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官员特别清廉，必然会得到上下的尊重和认同，如果一个大臣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那么遇上明君，这样的人必将会遭到皇帝的疏远，但是如果遇见臭味相同的皇帝，那两个人的合作也是很愉快的。

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和宰相的合作都是非常愉快的，例如说唐太宗和魏征，唐太宗曾经说过，魏征就是他的一面镜子，有魏征在他就可以照出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并且加以改正，两个人相得益彰能够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皇帝和宰相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制约，对整个国家的走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大家虽然说天子非常能干，但是一个国家大了只靠皇上一个人，难免会在决策上出现失误，碰上明君还好如果碰上无道昏君，那么这个正直的大臣便要遭殃了。

但是在我国唐代却有一位宰相，因为清廉反倒让皇帝觉得有些不自在，皇帝居然还偷偷的给宰相说可以稍微收一些贿赂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个皇帝便是唐代第十位皇帝李适，宰相就是陆贽，在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个记载，给陆贽送礼遭拒的一些官员，心怀不满，怨恨他没有跟大家打成一片，居然于是就向皇帝打小报告。

我觉得这个报告打也挺有意思啊，居然是告他拒绝受贿的报告，你说要是说告他贪污受贿这个屡见不鲜，但是在历史上居然告的官员不受贿，也是非常难得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朝政已经混乱到什么地步，想要做一个不同流合污的人清廉官员有多难，唐德宗也觉得宰相清盛太过，于是就把叫他过来给他说，其实你也不用太过于清廉，如果说外官到京城来了，送给你一些小礼物比如说马鞭啊，或者皮靴之类的，收也就收了，这没什么的，皇帝能够如此公开的所教唆自己手下宰相去受贿，也算是千古奇闻。

唐德宗之所以能说出如此这么不堪的话，是因为他本人就比较贪财，贵为天子的他除了国库以外，居然还设立了很多私库，这些私库就专门用于皇帝过奢靡生活，但是百姓的已经达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想想大唐之盛世和现在相比，那真的是天壤之别，按说唐德宗这个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要是一般人的话可能也就听了皇上的话和手下人一起同流合污去了，可是陆贽就非常不赞同。

依然是觉得自己没有错误，而且还给皇帝说，假如说我第一次收一些鞭子靴子的，那下一步必然会成为黄金珠玉，受小礼必然慢慢就能培养成收大礼，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也就此毁了，如果朝堂之上，人人都是，阿谀奉承的官员，那么一个国家的朝纲何存？百姓又要遭到怎样的水深火热的折磨？

等到德宗驾崩的时候，他的儿子唐顺宗即位，这个时候才体会到陆贽当年和他老子在反腐倡廉问题上的对立关系是多么的重要，于是就下诏让陆贽回朝廷任职，但不幸的是，陆贽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享年52岁，其实不管是做官还是做人，在关于道德底线的问题上，还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陆贽的学养和品德，深得当时和后代的称赞，后来唐代的文学家权德舆把他比作汉代的贾谊，苏轼也称赞他为帝师之才，也因此陆贽也青史留名了，反过来说，假如当年陆贽听任，皇帝的指示，大肆受贿那么等待他的也可能就是，后来皇帝的清算。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怕也就不是清明了，可能就是一个以贪官污吏的形象出现在后世眼中了。

1、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3、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4、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曾国藩是晚清的知名人士，他不但博学多才，而且还建立了湘军，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是让清廷得已延续的最大功臣，因而青史留名。

然而，关于曾国藩是清官还是贪官，后人却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曾家太富有了。

据史料记载，曾家共有10做豪宅别墅，包括：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等，其中最豪的就是大夫第，占地13万平方米，里边包括公园、池子各种建筑应有尽有。因为这栋豪宅过于宽大，很多人甚至误认为这是当地庙宇。

除了拥有超级房产外，曾家还有万亩良田，要知道，曾国藩的爷爷和父亲虽然也是富裕的地主，但田地也不过100多亩，而到了曾国藩手上竟然有上万亩，可见家族资金的雄厚。

曾家有如此多“来路不明”的家产，后人怀疑是曾国藩利用手上权力贪腐所致也就不足奇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是个清正廉洁之人，他在做京为官时，工资才125两，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25000元，这样的工资对于一个“厅级”干部来说，显然是低得可怜了。

