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 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走西口，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下南洋，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

“走西口、闯关东”
　　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
“东南沿海下南洋”
　　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东南亚后，为掠夺东南亚资源，招收中国破产农民作为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并贩卖中国劳工，致使东南亚人口激增。

一是战乱，二是天灾。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因此，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雍正说“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闯关东-山东人-清代分三个时期：（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殖民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殖民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关东和西口相对于中原来说，无疑是等待着开发的处女地，并且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对于这些地方的控制力远不如中原，在那里没有那么严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且因为日俄对于这两个地区的觊觎，也间接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具备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因为统治者的无情，因为生命的可敬可贵，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去闯关东、走西口。

不是，汉族占90%以上

实际上即便在明朝，女真兴起的时候，辽东区域就有150-300万汉人，女真不超过10万人
日后女真入关，大部分人都到关内生活，留在东北老家的，不超过10万人

即便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回到东北的满人也很少
反过来，大量汉族不断充实东北区域
日后，也是汉族占绝大多数

东北三省原来是满族人的地盘，明朝对山海关外没有实际控制权，上世纪初关外的汉族人寥若晨星。满清原来是明朝的附属国，努尔哈赤建国号后金，皇太极改国号清。满清入关后，原来聚居在东北的满族人被汉民族同化，即使辛亥革命后也很少有满族人回到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