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当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了广州城，英法联军为了扩大战果，北上天津，攻占了天津大沽口。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打到天津郊区，作出进攻北京的姿势。咸丰皇帝吓破了胆，他赶紧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分别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天津条约》。

而这份条约里面有一条让咸丰特别害怕，这一条既不是割地也不是赔款，而是让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意味着，这帮洋人不但要常驻在北京，还要经常以西方礼节来觐见皇帝，递交国术。这对咸丰皇帝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大清皇帝，是天下共主，怎么能与你们这些洋人平起平坐呢？因此咸丰特别害怕见洋人，因为西方的礼仪里并没有下跪，因此这让咸丰特别不爽，我是一个皇帝，怎么能让其他人和我一样的高度呢？因此咸丰干脆就不见洋人了。

于是，在《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皇帝就后悔了。他命桂良在上海与英国、法国代表谈判《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时，向对方提出，如果对方愿意放弃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沿岸开放、赔款这4项条款，中国可以放弃所有进口洋货的关税。19世纪中期，中国每年进口洋货的关税已经达到了数千万银子，且有逐年上涨的趋势。咸丰皇帝为了他的“天朝体面”，竟然愿意放弃数千万两银子，可谓下足了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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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虽然政治略有建树，可是在外交上确实是有缺陷的。他以为这是闭门羹，可以以退为进，想不到还是敌不过洋人的枪炮。

咸丰帝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也是同治帝的老爹，还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当然他还是清朝的第9位皇帝，二十岁登基称帝，在位十一年，三十一岁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他的一生可以算是比较悲剧的人生：先天不足，从小没娘，少年时骑马摔断腿，变成了跛子；登基后不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接着就是二次鸦片战争，还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苦命皇帝。

在咸丰帝就要撒手人寰的时候，他也召集了八位大臣，来商讨关于皇位继承的问题。据《晚清宫廷实纪》记载，传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兹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匡源、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咸丰帝为什么一下给儿子留下八位顾命大臣，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自己的六弟恭亲王，这是为什么呢？

恭亲王和咸丰帝从小一起长大，都是由恭亲王母亲静贵妃抚养大的，咸丰帝登基后恭亲王曾为生母争取皇太后的名分，但咸丰帝坚持尊静妃为皇贵太妃，因此母子三人就有了一个心结从此产生了隔阂，这应该是咸丰帝不愿意考虑恭亲王为顾命大臣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估计是咸丰帝考虑到恭亲王的能力太出众了，而且在朝廷中的威望也极高，并且当年道光帝曾有想立恭亲王为皇帝的想法。恭亲王作为根正苗红的皇叔，在咸丰死后，如果恭亲王一旦有野心谋反，慈禧和同治帝孤儿寡母肯定无力反抗，是很容易就成功的。可见，咸丰帝至死都没有放下与恭亲王之间的心结和猜疑。

咸丰临终绕不过去的是托孤，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的皇位安全。咸丰临终拒绝恭亲王见最后一面，就是出于这方面考虑。

咸丰托孤对象有三个，他的兄弟，慈安和慈禧，朝中大臣。咸丰经过艰难抉择，最后决定，在朝中选顾命八大臣辅佐小皇帝。为防止出现权臣，咸丰同时让慈禧和慈安分别掌管“同道堂”印和“御赏”印，朝中政务由八大臣处理，经两宫太后盖章才生效。以此平衡制约大臣的权力。

从咸丰托孤安排可以看出，他最不信任的是他的兄弟，其次是两宫皇太后，再次是八大臣。所以，他把他的兄弟排除在托孤之外。

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继位，皇权出现真空地带，这时是权力争夺最激烈的时刻，也是最危险时刻。咸丰当然也知道。

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逃到承德避难，在承德病重，他托孤时，八大臣都在承德，慈安慈禧也在承德，托孤对象都在承德，为避免节外生枝，所以他才考虑不让恭亲王奕欣来承德见最后一面。

咸丰皇帝的生母死的早，咸丰是恭亲王奕欣的生母养大的。咸丰和恭亲王奕欣从小一起生活，两人关系很好。无论是从亲情上还是从感情上，咸丰拒绝恭亲王奕欣见最后一面都是不近人情。如果不是太过忌惮奕欣，他不可能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咸丰对奕欣的忌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奕欣是亲王，和咸丰一样是道光皇帝的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他是可以当皇帝的。二是奕欣太聪明，人称鬼子六，其能力在咸丰之上，更在顾命八大臣之上，他要是来到承德争皇位，八大臣不见得控制了他。三是有多尔衮的前车之鉴，奕欣到承德不争皇位，就想当摄政王，他提出来，咸丰答不答应？奕欣是皇帝的叔叔，比八大臣近得多，由他辅佐新君比八大臣更合情合理。奕欣当了摄政王，控制了小皇帝，将来篡位易如反掌。

咸丰不愿见奕欣最后一面，其实还有顾忌，奕欣的母亲对咸丰有养育之恩，咸丰处处排挤奕欣，不给奕欣任何事做，小皇帝也不让奕欣辅佐，这是没有亲情，是恩将仇报，是白眼狼，兄弟俩见面实际上是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不见也罢。

