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这些都是他将来倾向与写作平民生活和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在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任校长。“五四”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创作话剧《方珍珠》。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内向者享受独处，做事注意力高度集中，习惯深度思考。
　　美国心理学家Marti Olsen Laney在其著作《内向者优势》中提出，内向者和外向者有一大不同点，就是深度和广度。
　　内向者喜欢对较少的事情作更深的了解，而外向者则喜欢了解更多的事物，却不那么在意深度问题。
　　这就解释了为何很多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都是内向者。
　　这些专业领域的精英天生享受独处，他们在独处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不断探索，发现新事物，从而推广到世界中。
　　还有很多成功的创业者都是内向者。
　　苹果公司最伟大的掌门人、总是在新品发布会上侃侃而谈的乔布斯其实性格甚为内向、从小就不合群；马化腾，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言时就承认自己很宅，不喜社交，也不喜应酬。
　　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很外向的名人，也是内向者。
　　对周星驰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荧幕上伶牙俐齿、张狂外向的他，私底下性格内向害羞、不善表达。
　　跟他合作过《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说，有次收工周星驰想找他聊戏，由于内向不敢直接找他，所以偷偷地在他的酒店房间门下塞纸条。当时的周星驰已经30多岁，已经红了很多年。
　　这样极度内向的性格，谁能想象他会成为喜剧之王？
　　但也许正是因为性格内向，让他不容易受外界干扰，他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于钻研角色，才塑造了如此多大荧幕上的经典形象。
　　[2] 内向者有更强大的自我认知
　　内向的人中，很多人内心坚定而强大，十分了解自己，遵从内心的想法，更知道何时为自己充电。
　　之前看罗永浩的演讲,记得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别看我站在台上能扯淡那么久，其实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参加超过5个人的饭局我就会全身不舒服，每次饭局以后回家都要一个人狠狠读一天书才能缓过来。
　　我现在站在这里演讲，其实恰恰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强项，我擅长于演说，并且喜欢它，我也没想过这个技能能赚什么钱，得到什么名利，我只是喜欢，就认真去练习。
　　记得没去新东方当老师之前，有很多人说我：“老罗，你平时一天都不说几句话，你还能上讲台当老师？你别逗了吧！”
　　但我不管，我内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被别人所左右，谁说内向的人不能当老师？
　　[3] 在领导岗位上的内向者，是更好的倾听者。
　　在领导岗位上的内向者，是深思熟虑的规划者。
　　即使有一项伟大的变革计划，他们也总是默默地放在心里，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一步步推进。
　　内向者还是很好的倾听者。
　　内向者常常具有更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往往更能捕捉被他人忽略的细节、更擅长收集信息、激励员工，对于决策也更慎重。
　　因为许多内向者对一个问题会非得要等到知根知底地弄清楚一切之后，才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掌握了情况。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创作话剧《方珍珠》。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生平与著作详述2：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家。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说家、文家、戏剧家舍总忘我工作文艺界愧劳模范发表量影响文作品获民艺术家称号主要:
发表量影响文作品
代表作品:
《骆驼祥》《四世同堂》

老舍（1899.2.3－1966.8.24），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是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被誉为“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作者 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行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
