌六君子主导的变法其实太具有局限性，只能说精神可嘉，但手段太垃圾，什么一百天连发一百多道圣旨，朝令夕改。什么把新疆西藏卖了换钱，整个就一智障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