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思特(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恩格尔定律与恩格尔系数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
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
收入变动百分比

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呈递减趋势。

补充：
一、恩格尔系数的概念及其广泛运用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恩格尔对当时比利时的三个阶层作了统计调查，得出如下图表：
食粮费 衣着费 住宅费 燃料费 文教卫生娱乐费
一般劳动者家庭
中等阶层家庭
高等阶层家庭 62%
55%
50% 16%
18%
18% 12%
12%
12% 5%
5%
5% 5%
10%
15%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收入少的阶层指出食粮费的比率反而高。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粮费支出比率渐次减少，衣着费的支出比率也渐次减少但比率变化较少，住宅费、燃料费的支出比率保持不变，文教卫生娱乐等杂项费用支出比率随所得增加急速增长。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最早确立的两个函数关系之一。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统计工作之中。人们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2003年我国发布的第一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47.7%（小康），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富裕）。在新华社的网站上，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有一篇关于本地区恩格尔系数数据的报道，以反映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①
二、恩格尔系数的质疑
1、恩格尔失灵。恩格尔当时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凭经验推断出的，并没有理论依据。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恩格尔系数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大多在统计调查中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1868年，德国统计学家修瓦彭研究了柏林市民的所得额与住房支出的关系，推翻了恩格尔的关于住房支出比例相对不变的结论。他指出，住房支出比率也适用于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规律。后来，其他的经济学家根据统计资料发现服饰等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变化规律也类似食物支出的变化规律。
1984年，苏志平、张克昕等教授曾对河北省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农民普遍的食粮费用支出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比例。但是苏志平教授同时指出，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不到），而在住房方面（占总支出40%以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俭朴的生活，在吃的方面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①
我国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而得：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②
1957 1964 1978 1985 1987 1990 1992 1993 1995 1997 1998
城镇
农村 58.4
65.8 59.2
67.1 57.5
67.7 52.3
57.4 54.4
--- 54.2
55.6 52.9
56.8 50
58 49.7
58.6 46.4
55 44.5
53.6
%
40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翻了两三番，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分别下降了13.9%和12.2%，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符，而且中间还曾出现过数次反弹。令人困惑的还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并没有造成恩格尔系数的大幅度上涨，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也仅造成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小幅度反弹。事实上，“纵观我国人民三十多年的消费结构历史，并没有给与恩格尔系数实践上的论证。”①
2、恩格尔悖论。恩格尔系数在两个前提下普遍适用：（1）假设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但问题的焦点在于食品的消费弹性。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与现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买方市场不同，恩格尔所处的19世纪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产品并不丰富，尤其是食物，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构成也十分单调。在“填饱肚子”是绝大多数居民的第一要务时，没多少人会在意食物的“口感”如何，食物等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外国经济学家常用所谓“巨无霸指数”来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但是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汉堡包在西方国家是居民的日常食物（甚至有称其为“垃圾食品”），而在中国，汉堡包却是作为一种比较“高级”的食物出现（少数极发达的地区除外）。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这就需要明确，食物的作用究竟是“维持生命”还是“享受生活”（尤其是酒和“休闲食品”的出现）？有食物用于享受，无疑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如同历史学家指出的，酒的出现说明粮食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还出现了富余，这也是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表现），用于享受的食物的弹性无疑大于用于维持生命的食物弹性。但问题在于哪些食物是用来“享受生活”的？这一部分食物是否应算作恩格尔系数公式中的“食物支出”（分析恩格尔系数的本意，用来享受的食物应该不算作食物支出）？那些既可以用来“维持生命”又可以用来“享受生活”的食物该怎么归类？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做为“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汉族的主要肉食是猪肉，而受宗教影响，穆斯林的主要肉食是牛肉。牛肉的价格一般比猪肉价格高出25%左右。消费主体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恩格尔系数的准确性。同样，高级食品以及食物等级等消费弹性食品的存在就使恩格尔系数公式的计算失去了标准。以湖南为例，大米是湖南居民的基本食物。市场上湖南产的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1.5元左右，优质大米（如东北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2元左右，进口大米（如泰国大米）的零售价则高达每市斤3元左右。而不同品种的大米除了在所谓“口感”方面有所不同外，对满足居民饮食要求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居民对主食的选择带有习惯性，在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不同的家庭在总支出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都一样，但对大米品种的选择不同（一般而言，南方人对大米的要求较为讲究），如果机械地以恩格尔系数公式进行计算，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结论——食用高级食品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根据张晓卫和孙卫平的研究，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剩余收入中继续投向食品的比例高达13.76%，“虽然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但老百姓仍把食品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消费类别”。①
三、一种理论猜想