作品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波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当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儿集》(短篇小说集)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1956，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1—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遗著，未完)
《我这一辈子》(中篇小说)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1984，百花
《老舍经典作品选》2002，当代世界
《草原》 未知
《第一堂课 》1983年，文集
《猫》未知

《艺术与错觉》的主题旨在回答艺术为什么会有一部历史。贡布里希教授从一个我们日常惯见熟闻，可不是出于无知便是由于自命不凡而不屑一顾的问题--艺术家们在描绘现实时为什么会用如此众多的风格--开始，重新检验了许多在我们看来已经理所当然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作者在论证中广泛地涉猎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现代科学的许多分支，使其论题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基础，而且还获得了某种科的精确性。这部著作出版于1960年，至今仍在艺术界、美学界、哲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它已经成了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自然科学领域。

这是一部不断令人思索，不断产生硕果的著作，因为它让我们重新看待了艺术批评、艺术鉴赏和艺术史所赖以立足的如此众多的假定，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越了它所叙述的界限。
《艺术与错觉》的主题旨在回答艺术为什么会有一部历史。贡布里希教授从一个我们日常惯见熟闻，但不是出于无知便是由于自命不凡而不屑一顾的问题——艺术家们在描绘现实时为什么会用如此众多的风格——开始，重新检验了许多在我们看来已经理所当然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作者在论证中广泛地涉猎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现代科学的许多分支，使其论题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基础，而且还获得了某种科学的精确性。这部著作出版于1960年，至今仍在艺术界、美学界、哲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它已经成了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自然科学领域。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作者的广博、睿智和苏格拉底式的论辩才能，使我们这些不甚熟悉西方文化传统的读者就难免有在看局部时流连忘返，看整体时有雾中观花之感。按照作者的构思，本书的结构是拱式布局：每一章都有一个中心论题，这些中心论题的大方向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但是，由于本书不是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每一章都像是围绕一个专题组织起来的单篇论文（可能与此书保留了讲稿的形式有关），加之，具体的论点也不是一章一章地循序引人，所以读者就不易掌握作者的论证脉络。
　　
　　本书各章的要点
　　
　　导论：心理学和风格之谜(Psychology and the riddle of style)
　　作者开宗明义首先说明本书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艺术史，但却不能单凭历史学的方法来解决。作者按照论述哲学问题的传统方法，概括评述了前人对艺术发展过程的本质和动力的种种假说。这些假说主要为：一、艺术变化的知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个画家都根据自己所见的现实来描绘世界。但是，每个画家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看世界，所以再现艺术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可以根据人类知觉的多样性来解释。乔托和凡高不同，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不同。二、艺术变化的技术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艺术的进展取决于再现技巧的发展。艺术上的发明和发现都是由于画家在技巧方面获得了超越前人的能力。根据这种观点，埃及艺术之所以幼稚，是因为埃及艺术家的能力如此。而在后来艺术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再现技巧的长足进展。