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还是得从闯军的内部去找，从史料上看闯军最后退出北京城实在是必然之势。

在李自成刚刚攻陷北京的时候，其实军纪尚可。《国榷》记载：“兵政府榜曰：“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有二贼掠绢肆，磔于市。民闻，大喜传告，安堵如故”。一开始闯军的良好表现是让百姓有所期待的。

可是，闯军的良好表现只是保持了一小段时间。不久，就流寇本性发作，开始荼毒北京城中的百姓。关于这方面的的记载，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有很多，想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我们来看看《明季北略》，在计六奇写的这本书中也写了闯军开始进城时是有良好表现的。可是，“四五日后，恣行杀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

而《甲申传信录》里也记载道。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归后，“大队入城，全无纪律，人马尽惫矣。贼众遍搜驴骡，无论蹇敝俱尽，益肆淫掠。夜劫妇女，哭声震天。西城妇女填井死者，不可胜计”。

而李自成军的大将刘宗敏的话也印证了闯军确实有劫掠行为。当李自成账下谋士牛金星和顾君恩告诉刘宗敏百姓因为抢劫行为怨声载道后，刘宗敏竟然说：“今但畏军变，不畏民变，我所恃以攻取者，军耳。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易制，稍有动摇，闭户分剿。不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兵日费万金，若不强取，从何而给？”刘宗敏这句话突出了他对百姓生命的漠视，北京的百姓只是他抢劫犒劳军队的来源，稍有反抗，即行屠戮。

对待百姓如此，对待前朝大臣更不用说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前明官员明码标价的派饷，“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一万，部属以下各以千计”。对这些人刘宗敏更是毫不客气，“一言分辩，即夹”。当然，据《国榷》记载，刘宗敏真可谓是成绩斐然，“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征不及其半”。

而闯军将领们自进入北京以来便以为天下大定，安于享乐，似乎失去了曾经斗志，我看《甲申传信录》时，一则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话说吴三桂决定反叛李自成后，李自成决定进行讨伐，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闯叩刘、李二将，求其出御。二将耽乐已深，无斗意，乃下令亲征”。李自成居然催不动刘宗敏、李过手下两员大将，两位将军由于享乐过甚，不想再去战场，李自成只得下令亲征。

所以，综上所述，李自成军这样的作为实在不能建立一个新兴政权，观其军入城之所为，完全是对百姓和士绅进行残酷之掠夺，满足其私欲。他的部队不是王者之师，而他更没有治国安邦的能力，最后，只能归于失败，正如，宋献策所说：“我主是马上天子，惜其多杀，尚有三年富贵。”言下之意，就是说李自成政权不会长久。

我觉得吴三桂最后选择了清廷和李自成在北京的作为是有很大关系的，以吴三桂这样的人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是极有可能看到了闯军不足以有为，才投靠清廷的。

土木堡之变摧毁了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中央指挥决策机构。此时的北京城可谓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在已经失去政治、军事核心的情况下，不少大臣都主张南迁。只有于谦等少数人反对。他们力排众议，最后成功守住了北京城。

于谦是一介文官而并非武将，在此之前从未带兵打仗，他为什么就坚信北京城一定能守住呢？是盲目的自信，头脑发热，还是仅凭一腔热血？于谦真的有条件赢下这场关于大明的生死存亡之战，延续大明的命脉吗？

在政治方面，明朝一开始是居于劣势的。瓦剌也先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抓住了明英宗。皇帝成为了瓦剌进攻的挡箭牌和“开路先锋”。在皇帝面前，应战就是置皇帝安危于不顾，大逆不道之罪。守关的将领畏首畏尾，投鼠忌器。最终被也先玩弄于股掌之间，骗开了不少城池。

于谦看到了也先把明英宗作为政治筹码来获取政治优势这一点。他针对性地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另立朱祁钰未新君，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巧妙地化解了政治上的这个劣势。随着北京的政治核心重新构建，也先手上的明英宗也从王牌变成了摆设。拿皇帝赚城池的伎俩行不通了，只能硬着头皮和明军硬碰硬地打了。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自朱棣迁都以后，北京就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明朝的宗庙、政府机构都设在北京。北京的政治基础深厚，民众认同度也高。南迁则会让明朝失去长城这样的战略屏障和幽云十六州的战略要冲，南方无险可守，根本无法阻挡蒙古骑兵的冲击。于谦另立新君，成功化解了明朝的政治困境，也使得固守北京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也为守城之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方面，虽然明英宗朱祁镇和太监王振败光了明朝的一线精锐部队，但明朝统治的根基仍然未被动摇。此时仍有大量战斗力虽差但人数众多的二线部队。数量上对瓦剌形成了绝对优势。而且在于谦的坚持下，大明朝廷固守北京的战略决心已下。因此就能够快速动员，很快组建起一直22万人的守城部队。

外地勤王的军队也已源源不断向北京开进。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只是长驱直入，后方宣府、大同等战略要点还在明军手中。瓦剌要想取胜，就必须速战速决，迅速拿下北京城，否则就只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很容易全军覆没。况且明军还有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明朝的火器。如果是野战，也许明朝的火器对阵瓦剌的骑兵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守城作战，火器对攻城部队的威胁就相当大了。何况攻城本来就不是骑兵的强项，在威力强大的火器面前攻城就是送人头。

而且北京作为明朝的都城，城防坚固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周围还有护城河环绕，加上此前历朝历代对北京城防的经营，在没有大威力攻坚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硬攻是很难取得突破的。

