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走行科举之路，但是一直也名落孙山。之后只能靠着写墓志铭谋取生计。

韩愈。其发家之道是撰写墓志铭，甚至被称为“古今墓志第一人”。

倒霉了半辈子的“唐宋八大家”之首，竟然是靠写墓志铭白手起家的，这个人是韩愈。

韩愈出生于宦官家庭，但是出生后，家道中路，且亲人相继死去，后韩愈走行科举之路，但是一直也名落孙山。之后只能靠着写墓志铭谋取生计。

当了朝廷干部，就能月薪过万，有大宅子住？事实上，韩愈刚开始当的四门博士、监察御史都是小官，俸禄低微，连房子都是租的。要养老婆孩子，开辟第二职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那时，墓志铭市场可是个香饽饽。唐朝时期，朝廷对墓志铭的等级和形制做了严格规定；墓志铭的内容也由纪念死者，变成了宣扬子孙功绩，不少人都把给死去的亲人写墓志铭作为夸耀自己门庭的手段。对于有钱有权的人家来说，如果重要的亲人去世,却找不到名人来写墓志铭,那简直是丢脸到家了！
这样一门需要名气+才情+书法的活儿，佣金也自然不低。当时这笔费用，被雅称为“润笔费”，瞧不上这种活儿的文人又称之为“谀墓金”。
市场需求大，想要做这行竞争也非常激烈。写墓志铭的人，通常是邀请死者的同僚，要么就是请一些社会名流或墓志铭职业写手。而韩愈当时虽然官当得不大，但有《师说》《马说》等百万+的爆款文章，谁人不知道他的大名？何况他不仅文笔好，舍得用溢美之词，还愿意给别人写。当时的达官贵人都喜欢请韩愈执笔，有的甚至非他不可，这样一来，他的润笔费，在市场上水涨船高。
靠写墓志铭到底增加了多少收入，现在已不可考。但从现今留存的碑志、行状，都有近八十篇，加上没能流传下来的，数量可观。按照他当时润笔费的行情，第二职业总收入可是冠绝一时。

韩愈虽然为官多年，但清正廉洁俸禄很低，他凭借帮人撰写墓志铭确实多了不少收入。

应该是吧，这样的一个人只能靠写写东西挣点钱了。

也说不上发财，主要是朝廷给的工资太低了，只能写点东西补贴点家用。

韩 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元合称韩柳。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韩愈生平大事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出生未几，母亲过世，三岁丧父，受大哥韩会（即十二郎韩老成之父）抚育，随兄长为官转徙京师、韶州等地。后韩会病逝韶州，随嫂郑氏护丧返回河阳。后又避难宣城，与侄韩老成，同由郑氏抚养成人，情逾手足。

韩愈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写文章，自言“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贞元二年（786年）赴长安应试，无门第资荫，三试不第。贞元八年（792年）始中进士。应吏部试，又三次不中。贞元十一年（795年），三次上书宰相，希得荐举。

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宣武军乱，随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担任观察推官。期间与孟郊相识交游，李翱、张籍入其门下。董晋卒，改任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节度推官。张建封死，迁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801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3年）任监察御史，因关中旱灾，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纠弹国戚京兆尹李实，遂贬阳山令，深受百姓爱戴，百姓甚以“韩”字，为儿取名。这一年侄子韩老成去世，写《祭十二郎文》。元和六年（811年）任国子博士，作〈进学解〉，受裴度赏识，擢为礼部郎中。815年随裴度征淮西，因攻擢任刑部侍郎，并作〈平淮西碑〉。

任刑部侍郎时，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皇帝将佛骨迎入了宫中供养三日，举国若狂，甚有百姓烧指灼背者。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作《谏迎佛骨表》说明“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牲宰，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宪宗闻之大怒，将处以极刑，裴度、崔群力救道：“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求谏争。”乃贬为潮州刺史。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往潮州路上，来到了蓝关时，大雪纷豭，韩愈见到侄儿韩湘（传说韩湘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不禁再三嗟叹道：“吾为汝成此诗。”诗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后来在潮州又写〈祭鳄鱼文〉，往河里扔了一猪一羊，据闻鳄鱼就此绝迹。事实上，后来宰相李德裕、宋朝陈尧佐在潮州时，看见鳄鱼仍在。韩愈于潮州兴学、又藉以工抵债释放奴婢。韩愈卒后，当地乃建韩文公庙供奉。潮州任内，韩愈上书谢恩，改任袁州。