三、艺术变化的观看与知道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历代的艺术家都在持续不断地拼命摆脱知识的重压，以求准确地根据他们所见的样子来描绘世界。知道了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例如，知道了人脸以鼻子为中线两边对称，就会阻碍艺术家根据事物出现的样子来描绘它们，例如，会阻碍他对侧面像的描绘。要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就得摒弃先人之见。这种反对知识的腐蚀力，并决心恢复纯真之眼的努力，说明了视觉艺术从完全概念性的埃及艺术向完全知觉性的印象主义艺术进化的过程。作者对这些理论—一作了评论。在导论的结尾，作者还特别指出，研究风格问题，单靠心理学不能解决问题，还须探索时尚的压力和趣味的奥秘。（从古典时期到拉斯金，艺术史一直被视为朝着对自然的越来越成功的模仿的努力。从早期的图式化形式到近期西方艺术中的逼真。这一发展反映了从再现所知的东西到再现所见的东西的转变。对包含了所有形象的传统图形的兴趣日益增长，这种兴趣得到了最新的心理学发现的支持。这些发现表明，知觉并不始于个体的感觉，而是始于整体的概括。）
　　
　　第一部分：写真的界限（The limits of likeness）
　　说明艺术家模仿自然的意图受两方面的限制。手段（或译媒介）的性质和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一章：从光线转为颜色(From light into paint)
　　黑白照片跟被摄风景之间是一种转换关系，它要把风景的色调转换到一段黑白范围之中，因而有种种变化，谈不上是转录现实风景。艺术家同样不能转录其所见，只能把风景翻译成他所用的手段的表现形式，因而随其手段的表现范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描绘之作。艺术家所描绘的风景是凭借其原型的内部成分的关系暗示出来的，需要使用一套标记系统标出原型的一系列区别性特征，例如“开”、“关”原理和镂花图案之类，“是”和“非”式的标记系统。画家是把可见世界的森罗万象折衷简化为一系列色调层次，绘画是转换，不是“摹本”，所以绘画犹如科学实验，探索的是新的标记系统，是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反应，而不是物质世界的本性，因而是心理学问题。（甚至康斯特布尔作品的逼真性也不是源于单纯的转录，而是来自把所见之物向绘画术语的翻译。尽管一个简单的形和色的代码就足以产生出可以读解的物像，但是，这种代码还可以达到任何微妙的水平。）
　　
　　第二章：真实与定型(Truth and the Stereotype)
　　德国画家里希特的自述表明，从尽力写实的主观愿望出发，最终作品仍然各有各的面貌和情调，艺术家的个性影响着他的作品，赋予母题以变形。绘画风格支配着艺术再现，风格的客观性受到绘画工具的限制。从逻辑上讲，“真”和“假”这种概念只能应用于命题，绘画本身不是命题，因而有真假的不是绘画，而是绘画的说明文字。从说明文字不符合所画之物，甚至说谎的实例，可以看出绘画是怎样应用修改定型的手法，以求忠实于别的形状。绘画是从概念入手，而不是从视觉印象入手。艺术家使用定型跟人们使用法规汇编一样，没有图式就把握不住母题。自然的过程是按图式和矫正的步骤进行，图式是最初的近似值，借以逐步逼近要描绘的形式。不能混淆一个形象的画法和看法，艺术家的造型意志（will－to－form，或译艺术意志），其实是同调意志（will－to－make－conform，或译同化意志），使新形状同化于艺术家既有的图式和模式。艺术家的心理定向支配艺术家去寻找他所能描绘的侧面，艺术家是见其所欲画，而不是画其所已见。艺术家跟作家一样需要语汇才能“摹写”现实。从信息角度看，所谓绘画的真实就是说，理解该标记系统的观看者，不会从中得到假信息。可以跟我们站在原处一样见到那么多正确的信息。客观信息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家不可能包罗万象。正确的肖像不是忠实地记录视觉经验，而是忠实地总结成一个表现原型结构关系的模型，精确度达到所要求的程度。因为再现的形式不能脱离它的目的和社会的要求。（产生于时代的心理定向使某种特殊风格的作品能够为公众理解。用熟悉之物再现不熟悉之物的倾向导致奇怪的错乱现象出现在甚至是史料性的图片报道中，在描绘世界时，需要图式。）
　　
　　第二部分：功能和形式(Function & form)
　　从艺术发展史方面论证功能是怎样决定着艺术形式，以及没有传统图式就没有艺术。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第三章：皮格马利翁的能力(Pygmalion’s power)
　　从艺术起源看，其发展道路是“先制作后匹配”，也就是说首先意在造物，其后才出现写真的念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绘画与制作有别的分析并不成立，制作跟再现不是那么径渭分明，在“实在”和“形相”之间，还有一个由其作用而定性的中间转化地带。从信息观点看，都可以变成一种符号，因而“真”和“假”之间没有固定的分野。人类大脑的储存分类系统使我们有把熟悉的物像向外界投射的倾向，由此出发可以解释艺术的起源。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杰作看上去完善周密，不可能出于偶然或投射。因此不是洞穴初期的作品。我们知道了制像的起源，也就明确了发现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图像在某些文化环境中被认为具有魔法的功能，因此有种种的制像戒律，就连我们这些不相信魔法的人有时也会对图像产生一种神秘感。（一件艺术品能“活起来”并不是靠它与实物的真实性相符，而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和预期。）
