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晗对该檄文有如下评析：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的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的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骂元朝，说他破坏传统文化，说他政治贪污腐化，营私毒虐，是个坏政府，上天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来是汉人，名王保保，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用外族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说他制造内乱，不忠于国。这两批有实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华夏之主。那末，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下一段指出当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这一身份，以后极为元璋所喜爱，有时也稍变花样，说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无论对内对外的诏令文告，有理无理都要插进这一句，成为卖弄成就的口头禅了。
妖人当然是指韩林儿。此地插进这一称呼，等于秃子骂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诉北方人民，我在骂妖人，可见我决非妖人，我说‘妖人已灭’，更可见我决非妖人。你们也许有怕红军的，我并非妖人，你们不必害怕。这说法表白他正面是讲礼义的，不同于元朝，也不同于红军，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销了过去十七年来他是红军头目这一事实。
临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掮出逐虏雪耻的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声明只要他们知礼义，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空洞地骂元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转变。
这一宣传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为已经不再是被毁灭的对象了。北方的农民也明白了，吴军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官吏们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死命作战了，因为檄文说只要愿为臣民，就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皇帝和贵族，全被宣传感动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过枪尖来杀鞑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已经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统一全国。” 国学大师钱穆评价该檄文说：
“于（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然其于元之统治，既曰天授，嗣称天厌，仅论其命，未伸吾义。又曰：当降生圣人，而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为天降以安中国之圣人矣。然又曰：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仍自隐约谦让，不欲明白以天降之圣自居。气和辞婉，从来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当时无正义严辞可陈，实由群士仕明，鲜能深明夷夏之大义，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敌我之势，至此犹若不能确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来异民族统治积威之余，士大夫内心怯弱而后有此现象，固不得责备于景濂（宋濂）一人也。” 学者萧公权评论《谕中原檄》说：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据民众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号。……此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檄中虽仍袭古义，以文化区族类，然其‘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安之’一语已与民族主权之意相近。而‘中国居内以制夷狄’之一语更略似帝国主义者优秀民族之说。此皆由九十年异族凌辱之痛苦经验中酝酿以出，代价虽高，结果则甚大也。”

对的

民族主义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孙中山实行民族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他的理由是共和符合传统“三代之治”的真髓，顺应中国国民的需要；共和是人民自治的最高体现，中国必须“取法乎上”，才能更快地推动政治革新。

扩展资料：

孙中山指出革命党与会党的区别。后者主张“反满复汉”的“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可；前者则主张政治革命，实行的是“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革命”。民族革命须由国民联合而发，非一党一派力量所能为。“国民革命”，即是全国民众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皆负革命的责任。

民族革命应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推翻清政府，从驱逐满人一面讲，是民族革命；从倾覆君主政体一面讲，是政治革命。“还我主权”，不是要恢复汉人统治，而是要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让国民平等行使国家政权。“排满”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应当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