在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界对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两种方法。萨缪尔森提出了萨氏恩格尔系数。萨缪尔森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对恩格尔系数提出看法：“食物在收入中的百分比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还要注意储蓄的上升，从低收入的小于零到相当高的水平。”①萨氏恩格尔系数公式以总支出为分母。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支出增加。这就是假设为居民的收入全部用于支出。做出这种假设的原因在于：财富只有投入到市场流通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这就关系到储蓄的作用了。财富进入银行后，将以贷款的形式被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固然能促进社会进步。按照恩格尔系数的初衷，银行储蓄也是应该算作支出。但储蓄毕竟不能给居民带来直接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居民向来有将剩余财富存入银行的习惯，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并没有带来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原来生活水平就比较高的情况下）。另外，恩格尔系数公式选用的数据是一个时间段的，居民的银行储蓄究竟算作在什么时间的支出？因此，应该明确：恩格尔系数中所指的支出一定要是“消费支出”。萨氏恩格尔系数虽然并不高明，但对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提供了研究的思路。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食品的统计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等项目就是明证。
我国学者苏志平对恩格尔系数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恩格尔系数的一个隐含的条件是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小于1，苏志平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基础是需求弹性理论。食物因为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且往往是弹性不足的商品。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处于不同的生活水平，对食物需求量却是大致相同的。苏志平教授也考虑到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问题，他指出，恩格尔系数适用的前提条件有两点。第一、食物支出是指从总体上将维持消费者的生存所需要的支出（我们在上文已有论述）。第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包括内生变数（事物本身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变数）不变和外生变数（不是由事物本身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变数）不变。就内生变数而言，消费主体在消费习惯、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是主要的内生变数，是因该假设为不变的。①但当恩格尔系数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时候，假设内生变数不变是不合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随着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愿让家务劳动占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越来越愿意购买经过加工的食物，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居民所消耗的食物量并没有加大，但由于食物支出中增加了加工和服务等费用而导致食物支出增加。虽然经济学家们会认为支付了加工和服务等费用会得到闲暇的福利和由时间的节省而导致收入增加等，但又证明了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问题。
195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Stone为了深入研究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数量关系，以效用函数为基础提出了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其基本形式为：
Vi=PiXi+bi(V-∑PkXk) (i=1,2,3……)
Vi是对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V是总消费支出，是Vi的和。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Pi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bi表示超过基本需求支出中用于购买第i种商品的百分比，称边际预算比。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进行消费结构分析较恩格尔函数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同时它还考虑了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能够在没有价格资料的情况下利用居民截面收支数据资料进行需求的价格弹性分析。
但是，笔者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基础除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分析外，还应该还应该包括消费支出的分类及由此衍生的食品消费弹性（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问题。所谓食品消费弹性是指在食品的消费函数（ Consumption Function）已知的条件下，食品消费量的变动对其他变量如收入、品质、价格变动的反映敏感性。
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法包括：恩格斯的消费资料基本属性理论（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日本心理学教授宇野政雄的消费结构三阶段理论（分为以衣食为中心、以安全舒适为中心、以生存意义为中心）；以及我国通用的划分吃、穿、用、住、行的方法。虽然以上几种划分的方式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将对食物需求的支出作为人的首要支出，认为人们要在满足了食物需求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其他的消费。
恩格尔系数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于，随着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居民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的弹性是会随着总支出的增长而变化。也就是格利里希（Zvi Griliehes）提出的享乐价格（Hedonic price）问题。由于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一样，购买食物的支出的增长率与总支出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进行统一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固然会出现恩格尔系数支持的：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但由于“食物支出金额↑”和“总支出金额↑”之间的关系无法判别的，所以还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 或 ——————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勉强满足恩格尔系数公式，后一种情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反而更高，恩格尔系数也变高）则完全于恩格尔系数公式相悖。而且棘轮效应告诉我们，人们的支出容易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容易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此，当居民收入减少的时候，同样有可能出现：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由此可知，消费者行为的差异使在居民收入出现变化时判断其恩格尔系数从而判断其生活水平高低的准确性打了折扣。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恩格尔系数的合理的认识应该是：
第一，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出现都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恩格尔系数也不例外。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观念、政府的经济倾向还是市场上商品的丰富程度都与150年前的欧洲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依靠计算“食物支出”来判断“社会进步”或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与否并不合适。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只是揭示特定发展阶段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关系，并不适用于各个阶段和各个地区的比较，在应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却是精确的；恩格尔系数存在的意义是与变化多端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但却被人为的加上了诸多不切实际的限制条件。笔者承认，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今天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但不能机械的将其作为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如需以恩格尔系数为依据，也必须仔细考虑该系数是否符合本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选C，用方程，写出比例一比就行