　　
　　第四章：论希腊艺术的革新(Reflection on the Greek revolution)
　　埃及艺术家关心区别性特征，对于要他传达的信息他的观察力足以明察秋毫，对于不需要他传达的信息他不去费心观察，他的观察是有为而发。希腊艺术有叙事的特性，不仅关心事件是“什么”而且关心情境“怎样”，这就引起了再现方法的变化。希腊艺术家有进行这种想象的自由。戏剧布景的设计，史诗的描述，跟埃及制像传统相结合，主客观因素俱备，促成了希腊艺术的变革。希腊艺术家有意识地努力引起自己的想象性移情，去体会他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的情态，促使艺术走向人类经验的新大陆，开始描绘飞逝的瞬间，描绘细节，而不再像埃及艺术家那样意在物像的永恒效力。希腊艺术持续、系统地矫正概念性艺术的种种图式，直到制作让位于匹配现实。（早期的艺术对图画对象的定义只限于这样的程度，只要它能详细列出所描绘场景的内容就行。对叙事的兴趣使古希腊产生了自然主义这一异常的事件。希腊人通过把图画与其社会环境分离开来，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艺术”。）
　　
　　第五章：公式和经验(Formula and experience)
　　厌恶绘画图式是晚近的事情，早期文明很少理解我们的批评文献中风行的程式和灵感的区别。艺术传统强调自发灵感者莫过于中国古代，然而中国古代艺术家完全依靠习得的艺术语汇。西方中世纪艺术从3 世纪到13世纪极少描绘可见世界，为了叙事和传教的需要一直使用加以修改后的古典艺术的既有公式。文艺复兴又像古希腊时期一样，要求活灵活现地表现情景，需要透视法新技术，需要想象人物的三维空间形象，造成“科学’和“艺术”的自然结合。当时的艺术家偏重结构，正是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事物的图式，以便驾驭千变万化的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学院派艺术仍是概念性的，因为学院要求先临摹仿古的范本，然后再去处理现实问题。从中世纪以后到1 8世纪，图式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艺术家习得的图式对知觉组织有巨大影响，我们的心灵是根据已知的概念去分类和记录我们的新经验，这就影响艺术家对个体人物的处理方式，有可能从而引起艺术中公式的垮台。公式是艺术家工作的出发点，但是不经过持续的矫正和修改会影响艺术的有效描绘。1 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一些艺术家开始反对图式，力图描绘瞬间经验，然而康斯特布尔的言论和实践说明，没有传统图式就没有艺术。（即使希腊人也有比例规则。教人怎样画各种物体的指导性著作成了西方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基础。这些方法影响了艺术大师的技巧，对于中世纪之后的艺术家来说，传统的图式是修正的出发点，而修正可能使这些图式变得无法认出。）
　　
　　第三部分：观看者的本分(The beholder’s share)
　　从观看者和艺术家的“取”“予”关系，论述艺术作品需要观看者的合作才能发挥效果。包括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
　　
　　第六章：云中的物像(The image in the clouds)
　　从艺术中的墨迹法到心理学中的罗夏测验，说明人们依仗投射功能可以从偶然形成的形状中辨认出某种形象。艺术家从墨团中看出的不是自然风景，而是风景画；是头脑中原有意念的新组合和新变化，不是全新的语汇；正是克劳德的绘画使英国人在本国风光中发现了“如画”的景致。从艺术史上讲，艺术从注重形象本身发展到注重形象在观看者头脑中的印象，从注重工笔细描发展到注重粗放风格的整体效果，最后终于出现了印象派，在这个过程中绘画笔法是从有结构基础到最好没有结构基础，要靠人们在头脑中“唤起”形象。而观看者所欣赏的恰是一团似乎无形的东西在他眼前变幻出形象的乐趣，这是艺术此前未曾明确出现的新功能。艺术家增加了观看者的本分职责，要求观看者作有制导的投射，把观看者拉进创作的魔幻之中，体验“创作”的欣喜心情。这个转折点导致了2 0世纪的艺术向我们的才能挑战的种种视觉之谜。（在解释墨迹，有刺激作用的涂鸦和莱奥纳尔多的壁画时，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图像读解中也有“观看者的本分”。透视效果和整体效果取决于观看者所知觉到的东西。画家靠其运笔所具有的唤起性魔力使公众快乐。）
　　
　　第七章：错觉的条件(Conditions of illusion)
　　无线电监听的工作经验说明，预期产生错觉。从一系列刺激信号中可能作出什么解释取决于人们对于信号系统及其使用场合的知识，从对木马的沉思中，从艺术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行动的上下文”为错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想使投射机制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让观看者有确定无疑的方法填补信息中的空白；第二，必须给观看者造成一个空白的或不完整的地方作为投射预期形象的“屏幕”。在对形状、颜色、运动等种种错觉中，“暗示”发挥着巨大作用。错觉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的心理倾向于以部分掩盖全体，自动地跑到了实际符号的前面，通过“一致性检验”按照上下文的条件去读解形象。（预期产生错觉，知识填补空缺。不完全的图形由观看者的“投射”所补充。观看者的投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种心理定向和足够的空白画面。多义性是图像读解问题的关键。）
