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事情上，但是回报却没有，他认为国家没有希望，民族没有希望了，就算死了也不愿苟活在这世上。

因为他是个特别伟大的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志向付出生命，真的是可歌可敬的一个人。

因为谭嗣同希望通过自己的死来告诉民众必须变法，只有变法，大清朝才会国富民安，才会有实力对抗外敌的入侵。

谭嗣同死前曾说“我们死了，我们的鲜血和尸体必将引起人们的反思，使国民觉醒，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了”。他不惧生死，希望自己的死可以换回国民的觉醒，觉得自己死得其所，所以自愿赴死。

戊戌变法 谭嗣同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捉拿维新派。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谭嗣同（1865—1898）是维新变法的著名人物，湖南浏阳人。其父谭继洵，历任户部员外郎、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职。谭嗣同青少年时期随父游学，10年间遍游京师及直隶、甘肃等十余省。20岁从戎新疆。中日甲午战争后，愤感国家创巨痛深，立志变法，在湖南创办新学。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变法命令，农历四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与新政，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追捕维新派人士。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谭嗣同表现出惊人的镇定。他劝梁启超尽快出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几位日本友人再三劝谭东渡日本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国人。后来被捕，在狱中他意气自若，拾起地上煤屑，在墙壁上写下绝命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秋节前二日英勇就义。诗中张俭和杜根都是东汉末期为了国家不顾生死的忠贤之臣，用此来比喻和激励维新派人士。“去”指的是康、梁等人的出走，“留”指的是自己和同志的被捕。诗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牺牲时年仅34岁，与同时就义的其他五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学识渊广，已为当时人所称道。梁启超称他的学识思想“为我中国20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其诗亦独辟新界”。谭的一些诗在当时即已脍炙人口。其诗大气磅礴，或直接抒发救国救民的豪壮胸怀，或借景抒情、境界开阔，无不洋溢着不畏艰险的豪迈气概。
谭嗣同曾经遍游了大半个中国，写下了大量的景物诗，构成了谭诗的主要部分，而且也是谭诗中特别精彩的部分。其景物诗带有浓烈的诗情画意，充满了壮山河之气、融凌云之志。他善于对生活中的景与物作深化入微的观察并把它艺术地再现出来，把个人独特的感受入诗。因此他的诗具有特别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情景交融、幽深含蓄的艺术境界，寄托着一种奇伟深隽的情思，表现出他那卓萦不凡的思想个性，读起来令人振奋。
谭嗣同自己也说“少勤业诗”，可见他作诗的功力深厚，立意用词都非常讲究。艺术上不断的追求是谭诗能独辟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谭治学严谨，他的诗都经过严格的筛选，稍有不当者尽弃之，所以留存下来的诗作只有二百余首。谭诗虽不多，但大家却感到注解颇不容易，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词瑰玮连犿，断非寻常所能索解”，意思是说谭诗用词奇丽婉转，不容易解释得通。

悲切而壮烈，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句话虽然是写给刘和珍的，但是用此句来形容谭嗣同也同样十分贴切。

狱中题壁
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朝代:清代

时间:1898年

背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大肆迫害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不愿出逃避难，毅然决定以自己的热血唤醒民众。在狱中他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绝笔诗。

赏析:一二句巧用典故，对流亡的战友寄予厚望，表达变法事业终会成功的信念。后二句则抒发笑对死亡的满腔豪情，同时为维新人士的崇高志向而感骄傲。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公元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是一个大官僚。谭嗣同幼年时期，因家庭环境特殊，受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压抑，养成了他的反抗思想。他不守封建家庭的常规，四出游历，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新知识。他在浏阳设立了一学会，讲求新学，又设立了算学格致馆，介绍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他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进行维新活动，就赶赴北京去见康有为。他对康有为十分敬仰。

1896年，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了一个知府的职位，叫他在南京候补。他趁此机会向住在南京的佛学大师杨文会学习佛学。湖南巡府陈宝箴在长沙办南学会，宣传新学，谭嗣同是一个主要参加者。1898年在康有为的推荐下，光绪帝召他进京，做一个军机处的章京。章京是军机处的下级人员，但康有为所安排的章京实际上等于他所拟订的制度局的成员，是皇帝的智囊团，小内阁。才过了几十天，戊戌维新就失败了，谭嗣同也被顽固派杀害了。

他的主要著作是《仁学》，他死后才在日本东京出版，连同他的其它著作，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狱中题壁》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
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狱中题壁
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朝代:清代
时间:1898年
背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大肆迫害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不愿出逃避难，毅然决定以自己的热血唤醒民众。在狱中他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绝笔诗。
赏析:一二句巧用典故，对流亡的战友寄予厚望，表达变法事业终会成功的信念。后二句则抒发笑对死亡的满腔豪情，同时为维新人士的崇高志向而感骄傲。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公元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是一个大官僚。谭嗣同幼年时期，因家庭环境特殊，受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压抑，养成了他的反抗思想。他不守封建家庭的常规，四出游历，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新知识。他在浏阳设立了一学会，讲求新学，又设立了算学格致馆，介绍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他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进行维新活动，就赶赴北京去见康有为。他对康有为十分敬仰。
1896年，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了一个知府的职位，叫他在南京候补。他趁此机会向住在南京的佛学大师杨文会学习佛学。湖南巡府陈宝箴在长沙办南学会，宣传新学，谭嗣同是一个主要参加者。1898年在康有为的推荐下，光绪帝召他进京，做一个军机处的章京。章京是军机处的下级人员，但康有为所安排的章京实际上等于他所拟订的制度局的成员，是皇帝的智囊团，小内阁。才过了几十天，戊戌维新就失败了，谭嗣同也被顽固派杀害了。
他的主要著作是《仁学》，他死后才在日本东京出版，连同他的其它著作，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诗词原文狱中题壁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①，忍死须臾待杜根②。我自横刀向天笑③，去留肝胆两昆仑④。注释⒈张俭（jiǎn）：东汉末年，张俭因弹 劾宦官，反被诬为结党营私，在困迫中逃亡，看到有人家就进去躲避，一路上受人保护⒉东汉时，杜根曾上书要求邓太后把政治权交给安帝。太后大怒，命人把杜根装入袋中摔死，执法者同情他，让他逃过一劫。太后死后，他又复官。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⒊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⒋比喻去者和留下的都是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像昆仑山一样巍峨高大。⒌选自《谭嗣同全集》。谭嗣同，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狱中题壁
直译望门投宿想到了东汉时的张俭，希望你们能像东汉时的杜根那样，忍死求生，坚持斗争。即使屠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我也要仰天大笑，出逃或留下来的同志们，都是像昆仑山一样的英雄好汉。诗词鉴赏《狱中题壁》别解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翟南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留得肝胆若昆仑”的意思。—— 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我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撼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作者简介

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曾为候补知府、军机章京。自幼随父宦游，足迹遍大半个中国，较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他是改良主义的激进派。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愤中国积弱不振，积极从事变法维新活动，严厉批判君主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激进派。一八九八年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因戊戌政变被捕，慷慨就义。著有《谭嗣同全集》。历史背景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成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