首先对于过去来说 是上升的
其实不可以 简单的把内需与出口完全分开来说 但是绝对看来差不多是40%这个数字 其实很早之前 欧元之父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 蒙代尔就曾经对财经杂志的记者说：在未来 中国更要看重国内市场 拉动内需 促进国内消费与生产 长久以来 对于我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中国以及大部分亚洲国家更多的是扮演了勤劳的生产者 是真正制造财富的人 而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 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并以增发货币和制造虚假信息掩盖极高的通货膨胀的现实 再加上美元这种债务型货币的特性 美国冷战时期的巨大消耗 美元作为世界储蓄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量流通导致美元贬值 以及为了维持世界储蓄货币而不得不维持美国贸易逆差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 美国黄金储备的急剧下降 最终迫使尼克松于1971年8月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直接兑换 这一切都使美国有一个生产国 一个财富的创造者逐渐成为了一个消费者 并且逐渐由全球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了最大的借贷国 当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都会听到政治老师这样给我们叙述 美国等一批西方发达国家的GDP比重中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大 这无疑是一种误导 误导中国的希望 把眼光和希望都放在了服务业 如果读过泰勒的科学管理学原理的同志会知道 里面对于财富的阐释是 只有固有生产型劳动者 才是再创造财富 像雇佣女佣 等等非生产性劳动并不会产生财富 相反会减少财富 所谓的超前消费 其实是无比危险地 美国就是眼下嘴真切的例子 对于中国的80s们 不要吧透支消费 和超前消费当做时尚和优点 中国现在的财富是通过我们的父母祖辈通过辛勤劳动和储蓄的习惯 获得的

这种发展要依照情况判断健康情况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应该逐步解放国内的市场和购买力 因为不久的将来 过剩的美元必定会流向中国市场 既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又是由于中国诱人的投资吸引力 所以明显的通胀会叫为明显 此时不宜增加国内市场的流动性 人们应该谨慎投资 做合理的理财安排 不要有侥幸和投机的打算

我们应以内需为主要拉动 在此基础上 发展贸易 时将剩余的劳动产品出口 而不应该是在为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 抢先国际市场 比例不定 主要看国内市场的容量

总的来说：
1.有变化 总体趋势逐年上升 具体数据可以参考中国贸易发展年鉴之类的读物 大学图书管有借
2.具体比例不知道 但是政府收藏了GDP比例三分之一的财富 国有资产对GDP贡献在6%~10%
3成果不显著
4对于中国来说 政府对于经济的掌控比较严格 相对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经济独立性和封闭性还是比较强 收国际影响也不会非常明显 主要就是有政府在调控 所以中国目前还算安全
5.因为贸易和自由市场的本质就是资源的合理化分配 提高生产效率 前提是用自己剩余的劳动成果和资源与别人交换 如果仅仅依靠出口 不能有效提高自身利用资源的能力 就算出口也只是低端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 而且也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
6对于外商需求很大 而且外商也很乐意投资中国 因为日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巨大的消费潜力 还有较为低廉的生产成本都是吸引外资的最好条件 更何况美国经济日趋衰弱 亚洲经济初露锋芒 日本和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而全世界 目前只有中国有望成为世界超级经济体 所以外商需要中国 同时中国要发展也需要外商