　　
　　第八章：第三维的多义性(Ambiguities of the third dimension)
　　艾姆斯的视觉实验表明，空间错觉的产生跟对种种可能性的想象力有关，人们惯于把形象解释成自己熟知的东西。知觉不是暴露事实真相，我们是在预测影响下去猜测物像的多义性。平面图画不可能成为比例模型，只能在多维空间而不是在三维空间表现同一关系。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制作一个形象使它看起来像远处给定的客体。存在着跟实物相像的物像，但不是唯一的，而且也没有代表物像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最终标准形象。“网膜图像”概念没有用处，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网膜。若用透视法，则可以证明一批有相似形关系的形象都有同样的合理性，难以说明哪一个应该作为客体的“真实”的形相。知觉过程是“图式和矫正”这么一种节奏。根据波普尔的讲话，试错法在一切知识习得过程中都有巨大的作用。（空间深度的错觉表现了暗示的力量。观看者通过从过去经验中所知道的来解释表示距离的迹象，有助于表现立体的光与影也是根据过去经验来解释的；立体主义试图破坏空间错觉。）
　　
　　第四部分：发明和发现(Invention & discovery)
　　分析了视觉中的发明，讨论了漫画创作中对性格的研究，在比较艺术和语言的过程中指出了再现和表现之间没有判然分明的界限。
　　
　　第九章：艺术中的视觉分析(The analysis of vision in the art)
　　贝克莱认为我们的眼睛不过是在视网膜上经受一些产生种种所谓“色彩感觉”的刺激模式，而我们的心灵则把那些感觉组合成知觉，成为我们意识中的那个基于经验、基于知识的世界画面的要素。贝克莱的讲话是有问题的。看见不是记录，而是整个机体对刺激我们眼睛深处的那些光线模式的反应。世间根本没有无偏见的眼睛，看见就是解释，各种解释都是有理有据的。一切思维都是分类，一切知觉活动都联系着预测，也就联系着比较。读解图画就是调动我们的记忆和我们对视觉世界的经验。我们调集我们在以前看过的一些图画的记忆和经验，尝试着把它们投射到画面上。于是我们得出一个悖论式的结果；只有一幅绘出的图画才能解释在大自然中看到的一幅图画的来历。最初的绘画不是作为写真画像，而是从制作开始的。视网膜上的刺激模式必然容许有无数解释方式，除非以概率为据，否则哪一种解释也不能进而得到证实或者否定。与其说发现事物的外观如何是在于认真地观察自然，倒不如说是在于发明了一些绘画效果。艺术的历史在于：作品得益于作品的要多于对自然的观察。（要创造错觉艺术，仅仅忘记自己所知道的自然还不够，你还得创造出一些可以被人误认为是远处物体的色块。错觉艺术必须考虑形状的相互影响和颜色的影响所造成的知觉修正。错觉艺术产生于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当被继承的图式受到自然的实际外观检验时，艺术便发生变化。）
　　
　　第十章：漫画实验(The experiment of caricature)
　　绘画中对于光和质感的描绘，涉及到我们知觉中一个更深的层次，它比轮廓更直接地引起我们的反应，因而也更难分析。不过还有比质感印象更难分析的，这就是相貌印象。特普费尔对相貌特征的研究，以及他通过戏笔所获得的性格特征，说明通过试错法也可以发现相貌的非永恒特性。特普费尔的“胡抹乱画，看看会有什么效果”这种公认的扩展艺术语言的手段和2 0世纪的艺术实验有关，但它仍然是先制作后匹配。（只要存在适合的心理定向，便可以略去细节。漫画之所以为人接受是因为它们的简明性排除了相互矛盾的线索。漫画主要不是源于对自然的观察，而来自画家的任意涂鸦和对一些基本特征的重新安排。一般来说，漫画艺术家再现的是等效物，而不是相似物。）
　　
　　第十一章：从再现到表现(From representation to expression)
　　按照传统的说法，艺术家的物像是自然符号，语言是程式符号，而我们比较一下画布上的颜料和阳光照耀下的风景，我们再看一看孩子们用积木搭的火车，就会发现词语构成的语言跟视觉表现方式之间的相同之处，比我们一般所承认的更多。象声词也不是真正的模仿，而是在给定的语言手段中接近耳朵听到的声响的近似值。但是，我们对声音的知觉显然带有习惯解释的影响，因为根本没有不带解释的现实，正如没有纯真之眼一样也没有纯真之耳。学习说话，受Pippa原理的限制，类似于成规定型在艺术中的作用。联觉（或译通感）牵涉的是相互联系，如果我们手中有的标尺只是Ping和Pong的话，我们就会按照这两个词语来给事物分类。表现主义理论所缺乏的正是对这种相互联系的认识。奥斯古德的实验说明，我们总是把任何概念都放进一个有明显结构的母式（语义空间）之中，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可以理解传统象征主义的处理方式。有了母式，我们就可以估计个别特征的意义，这使我们能够对表现作出判断，从而认识到再现不仅是信息工具，而且也是表现工具。康斯特布尔的艺术观点就证明了这个结论。（形与色的表现不是绝对的。只有在知道选择范围的情况下表现才能被理解。表现被铸成了由历史定性了的类目，并进一步由艺术家的背景和个性所修改。）
　　本书实际所论却是：种种再现风格一律凭图式以行，各个时期的绘画风格的相对一致是由于描绘视觉真实不能不学习的公式
　　艺术之所以有一部历史，是因为艺术的错觉不仅是艺术家的劳动成果，而且是艺术家分析形相时不可或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