因为是在北京生活，这样的工资连他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对此，曾国藩只好找亲友借钱度日。后来，因为“功绩”，他获得一笔1600两白银的奖金，才得已还清了债务，并勉强度日。两年后，这笔钱用完后，他只好又开始借钱度日。

曾国藩在京城当了12年的官，最后离开时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些债务直到他当两江总督时才还清。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收入大幅提高，一年可以收获二十万两银子，然而，其中曾国藩管理自己湘军的开支就得六万多两，而各种应酬又要几万，也就所剩无几了。

曾国藩在任期间，并没有同流合污，根本没有“灰色收入”。

曾国藩能做到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但他的弟弟曾国荃却完全相反。

曾国藩成立湘军之后，就把曾国荃以及另外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一起叫去管理湘军，做个小军官，只留下二弟曾国潢“守家”。

然而，战争是无情地，在数年的征战中，只有曾国荃成了“幸存者”。 曾国荃性格与曾国藩截然相反，曾国藩敏感谨慎，曾国荃大胆放肆，做事高调、做人也高调。

曾国荃刚参加湘军带领湘军取得第一次胜利的时候，就和部下一起进城抢夺财物，结果被曾国藩进行了严厉批评。

而恰好当时的明朝给不了他这样青史留名的机会。毕竟明朝已是到一个王朝的晚期期，此时晚期王朝该有的表现明朝都相继显露了出来，如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等等，在这个时候要想在朝廷做官靠的不再是学识，也不再是本事，而且财和权，你没钱没关系要想在明廷引起皇帝的注意，要想在明朝位居人臣之上真的很难，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作为一个已经家道中落的家族出生的范文程，虽然此时他依旧顶着“北宋名相范仲淹十七世孙”的荣誉，但是说实话真的没啥用，现在可是明朝，不是北宋，虽然范仲淹名头响，但是在明朝真的没啥用。没看到就连明朝万历年间的名相叶向高，他的儿子叶成学也只是做到正六品的尚宝司司丞一职。你说连当朝的名相都是如此，更何况是距今已百余年的北宋名相之后呢？

所以作为一个有着极大抱负，还想要名留青史的“野心家”，范文程这样一个即没权又没势的小人物，几乎是不可能在明朝实现他任何的抱负的。也就是如此，不甘于寂寞又颇有胆识的范文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投靠在当时，相对于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来说还是很弱小的努尔哈赤。

实际上当时范文程这么做，我想是经过重重考虑的。毕竟他是一个汉人，先不说后金这个对汉人极度仇视和鄙视的政权能不能看得上自己。即使能看得上自己，后金是否有这个资格去挑战明朝这个巨无霸，万一要是失败了，范文程这个汉奸绝对是要遭到明廷的严惩的，轻者凌迟处死，重则满门抄斩。所以范文程能够在这个时候投靠后金，我想真的是下了蛮大的决心的。

当然从这个决定我们也可以看出范文程真的是一个“要名不要命”的主。他真的是太想实现自己心中那个“匡扶天下，建功立业”的梦想了，为了这个梦想范文程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不惜背弃自己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祖宗。就仅仅只是为了那个所谓的名，他选择了助纣为虐，去帮助那个异族来侵占我们汉人的土地。

可以说范文程投靠后金就是一场豪赌。赢了，自己就是一个名留青史的开国功臣；输了，自己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卖国贼。最终我们都知道，范文程赌对了，在那个缺少文化人的后金，在那个又仇恨但又极度渴望汉族文化人支持的后金，范文程得到了重用。

努尔哈赤曾言“此名臣后也，善遇之！”，在后金这个极度缺少文化人的政权里，范文程这位范仲淹十世孙的主得到了后金的特别重视。所以自努尔哈赤开始，皇太极、顺治、康熙四代帝王都对其极其的恩宠，并赋予高位，因此他曾经的抱负在清朝都得到了实现，“位居人臣之上，开国功臣，名留青史”。

也这就是为什么范文程一生都忠于清朝的原因。从最开始范文程想做的就是成为他的祖先范仲淹那样名留青史的名相，而非明君。而在清朝这里，那些帝王就给了范文程想要的一切。权，清朝给了；名，清朝给了，这就足以。