PS:以上观点纯属个人见解 并非知名学者 或学界巨擘之言 不详 不严 不实之处还请谅解！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以弥补各方不足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1-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金融风暴即将到来。
赶紧从银行把存款去回家吧。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Crisis)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另有同名歌曲《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1]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国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造成这次危机的背景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1、美国的消费习惯
　　借钱（贷款）消费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原因：收入轨道模式。年轻人钱少，但消费多；老年人退休后享受优越的退休金，但消费相对少。所以，年轻人多借钱消费（包括向父母借钱，这与中国不同）。而且，美国发达、完善的信用体制使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靠借钱来完成。储蓄模式。美国人的储蓄率历来很低，近年来，一直在零储蓄率上徘徊。要消费，只能靠借钱。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驱动。其消费率长期为70%左右，投资率为15%左右，而出口负数。
　　2、经济管理思想
　　自上世纪70年代发生经济“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此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道具。
　　3、经济环境与具体政策工具
　　美国2000年后陷入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的短暂衰退之中，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主持下，连续13次大幅度削减联邦基准利率，从最高6.5%下降到1%，强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扼住了经济下滑，也拉动了美国房地产连续多年繁荣。此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需要理解的是，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同样的低利率政策，为什么美国偏偏房地产行业得以相对发展，而不是其他行业呢？原因是：网络等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导致的泡沫破灭后，进入一个成长停滞期，抑制了大量资金对该行业的投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美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形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加之服务业在繁荣之后的替代更新需要一定的时滞期，所以，这些行业投资机会较少。而且，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房产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资金开始注入该行业。
　　主要案例
　　美国金融危机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
　　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金融危机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
　　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
　　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金融危机
　　2007-2008环球金融危机 又称金融海啸、信用危机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
　　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我认为第一次能够称作金融危机的事件应当是“郁金香狂热”事件。

从16世纪中期到1637年2月4日，郁金香的价格在欧洲（特别是荷兰）不合常理地疯长。例如：在泡沫破碎前几天，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高达6700荷兰盾，这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而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