咸丰深思熟虑，以为万无一失，结果还是出了问题，辛酉政变打破了咸丰的所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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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权的皇帝，咸丰帝的一生可谓是备受争议，丧权辱国，不思进取，愚昧无知等均是他人生的标签。有人还说，咸丰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列强入侵，千年未有之变局，他遇上了；史上最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他遇上了；西方崛起，天国权威受挑战，他也遇上了！其实，咸丰本可以和这些“不愉快之事”说不，也不用承受来自后人过多的“指责”。咸丰的一生之所以“悲催”，只因为他干了三件错事：当皇帝错，逃跑错，选人还是错。这些错误，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大清的劫难！

当皇帝——第一错。对晚清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道光皇帝理想的继承人是恭亲王奕䜣，而不是咸丰。历史事实也表明，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蹩脚且柔弱的咸丰在治理国家方面远没有文武双全的恭亲王奕䜣强。若不是老师杜受田让其“藏拙示仁”，“藏拙示孝”，避开与奕䜣搞正面竞争，估计他连皇帝宝座的边都沾不上。

当皇帝也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是每一位皇子的追求，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当时大清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继承大统之人必定需要有远见卓识和过人之胆略，可咸丰并没有。咸丰并非雄才大略之主，他思想保守，不思进取，排斥西洋事务，不暗国际规则，导致大清在自己的手中进一步沉沦。所以说，咸丰并不适合当皇帝，这位置，他坐错了；当然，是道光让他坐上去的。

放弃北京，逃往避暑山庄，至人民于水火不顾——第二错。咸丰当上皇帝之后，其拙劣的治国才能与外交手腕就此暴露无遗。首先，他罢免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之职务，使朝廷内部的开明人士深受打击。其次，在与英法代表谈判修改条约时，居然纵容前方将士扣留公使，还杀害几人；取得小胜之后，干脆直接撕毁《天津条约》，终于引来兵祸。

闻知僧格林沁骑兵团在八里桥战败，英法联军开往北京时，咸丰既没有组织军民抵抗，也没有调兵进京勤王，更不敢亲自镇守国门，而是直接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放弃首都北京，至人民于战火而不顾。作为天朝上国的皇帝，外敌入侵之时，居然有如此窝囊之表现，着实令国人寒心。咸丰这一逃跑，不但使国都沦陷，圆明园被毁灭，自己也是威信扫地，屈辱终身！

挑选八大辅政大臣，不考虑奕䜣因素——第三错。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后，咸丰下令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与英法代表谈判，让其全权处理外交事务，并签订新约。咸丰在承德避暑山庄“狩猎”期间，并不想着如何去重振国威，如何开展变法图强，而是贪图享受，连同在北京的戏班也征调到承德为其服务，过着类似太平君王之生活。此外，咸丰体质不好，身体羸弱，但却纵欲过度，以致英年早逝，年仅31岁。

咸丰临终前，为年幼的储君载淳（同治帝）挑选了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等八位辅政大臣。这八位大臣中既有宗室勋贵，也有皇亲国戚，也有汉族官僚，但他们都同属于咸丰的亲信。如此之辅政人选，实在是大错，而且必定会出现问题，因为没考虑到奕䜣与慈禧的力量。要知道，自己逃往承德避难时，北京的烂摊子可都是由奕䜣去收拾的。在确定辅政大臣时，居然没有奕䜣的位置，这自然让其大为不满，憋了一肚子气。后来，恭亲王奕䜣与慈禧联合发动“辛酉政变”，逮捕八大辅政大臣，与此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时代，柔弱的咸丰确实不适合当皇帝。他一生的三大错误，影响极大，尤其是最后一个，影响了晚清五十年的历史走向。

咸丰是清朝最后一位握有实权的皇帝，但这份实权的荣耀并没给他带来太大的功绩，他在位十一年几乎一直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最终刚刚31岁就心力交瘁而死，咸丰也因此被认为是清朝的一位苦命皇帝。

虽然头一年，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欣就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议大局已订，但咸丰皇帝竟然在惴惴不安之中，染上了大病，双颊潮热，虚浮无力。

皇帝患病，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消息传到了京城，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赴行在，敬问起居。”“行在”，指的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奕欣奏请到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来，看望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恭亲王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他们是兄弟。咸丰皇帝的生母死得早，由奕欣的母亲静贵妃抚育长大，因此他们犹如同胞兄弟，关系非常特别。现在，哥哥生了重病，眼看不治，弟弟来看望他，手足之情，天经地义。可是，咸丰皇帝却没有批准。

咸丰皇帝与恭亲王奕欣在小时候关系很好，这不假。可是，当他们长大后，成为皇位的竞争者后，关系就出现了罅隙。咸丰皇帝在老师杜受田的帮助下，成功继位后，他们的矛盾加深了。后来，静贵妃死后，奕欣请求咸丰皇帝将她晋封为皇太后，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在静贵妃安葬后的第二天，就罢免了奕欣一切职务，令他回上书房读书。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在仓皇逃出北京之前，才想起弟弟奕欣，让他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咸丰皇帝的本意，是奕欣他担个名儿，好把局势缓一缓。因此并没授予大权，且在手谕中写明“不必亲见夷使，也不必进住城中”，以防他借机揽权。

经过一番思索，咸丰皇帝在批复中写道：

　　“朕与恭亲王自去秋别后，倏经半截有余，时思握手面谈，稍慰仅念。惟朕近日身体违和，咳嗽未止，红痰尚有时而见，总宜静摄，庶期火不上炎。朕与汝棣萼情联，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与病体未宜！况诸事妥协，尚无面谕之处，统俟今岁回銮后，再行详细面陈。着不必赴行在！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