上面这些虽然都是明朝能守住北京城的优势所在，但实际上最关键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明朝的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明朝民众尤其是北京城内的民众都明白一点，北方游牧民族野蛮、残暴，一旦城破就意味着家破人亡。所以面对外族入侵，北京城内的百姓空前团结。民心可用，于谦才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民众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加固整修了城门，构筑了城壕，加强了北京城的防御力量。而且还将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了北京，解决了守城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由此可见，于谦提出固守北京并非是头脑发热或者只是一腔热血，而是对形势有着认真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明朝的情况看似岌岌可危，但是明朝仍有绝对的能力守住北京。也正是因为于谦的力争和坚持，才有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才使得明朝避免了再一次出现两宋时期的战略被动局面。成功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于谦也因此成为了民族英雄而受后人敬仰。

于谦组织得当，知人善任；明军士兵迫切像要“报仇雪恨”，军心可用；加上瓦剌军队在攻城作战上的短处，以及于谦巧妙化解瓦剌也先在政治上的优势，才能守住北京城。

明英宗朱祁镇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下，脑子一热，胸脯一拍就做出了御驾亲征的决定。不过很可惜，朱祁镇只有御驾亲征的决心，却没有御驾亲征的能力。

哪怕有他爹朱瞻基一半的文治武功，那也不至于在北征之时被俘虏。大明天子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的消息传回北京之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很多主和派大臣都主张南渡，维持和南宋一样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在一片主和声中，于谦提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想法----死守北京城。如果连国都都被瓦剌攻陷，那么大明的江山社稷就危险了。就算逃到南边，也会被瓦剌乘势剿灭，只有和他们死磕，依靠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保住大明江山。当然，于谦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像朱祁镇一样一拍脑袋就做决定。

首先，于谦喊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主张废黜明英宗朱祁镇，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登基。这样一来，也先手里的王牌----朱祁镇基本上起不到作用，在政治上就杜绝了瓦剌用朱祁镇要挟大明投降的可能。之后，于谦不顾众人的反对，执意重用从瓦剌逃回的将领石亨，这可以说的上是知人善用。

明朝将士看到北方的游牧民族居然打到自己家门口，连自己的君王都被俘虏，也是存着一种报仇雪恨的心思，所以打起仗来非常拼命。

不仅如此，于谦还积极动员大明剩余的军队前来救援。再加上瓦剌军队在攻城上不占优势，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于谦才能带领人数不占优势的明朝军队打退瓦剌的进攻。

北京捍卫战于谦是怎样打的？

1.先定战和之策

土木堡惨败的音讯传回北京之后，很多朝臣当时就傻了，第一反响就是跑，撤离到南京，但是于谦是剧烈反对的，土木堡一战稀里懵懂的输了，北京再不守，那天下的军心、民意就散了，再说北京守不住整个华北就失去了，北京身后无险可守一路就要退到长江沿线了，而且仓促之前撤离，北京的人员物资基本也来不及全部撤走。北京必需守，守不住也得守，守住北京天下军民才会有自信心，才会积极地增援过来，否则就是北宋“靖康之耻”的重演。

2.扶立新君

在定下守北京的战略决策后，就要研讨怎样守，首先就是扶立新君，由于也先是以送还英宗皇帝的名义进兵的，还经常应用英宗皇帝位让各地的守军开城投诚，所以这时分第一件事就是换掉英宗，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君，指导北京捍卫战。

3.召集援军整军备粮

于谦征召左近的军队增援直隶、河南的备操军进京，备操军是明朝的准备役二线部队，急调山东以及沿海的备倭军，调动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运粮军携粮入京，既补充了兵力又顺道把粮食运入北京，北京城的兵力由几万人疾速增加到了22万人，在兵力数量上构成了优势，但是质量不能和原来的京师三大营相比。质量不行就得练，于谦改三大营为10团营，原来的京师三大营是骑兵营、步兵营、火器营各自独立，更合适进攻野战，但如今是城市防御战，于谦打散了步兵骑兵和火器的独立编制，改为合成编制，10团营中混合了步兵骑兵和火器部队，1个团营做总准备队，剩下的9个团营分守北京的九门。

北京东郊的通州大仓存有百万担粮草，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但短期运入北京很艰难，于谦采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发动百姓参与运输，每运入城20石粮食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告示一出运粮队伍络绎不绝，昼夜往复。几天时间通州百万石粮食悉数运入城。在此根底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军民有钱有粮后士气大振。

4.义务明白统一指挥

依照明朝的体制，兵部是军政部门，主管练兵带兵但不能用兵打仗，所以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作战。为此，明代宗特地下令，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担，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承受其节制。将士凡有听从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统一部署北京捍卫战的重担。

5.开出九门野战退敌

于谦忙乎一个月后，也先大军赶到，于谦放弃了龟缩死守的战略，命令部队全部开出九门依城野战，同时命令锦衣卫全城戒严，一查奸细内应，二查带甲的军人开战之日在北京城内发现带甲的军人没出城作战立斩，军队开出九门后，必需死战，敌军不退不开城门，每座城市上设置一名御史，敌军不退城门假如被翻开杀御史，就这么威武，结果是也先一战德胜门二战西直门两战两败

也先原本就没有做好和明朝总决战的准备，只不过遭到土木堡不测的成功的刺激，又带着明英宗准备来北京碰碰运气，结果发现北京城防在一个月里曾经被做的铜墙铁壁，明朝各路援军也在陆续赶来也先只能后撤。北京捍卫战就此成功。

京师捍卫战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战略目光，战术执行才能，对战场时态变化的洞察力，决策的判别力，成功后在民间所积聚的人望，在朝廷的位置，对大明王朝的功绩，特别是对军队的掌控力，必定他必需死！功高震主，对大明王朝简直有再生之功，对皇上来讲：赏无可赏，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