1637年2月4日，卖家开始卖出郁金香，从此泡沫破碎，郁金香价格一落千丈。无数家庭因此破产。

两个月后，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从而彻底击破了这次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泡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世界各国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状况，通常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一般包括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里主要是指1960年成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它们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其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是7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亚洲只有日本是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又称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是指政治上已独立，经济上比较贫穷，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也包括东欧一些国家。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可分为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按其经济发展的特点大致有四种类型：新兴工业国家、石油输出国家、原料输出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少数石油输出国人均收入虽比某些发达国家还富裕，但按其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程度，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4%，却拥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90%；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只拥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0%。据外国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5%，发达国家增长率保持2.5%，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150年。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这种经济差别，根源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在国际生产领域，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造成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是畸形的单一经济，如中东生产石油，东南亚生产橡胶、椰子和锡，非洲生产热带作物和有色金属，拉美生产咖啡、可可、香蕉，以及铝土；发达国家则早已形成以制成品为中心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原料产地）—发达国家（工业中心）”的国际生产格局。
在国际贸易领域，形成“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国际交换格局。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石油、农矿原料，及其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粮食及高级消费品；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机床、汽车、精密仪器、化工及电子工业产品，并在世界市场上凭借其垄断地位，低价进口原料，高价出售成品。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使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逆差越来越大。
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发达国家不仅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而且控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据世界银行统计，1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储备总额为1569.48亿美元，19个发达国家的国际储备总额却为5057.48亿美元。在世界银行中，5个发达国家拥有42.33%的投票权，116个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只有29.35%的投票权。在获得资金方面，由于受制于国际金融垄断财团，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1970年底为729亿美元，1980年底为6100亿美元，1985年底猛增到105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9.7%。1980年至198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3—4%，大大低于债务的年增长率，不少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既存在资金与技术、原料与市场等方面纵横交错的互相依赖关系，又存在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就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已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不仅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难以实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受到限制，并影响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国际政治的稳定。因此，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关系人类发展的一个全球性的核心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国际上又称之为“南北关系”。即以地理方位可把世界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处南半球以及北半球的南部，故称“南方国家”；发达国家大部分位于北半球，故称“北方国家”。这种“南北方”国家的划分，主要不是地理上的含义，而是指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划分也是大致上的，在南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在北方，中国和原南斯拉夫等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
南北关系，在广义上包括南北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关系；在狭义上仅指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南北关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又称为“南北之差”。南方国家为了维护民族经济利益，要求发展经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即变革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世界金融体系，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了解决“南北之差”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进行双方合作进行谈判，称之为“南北对话”、“南北谈判”。在60年代，发展中国家就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南北方开始对话。1974年，联合国召开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6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1975年12月，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等19个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等8个工业国家或集团，在法国巴黎举行国际经济合作会议，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南北对话。1977年5月，举行第二次南北对话会议。由于美国拒不接受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两次南北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南北对话陷于僵局。1977年11月，根据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和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建议，在1979年12月成立“南北委员会”，勃兰特任主席，并发表《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1979年底，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38号决议，推动南北对话，并确定了全球谈判的原则。1981年10月，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其代表，在墨西哥的坎昆进行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就恢复全球谈判和改善南北关系进行广泛讨论和磋商。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原则。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极态度，使南北对话未能取得进展，至今处于停滞的状态。
尽管南北对话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的一些协议，对调解南北矛盾、缓和南北关系起了一定作用。1974年，第4届贸发会议通过《商品综合方案》。1978年11月，联邦德国、日本等11个发达国家取消了约45个最穷国家的部分债务。1975年2月，46个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和欧洲共同体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为期5年的协定，称为《洛美协定》。该协定规定：非、加、太国家全部工业品和92.4%的农产品，可以不限量地免税自由进入欧区体；欧共体商品进入非、加、太国家，享受最惠国待遇，但不免税；欧共体拨出46.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这个协定标志着南北关系揭开新的一页。1979年10月和1984年12月，非、加、太国家和欧共体又签署了第二、第三个《洛美协定》，非、加、太国家集团成员从原来的46个国家扩大到65个国家。占发展中国家半数的非、加、太地区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之间的经济合作，为改善和促进南北关系提供了范例。
南北对话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南南合作，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南南合作系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这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为谋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南南合作的基础目标是：促进集体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协调立场，加强南北对话中的谈判能力，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南南合作最早始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国家会议，到60年代开始付诸行动。1961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呼吁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1974年，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首次提出“集体自力更生”的概念。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南北方开始对话，发展中国家为了协调立场和加强谈判能力，在会上成立77国集团，到1984年该组织的成员已达125个国家。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77国集团成为南南合作的全球性组织。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77国集团会议通过一系列关于经济合作的文件，逐步确立南南合作的行动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有2个，即1979年2月77国集团第4次部长会议通过的《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1981年5月77国集团加拉加斯会议通过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前者制定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优惠制，开展发展中国家国营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创办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标志着南南合作最完整、最系统的计划，要求采取果断行动保证执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计划。1983年，有26个国家参加的北京第一次南南合作会议，是南南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会议就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打破南北对话僵局、推进南南合作进行探讨。随后，发展中国家代表又于1984年和1985年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和津巴布韦的喻拉雷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南南合作会议，会议建议成立第三世界银行和南方银行，要求发展中国家集中资源和智慧，克服困难，发展民族经济，并从总结经验出发，着重研究了具体的合作问题。
从7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南南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形式日趋多样。1、贸易合作。从1970年到1980年，南南贸易额由111.7亿美元提高到1490亿美元，并建立20多个各种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组织。2、资金和金融合作。如石油输出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1975年为62.39亿美元，1981年达84.66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还建立10多个金融组织，对成员国提供援助，还款期限长，达10—35年，利息低，只1.5—6%，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3、技术合作。4、发展多国企业。5、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1980年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决定在2000年以前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1981年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准备逐步向拉美共同市场迈进。南南合作正在由纲领和宣言变成具体行动，由区域性合作向全球性合作方向发展。
在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冷战时代结束后，南北问题更加突出，南方面临的处境更为困难。调整南北关系迫在眉睫，加强南南合作更为重要。南南合作的加强，必将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有利于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在工业技术上比我们先进得多，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是他们骄傲的资本。

