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对有一类文章避之唯恐不及，奈何人在江湖，我这个“文人”也偶有“蒙”领导同志“宠遇”的时候。新楼落成，来一篇类似古代的“铭文”吧；军训结束了，要送地方部队一面锦旗，给锦旗上拟两句话吧……诸如此类。我一直“无耻”地觉得我应该为我的辛劳与付出获得报偿，只可惜大概在领导同志看来，我的写作轻松可同娱乐。

　　他们的态度起码部分地代表了一般社会对“写作”这种行为的流行看法。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基层写作者，我们写作的“劳动”性质在很多人眼中其实是非常暧昧可疑的。

　　但我今天仍然要说，写作不仅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它有简单的体力劳动无可比拟的地方。简单劳动只是“复制”这个世界上业已存在的东西；而写作所“生产”的每一篇“产品”都是这个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写作所以为“创造”者在此。很多人把写作视同乐趣或娱乐，娱乐和乐趣的关键词是放松，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其实并无乐趣，因为它没有轻松可言。或者说写作即使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特殊的乐趣，非打牌、K歌所可比拟。

　　冯友兰作为“资深写作者”的一番话，可谓深得写作三昧：“照我的经验，作一点带有创作性的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冯友兰的话可以解释我一直困惑的两点，一是写作过程中和结束后那份难与人言的“累”；二是为什么很多简单劳动可以边干其他事(比如听音乐或聊天)边同时进行，而写文章则不行，原来皆因写作“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之故也。

　　一般社会对写作行为的误解实是其来有自。在中国，文人成为一种职业以及相应的版权及稿费制度的建立，较之西方过于滞后。李笠翁算是较早主张版权专利的中国文人，他有一短跋云：“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然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更有名的是板桥先生自刻诗序：“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有清一代是版权意识萌芽的时期，然不管是清初的李渔还是清中的郑燮皆只能出以恶语，或祷之冥冥，无法条可以援据故也。

　　晚清以迄民国，是中国版权和稿费制度由草创渐至成熟与完备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版权、稿酬制度逐步恢复，但也许是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吧，一直维持着极低的稿酬标准。然而稿费问题的解决也只能交给市场，这就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要有依赖稿费和版税生活的职业文人；　二是要有市场化的媒体。中国的写作人群固是蔚为壮观，然少说也有八成并非职业文人，这恐怕也是世所罕见的现象吧。我这样的业余作者另有谋饭的营生自不消说；即使是专业作家，作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也大抵在编制上属于某单位，从单位领一份工资。至于媒体的市场化，我们只好希望它是下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真正达成，尚不知有多少路要走。

　　（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