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到杜甫的多次举进士不中，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都在仕途上发展的极为不顺利、郁郁不得志。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古上大多诗人都不喜攀附权贵、趋炎附势，二是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混乱，很多真正有才华的诗人都只能沦为历史发展的炮灰，他们创作的很多不朽诗篇也都被时间所掩埋。

陶渊明曾经为了生计去做了一个小县的县尉，但是他的上级知道是陶渊明当了县尉后，故意为难他，让他到府上去拜访而且还加以羞辱，陶渊明受不了了，还说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壮语，自此后，陶渊明就对仕途彻底失去了信心，官官相护，暗箱操作、黑暗至极的仕途让陶渊明厌烦不已，所以最后陶渊明选择归隐田园，最后也是成功的开创了田园诗派。

杜甫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但即便他再爱国，他也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在唐朝混乱的科举制度中，杜甫连连失利，所以最后他只能委屈自己，为求得一个小官不埋没这一身才学，杜甫不得不四处奔走送礼，杜甫确实不像是陶渊明一样，那么的有节气，为了生存，杜甫选择了趋炎附势，但是就连这条路他也没走通，最后就连杜甫的小儿子也是被饿死心中。杜甫一生不得志，最终病死他乡。

在那个浮华的朝代，想要真正凭借实力说话，是一件很难的事，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法律去约束官员的作为，所以当时的唐朝看起来完整无缺，实质上确实暗流涌动，所以，陶渊明和杜甫这样有才华的文人才得不到重用，最后只能选择漠视朝廷的黑暗，沦为历史的炮灰。

也不是说仅仅是孤傲清高，但其实诗人的性格往往都有一种怪僻，不易与人相处，也不容易为他人所了解。他们会有内心的清高，而不愿与黑暗的权谋同流合污；他们会有内心的孤僻，不愿意与他人亲近，也不愿去讨好他人；他们会有内心的骄傲，而不想为谋利而卑躬屈膝。诗人往往有一些理想主义，所以就难以在仕途中更好地生存。

仕途的不顺其实也反过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从而让自身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更高峰。往往文学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刺激，需要一定的动机，那么仕途的不得志可以作为一种契机。

无论是让诗人可以更深刻地体味到生活的不幸，洞察到深层次的悲伤，从而有切身的感受，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更为让人动容；还是让诗人产生一种旷达之情，产生乐观的情态，能够更好地看待生活，从而在文学上也有更好的体悟。

诗人往往是真的希望能够在为官期间带给百姓福祉，能够有一定的功绩，而不是中饱私囊，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同时，他又不会去迎合其他官员，不会曲意逢迎地去与他们同流合污，这种种行为就会导致诗人受到他人地排挤，久而久之，这样就会导致仕途不得志的现象产生。

中国古代不缺文人墨客，就像今天各自媒体上创作者云云众多，历史上脱颖而出的人必有其过人之处，也需要机缘巧合。古代著名诗词人多考取过功名或有入仕为官的经历，但他们的仕途之路多数屡屡不得志，其中详情值得探究品味。

伟大诗词人为何往往不得志？先要看看他们如何不得志，其实不论屈原、李白或苏轼，用世俗眼光看曾经仕途志得意满，甚至屈原曾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楚国任左徒，掌管内政外交，即便不如国相，也相当于国务卿了。如同很多人的类似经历，文豪墨客也基本都是曾经得志而后失势的，这并不是某部分人的专利，常言道，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花无百日红，终其一生位高权重毕竟很少。进一步看，这几位大文豪的命运波折都有其内在因果。

屈原其实和楚怀王熊槐小时候，两人作为王室同宗，亲密无间。他作为太子伴读，常与熊槐畅谈报国理想。但就在这屈原人生故事的开端，命运似乎已经预设了结局。

屈原身为楚怀王的左徒，居高位多年，极力主张联合诸侯国合力对抗“虎狼之师”秦国，此时的楚怀王虽仍有强国理想，但并无励精图治之志，坚持自废武功，得罪齐韩魏等国，天真的想要与“虎”谋皮，却被秦国接连戏耍，屡屡失地。

屈原不断直谏，企图让楚怀王对秦国用心防范，甚至死谏，阻止楚怀王到秦国的领地武关去会盟，但天真的楚怀王仍然拒绝，最后落得被长期囚禁，直至病终的下场。屈原之后被贬谪流放，这期间楚国继续衰败，甚至丢失了都城郢都，也成全了秦国独揽华夏近半壁江山，屈原最终饮恨，自投汨罗江。

屈原这样的伟大爱国诗人，生不逢明君是其不得志的外因，而主导他们命运的才是其根本内在因素。屈原的爱国也同他的诗歌一样，具有浪漫理想主义色彩。屈原后期被流放民间，而恰恰在这段艰难岁月中，更能激发创作灵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中这句诗展现了其体恤民间疾苦的情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句诗则表达了他抗秦护国的一腔热血，充分表达了他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情怀，可以不惜为此粉身碎骨。

李白因为商人家庭出身，没资格参加科举，一直羡慕中进士为官的好友王昌龄，后来他得知可以做诗赋而入仕，终于在43岁时得到了翰林供奉这个职位，类似于皇帝身边的文艺工作者，并非从政。假设李白能如高俅一般，作为踢球的体育明星，却能凭借官场之术获得太尉的头衔，但李白绝非这样的人。

李白虽有很多机会获得玄宗提拔，但唐玄宗没有宋徽宗那般公私不分，而且李白生性不羁，可以作出“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讨好皇帝贵妃的佳作，也能在作出“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样大逆不道的举动。即使天子能体谅，但天子也知道李白不适应官场。李白后来也是拂袖而去做他最擅长的和喜欢的事，游历天下，作为诗仙侠客留下千古佳篇。

李白虽曾有心仕途，难怪报国理想，但所谓的不得志，最终也只是在其寻找自我路上不足道哉的经历罢了。他不适合官场的事实，也能在自己经历中逐渐认识到，这更能让他彻底释放不羁的天性，乐得逍遥自在，闲游四方，这更能为他获取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在诗歌意境中去实现理想。

苏轼的经历和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本将得宋神宗重用，因回家守孝耽搁，回朝赴任已换了天子，调任地方颇有建树，在杭州留下苏堤这样的遗产和口碑，但后因坚持政见，不愿趋炎附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者，因种种变故而三次被贬，并且为官处越来越偏远，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而这反倒促成了这位大名鼎鼎东坡居士的另一番辉煌。

首次被贬黄州，他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名篇。第二次又贬惠州，他有机缘探究“佛学”，最后被贬儋州，他将中原文化广布于海南，“讲学明道、教化日兴”，使“天涯海角”之地“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终得文豪美名。

苏轼早年的一腔报国之志被一步步扼杀，他被贬的经历却成就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这些遭遇让他饱受磨砺，参悟人生，进一步提升了他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取得突出文学成就，他也在精神文化领域去完成自己的应有使命。

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墨客，在踏上仕途不得志的这条路时，其实是他们主动选择了不随大流，主动放弃了“明哲保身”。他们的人生，与其说因其伟大而“不得志”，不如说因其“不得志”而成就了其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