战后的日本经济通常可分为：1945-1955的战后复兴时期，接着是高速发展时期，然后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稳定发展时期。
战后日本经济通过占领军实施的经济民主化，为自己奠定了崭新的腾飞基础。这个经济民主化指的是“财阀解体”、“农地改革”、“劳动改革”。
另一方面，在产业方面。1947年起采用了几种物力、财力、人力投入到煤炭、钢材生产上去的“倾斜生产方式”，1948年起日本经济虽然伴有通货膨胀，但终于走上了经济复兴的轨道。在这被称为“稳定中的恐慌时期”，广大人民被迫储蓄，大量资金流入大企业。正是这样，扶助了此后大企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中小企业的倒闭，失业率增加，社会日趋不安。就在这个时候，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日本的生产活动因战争特需飞跃增长，并且很快在1951年度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到战前水平。
1951年9月签订了媾和条约，占领军时期就此告终。随之朝鲜战争也宣告结束，产业界一时陷入了动乱频频发生的逆反性不景气局面。但是，这仅仅是过度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小小间歇而已。
从1955年开始之后的10年间，日本经济实际平均增长率为8%，几乎在长达1/4个世纪内，日本经济以世界最高的增长率持续发展。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尚居第7位，而12年后的1967年却跃居至第2位，过去的“中等发达国家”日本，如今已经被称为“经济大国”。
关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大约可以列举出以下几种：
1、战后的民主化改革。
2、企业的积极投资。
3、丰富的优质劳动力。
4、高储蓄率。
5、积极的技术引进。
6、高质量的教育水平。
7、较轻的军费开支。
8、劳资关系、社会及政治上的稳定等。
诚然，除去了上述原因以外，也不能忽视人们立志“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壮志。
日本工业分布的最突出特点是临海性。工业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尤其是所谓“三湾一海”地区，即东京湾、伊势湾和大阪湾以及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东起东京湾东侧的鹿岛，向西经千叶、东京、横滨—骏河湾沿岸—名古屋—大阪、神户—濑户内海沿岸，最后直达北九州，长达1，000公里，包括京滨、中京、阪神、濑户内、北九州等五大工业地带及其毗连地带，呈东西向的条带状地区，通常称之为“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该地带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但却拥有日本全国人口和工厂数的 60％，工人总数的67％以上，工业产值的75％，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设备能力的95％，以及重化学工业产值的90％以上。特别是战后新建的大量消费原料的资源型工业，全部分布在这一带，成为临海型工业区的典型代表。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不仅是日本、也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
日本工业高度集中在这一带状地区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日本发展工业的原料、燃料大部分依靠输入，产品又大部分依靠输出，面向国外市场是战后日本工业布局的基本出发点。在太平洋沿岸一侧的许多专业码头上，往往通过自动流水传递线，将进口的原料和燃料直接运入生产车间，就地加工；同时，所产的产品也径直通过出口专业码头由海船运销世界各地。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讲，巨型船舶和港口就成了日本工业原料、燃料的来源地和产品的销售地。这样，既节约用地，又缩短生产周期，可获得巨大经济效益。战后资源来源地域构成的变化，即由战前和战时主要面向日本海一侧（如中国、朝鲜等），改变为战后主要面向太平洋一侧（如东南亚、大洋洲、欧洲、北美洲、非洲、拉美等），则更是工业愈加集中于太平洋沿岸的直接原因。第二，充分发挥岛国位置条件的优越性。日本海岸线绵长，沿海又多优良港湾，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潮差不大，适宜修筑巨港和深水码头，便于大型或超级货轮停泊。目前，太平洋沿岸的各港湾地区不仅为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船舶结构的日益大型化又造成海上运输费用的低廉。第三，日本沿海地带虽已十分密集，用地紧张，但是近些年来这里由于填海造陆，已使地价较为便宜，利于投资设厂。第四，沿海各大工业地带是日本工业、城市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因而也是国内工业品最大的消费地，使生产地接近消费地的经济原则得以实现。第五，日本在实施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方针的进程中，在沿海地区大量投资修筑公共设施和增设交通线路，从而为布局新厂提供了各种方便条件。日本工业分布的高度集中，从整体看是很不平衡的，过于集中的布局是不合理的；但就一个企业内部来说，则布局紧凑，用地少，也便于和其它企业联系，在技术上是合理的，经济效益较高。 但是，日本工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原有工业地带已拥挤不堪，处于饱和状态，目前已提出重新布局工业的问题。工业布局开始向其它地方分散，其总趋势是：（1）向原有工业地带的四周及其外围的内陆部分延伸，特别是那些技术密集型工业更是如此；（2）向消费地扩展；（3）趋向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地区；（4）在工业落后的地区建立地方性的工业据点。此外，日本还大力在海外投资建厂，就地加工原料，然后将半成品运回日本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①日本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废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②美国对日本的扶植。③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全力进行经济建设。④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出口。例如，6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之一，并大量出口。当时，日本生产的纤维和黑白电视机出口美国，超过美国该产品进口数的1／10，从而引起美日贸易摩擦。课文中的插图《60年代末日本的电视机工厂》反映了60年代末日本大量生产电视机的情况，⑤积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1950年，日本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99%；1970年，高中学生考进大学的已达23.6%。教育的发展，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大批军事及后勤物资订货，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经济迅速活跃起来。

