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经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找到不足，学习长处，丰富自身。下面介绍的是张居正改革主要内容，仅供参考。

在内政方面，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擢选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整顿了邮传和铨政，其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任用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一，对于明朝而言，短时间内收到了成效，客观上延续了几十年的王朝生命。

1、促进明朝的经济恢复：一条鞭法查出大量隐瞒的土地、大大增加了纳税的土地量、改变赋税制度，减轻农民负担。农商并重、减轻商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严格控制政府庞杂的支出等经济政策减少了皇室的耗费和国防费用的支出。

2、考成法整顿吏治，大胆任用新人，大力整顿了积弊已久的庸官冗员。为后来推行其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并取得卓著的政绩奠定基础。

3、维护了领土完整，加强国防力量，巩固边防，修睦民族关系，为后来袁崇焕防御清朝的进攻打下了基础。陆续在北方及辽东地区采取了整饬边屯，命置将领，操练边军，筑墙立敦等一系列军事防御措施，逐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

二，对后代的政治制度有借鉴意义：

经济：一条鞭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税制改革，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堪称中国赋税史上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政治：考成法用行政监督赋税的缴纳，做到了“公私积贮，颇有盈余”从而稳定了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税收。张居正用考成法来逐步有效的解决了腐败问题，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对当前的打击腐败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改革思想：张居正和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两大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施行新法，在罢相后，新法长期得不到认可。张居正通过遵守祖训为名减轻变革阻力，在神宗以后，其变革就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男，汉族，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张居正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在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改革自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结束。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政治举措

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

军事举措

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在张居正执政以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济举措

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改变了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兴修水利

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张居正采纳了潘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都具有深刻影响。

土地情况

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

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

财政危机

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

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

军费问题

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而导致军费大增。

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1551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

据户部统计，隆庆元年（1567年）底，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

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这就使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

朝廷危机

此时，在北方，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