客观上来说，范文程对于清朝来说的确是有大功的，而且在清朝入关后，对于中原的稳定他也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相对于李自成在入京后的胡作非为，弄的百姓民不聊生，清朝入关后在范文程的主持下，百姓得到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活，这点倒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如果从明朝来说，范文程是德行有亏的。他为了个人功利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明朝君主，于大节有亏，于大义有亏，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忠不义不孝之徒。

当然其实细细想来，在当时之所以会造成那么多在后来证明的确有大才得文人背离自己的国家去投靠清朝，这之中跟明朝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若不是明朝后期政治过去腐败，贪污过于严重，从而导致那么多有学识，有才能的文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

本来按照正常情况，这些文人或多或少都能依靠科举来获得朝廷的任用，但是无奈的是科举亦被那些贪官污吏所掌控，比如清初的第一清官于成龙就是因为在明朝科举考试中，因贪官作祟最终名落孙山，后心灰意冷的他就直接归隐田园。但是事实上，于成龙并非没有能力，这点从他被清朝重用后，政绩尤为突出就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当时苦于不被明朝看中罢了。

不过不管如何，个人觉得无论你如何的不受重用，背叛国家背离祖宗始终都是个错误，始终都不能让人原谅。中国历朝历代有多少文人抑郁不得志的，可是又有几人去投靠异族来获得重用的呢？范仲淹曾几何时不也是郁郁不得志吗？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去投靠西夏或者辽国啊！我想如果他去辽或西夏也肯定会受到重用吧！可是他却并没有去。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始终都没有做出违背祖宗，背叛国家的事情，他们才成为了名留青史的名臣名将。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很多留名青史的忠臣，当然也有很多遗臭万年的奸臣。但在清朝末年，有一位权臣，对于他的评价，人们却一直都是褒贬不一的，此人便是晚清名臣——李鸿章。

有人说他是清朝末年的功臣，因为他在的那个年代的40几年，没有一桩事件和李鸿章无关，这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他都或多或少得有参与。有人说他是清朝末年的奸臣，因为他代替清朝签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等，这些条约的签订让世人对李鸿章的憎恶到达了巅峰。

但其实深究下去，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羔羊，说不上奸臣。其中这篇文章所要说的人，就是即兴办洋务，又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

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不过就是一个地方官员，最顶也就是受朝廷重视的地方官。在历史的长河看来，毫无疑问，他是满清末代的一位大权臣，而他为后代留下的数亿资产同样是震惊了世人。在清朝的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和坤这位大贪官的家产能够与之相比。

说起和坤，相信认识他的人，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大贪官，提他干什么？那个时候和珅的积蓄比得上一个国家二十年的税收，难以想象，他是多么的富甲一方，可他的钱，都是因为贪得来的。而我们今天讨论的李鸿章，他的钱，都是不贪不抢，他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聪明才智换来的。

我们能知道，他的一生都在忙碌中度过。在洋务运动的时期，当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求富”，在大家都在认真经商的时候，可以发现，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李鸿章。他很早就知道，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

在清朝末期，朝廷发现自己实在是比其他国家落后很多，为了国家的自强和求富，于是开始想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便有了洋务运动。再次期间，李鸿章就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许多著名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便是出自他手。他在朝廷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上海轮船招商局，因为有朝廷的批准，他办起事情来很如鱼得水，当时的他可是包揽了朝廷“官物”运输量的一半。这其中的利润，不可估量。

随着上海轮船招商局的顺利开办，再加上李鸿章总是被派去与外国人交往，与外国的经商人稍微熟悉。外国人了解到李鸿章的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于是便与他谈起了合作。

李鸿章跟英美合办的公司开始进行合作，此后，李鸿章又创办各种民用企业，涉及面很广，其中有矿业、纺织业、电信业、铁路，可以说，李鸿章的财产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他的股份。在李鸿章死后，有人统计过他的遗产，李鸿章，家资几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几千余万。

虽然他的很多行为在当时看来是卖国行为，与外国人合作，是在卖国，是不爱国的行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国际社会环境中，李鸿章做的是很不错的，深究下去，这也并不是卖国行为，有他的努力，清朝末期的经济呈现过短期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