80年代以后，日本加大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力度，推动经济稳步发展。

据统计，1960年～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1986年，日本的黄金储备达到4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987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1.9万美元，超过同期美国的1.8万美元。1988年，根据权威的美国《商业周报》统计，世界排名前30名的大公司中，日本占了22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2．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1972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时，日本在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展开了所谓的“多边自主外交”。1972年9月，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多次场合公开声明，日本还要谋求做一个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积极争取得到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军费逐年增加，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

说明：日本军事实力的膨胀，引起亚洲人民的高度警惕。

归纳小结：①战后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政府得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②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③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④美国的援助和扶植。

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吸取历史教训，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而，矛盾冲突依然存在。
韩国土地面积约9.9万平方千米，占南北方总面积的45%，与我国江苏或浙江等省的面积相近；人口数1997年为4594.9万，占南北方总数的2/3，每平方千米约466.6人，为世界上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现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9.9%。韩国三面临海，多优良港湾和岛屿，东南部扼守朝鲜海峡，接近国际主要航线，与日本联系方便，西与我国山东半岛仅距400千米。韩国自然条件较北方有利，但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半岛上丰富的煤铁资源99%以上分布于北方，二战以前以此为基础的重工业80%也集中于北方。

二战结束后又经历了三年朝鲜战争的韩国，经济曾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0年代初还是世界是最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之一，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2美元。三十年后的今天，其经济发展已跃居中等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498美元，并成为能大量出口机器设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为世界第二大造船国、第九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只用了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曾历时一两百年的工业化路程。如今，韩国又再次站到了新的起飞线上，从1992年开始的“七·五”计划，目标直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一万美元，并力图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十五大经济强国。

韩国的成功在于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低利率、低油价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的经济扶持，这是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条件；而国内高质低薪的劳动军，有利的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根据国内外条件适时作具体调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保持高水平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措施，长时间高效率的“政府主导型”宏观经济管理、调节方式等，是韩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内部条件因素。 日本工业分布的最突出特点是临海性。工业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尤其是所谓“三湾一海”地区，即东京湾、伊势湾和大阪湾以及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东起东京湾东侧的鹿岛，向西经千叶、东京、横滨—骏河湾沿岸—名古屋—大阪、神户—濑户内海沿岸，最后直达北九州，长达1，000公里，包括京滨、中京、阪神、濑户内、北九州等五大工业地带及其毗连地带，呈东西向的条带状地区，通常称之为“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该地带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但却拥有日本全国人口和工厂数的 60％，工人总数的67％以上，工业产值的75％，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设备能力的95％，以及重化学工业产值的90％以上。特别是战后新建的大量消费原料的资源型工业，全部分布在这一带，成为临海型工业区的典型代表。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不仅是日本、也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日本工业高度集中在这一带状地区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日本发展工业的原料、燃料大部分依靠输入，产品又大部分依靠输出，面向国外市场是战后日本工业布局的基本出发点。在太平洋沿岸一侧的许多专业码头上，往往通过自动流水传递线，将进口的原料和燃料直接运入生产车间，就地加工；同时，所产的产品也径直通过出口专业码头由海船运销世界各地。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讲，巨型船舶和港口就成了日本工业原料、燃料的来源地和产品的销售地。这样，既节约用地，又缩短生产周期，可获得巨大经济效益。战后资源来源地域构成的变化，即由战前和战时主要面向日本海一侧（如中国、朝鲜等），改变为战后主要面向太平洋一侧（如东南亚、大洋洲、欧洲、北美洲、非洲、拉美等），则更是工业愈加集中于太平洋沿岸的直接原因。第二，充分发挥岛国位置条件的优越性。日本海岸线绵长，沿海又多优良港湾，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潮差不大，适宜修筑巨港和深水码头，便于大型或超级货轮停泊。目前，太平洋沿岸的各港湾地区不仅为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船舶结构的日益大型化又造成海上运输费用的低廉。第三，日本沿海地带虽已十分密集，用地紧张，但是近些年来这里由于填海造陆，已使地价较为便宜，利于投资设厂。第四，沿海各大工业地带是日本工业、城市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因而也是国内工业品最大的消费地，使生产地接近消费地的经济原则得以实现。第五，日本在实施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方针的进程中，在沿海地区大量投资修筑公共设施和增设交通线路，从而为布局新厂提供了各种方便条件。日本工业分布的高度集中，从整体看是很不平衡的，过于集中的布局是不合理的；但就一个企业内部来说，则布局紧凑，用地少，也便于和其它企业联系，在技术上是合理的，经济效益较高。

但是，日本工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原有工业地带已拥挤不堪，处于饱和状态，目前已提出重新布局工业的问题。工业布局开始向其它地方分散，其总趋势是：（1）向原有工业地带的四周及其外围的内陆部分延伸，特别是那些技术密集型工业更是如此；（2）向消费地扩展；（3）趋向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地区；（4）在工业落后的地区建立地方性的工业据点。此外，日本还大力在海外投资建厂，就地加工原料，然后将半成品运回日本。
好啦，就这些了！对给分啊！谢谢啦！

日本工业布局典型特征是临海型.原因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内因有;1日本国地狭人稠,本国资源有限,尤其是现代工业需要的能源,原材料,绝大部分需要进口.如石油,煤炭,天然气,铁,铜,铝等.好像仅有硫磺矿不必进口,因为他的火山特多,硫磺是火山活动的产物.2本国虽然森林资源丰富,但日本政府出于环保角度考虑,宁肯进口别国的森林原木,也不开采本国的森林.水能资源也较丰富.这样的资源结构对于现代工业的生产是极不相称的.所以日本要想发展现代工业就必须从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3日本是传统的海洋国家,造船工业发达.现代造船技术的发展可以造出巨型轮船,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为日本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工业制成品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些巨型轮船几乎就是日本国土的延伸,盛载原料的轮船靠岸后,从一边卸下原料,另一边就装产品,大大降低了轮船的靠岸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4日本大和民族的极强的凝聚力和敬业精神,当然还有很强的学习模仿能力,甚至不惜剽窃别国技术信息的本领.有消息曾报道,欧洲某国家的技术还在试验当中,日本人已把它开发成商品销售了.大赚其钱,日本人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5日本国民的工业技术素质较高,明治维新以后就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而二战战的失败并没把民众的技术素质摧毁,相反激发了他们的奋斗精神,使得他们创造了经济奇迹.6日本人的精明能干,他们研制的汽车,技术性能好,耗油低,价格低,连美国的汽车都竞争不过,在国际汽车市场占尽先机.其它还有家电系列产品,今天在我国土地上,日本的产品几乎随处可见.7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太平洋沿岸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面向太平洋和世界主要国家而内侧沿海主要面对中国,韩国,朝鲜等国,数量远远少于外侧的太平洋沿岸.这就大大方便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和向世界市场出口产品.因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内市场远远不能消化其大量的产品.
从外因看:1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工业和加工技术不发达,而资源又十分丰富,急需资源出口换外汇买回自己需要的工业品,象海湾国家的石油,俄罗斯的煤炭,天然气,石油,原木.印度\巴西的铁矿等.这些国家即为日本提供了原料购买地,又为日本提供了工业品销售地.2独特的国际政治环境.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政治阵营的较量,美国为了遏制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不仅在日本驻扎军队,更是把大量的工业,技术毫无保留的献给日本,使日本很快从战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连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都要伸手像日本要钱,指使日本向海外派军队.可见日本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多大的帮助.现在连美国都有些担心日本了,最近的日本入常任国的愿望,美国就不支持.

两者差不多但也有不同点：
日本：美国在越战中的军事定货的支持，日本外向型经济。工业分布濑户内海一带。
韩国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外向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