唐穆宗即位后，奉旨回京，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是人称其为“韩吏部”。五十七岁病卒，宋朝元丰年间追封为“昌黎伯”。

韩愈善写墓志铭，是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司马光《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写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润笔费用是“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谢许受韩弘物状》记载曾收得韩弘致赠的“绢五百匹”，相当于四百贯钱，而时韩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五贯钱，当官反成副业。部分“谀墓”之作，在当时颇受讥斥。其友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元代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韩愈晚年养了一群公鸡，在给公鸡的饲料里拌了硫磺，喂上一千天，韩愈就吃公鸡[1]。韩愈以“道统”自命，三十六岁时已经“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祭十二郎文〉），晚年有“落齿”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牙。俄然去六七，落势殊末已”。后来在长安城南兴建过豪宅，也有绛桃、柳枝等妓，能歌善舞[2]。长庆四年（824年）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韩愈因病去世，年五十七。韩愈去世后，〈韩文公墓志铭〉是由其生前指定的高徒皇甫湜撰写，李翱令作行状。 现在孟州市西虢乡韩庄（传为韩愈老家）修建有韩文公墓。

人物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韩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诗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家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像《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雄浑，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编辑本段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编辑本段思想特色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后期与高僧大颠过从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在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纲领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问。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生平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文集与参考资料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好，收。
谢

韩愈
韩愈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一个在中唐诗坛上能够别开生面、勇于独创的诗人。他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革新，以纠正大历十才子的平庸诗风。在《荐士》诗里，他肯定了从《诗经》到建安诗歌的进步传统，认为晋宋诗歌已经“气象日雕耗”，而齐梁陈隋的诗，更是“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并把陈子昂、李白、杜甫看作是诗歌革新的旗手。在其他诗里，他更反复多次地对李白、杜甫加以赞美推崇。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诗的自由豪放，和杜甫诗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
韩愈在贞元年间的诗歌，对现实有一定的关怀。如《汴州乱》、《归彭城》、《龊龊》等诗，反映了藩镇兵将叛乱的历史事件，对人民疾苦也有所接触。《谢自然诗》、《送灵师》等诗表现了他反对佛老、斥责神怪迷信的思想。其他许多咏怀、赠答的诗，抒发了自己和朋友们怀才不遇或遭受贬谪的牢骚愤懑。这些诗不仅内容和他的散文大体一致，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这和他前期提倡儒学复古、致力于古文运动是分不开的。他这些诗篇也受到杜甫一部分诗歌的启发，表现了雄才博学、好发议论、格调拗折、造语生新的特点。例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前人曾认为“仿佛《彭衙》、《北征》光景”。今天看来，虽然他爱国忧民的思想深度，艺术语言的朴素亲切，仍然不及杜诗。但是，他关怀现实的态度，长篇叙事的规模，在叙事中融合抒情、议论的特点，确有和杜诗相似之处。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艺术上失败的作品，如《嗟哉董生行》由于过分散文化，失去诗的特点。《谴疟鬼》诗也开始有险怪倾向。
元和以后，韩愈的诗进一步向奇崛险怪的方面发展。元和元年，他和孟郊在长安写了长篇联句诗将近十首，在联句中，互相夸奇斗险，不肯一字相让。同年中，他还写了著名的《南山诗》，用汉赋排比铺张手法，描述终南山四时景色变化以及各种形态的山势。搜罗奇字，光怪陆离。押用险韵，一韵到底。而且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这种排夏铺张比西汉辞赋家更为突出。在此之后他又写了《陆浑山火和皇甫提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一系列的诗歌，标榜奇险诗风，并对许多和自己趣味相投的诗人加以鼓励。他这些追求奇险而走向极端的诗歌，在内容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文字游戏。在艺术上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就是那些慕韩愈大名而极力赞扬《南山诗》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说它是学不得的。
韩愈为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用过很多心血，也付出了不少失败的代价，引来了不少正确的批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在辛勤探索之中，的确是为诗歌开拓了一条和李杜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创造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优秀诗篇。例如他贞元末年被贬阳山令遇赦归来途中所写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下饮奈明何?
诗的中段用张署的话，倾诉了迁谪量移中抑郁悲愤的心情，结尾故作放达，更加深了诗境的悲凉。但是这首发泄个人牢骚的诗，尽管内容价值不高，艺术上却很值得注意：章法的波澜曲折；诗句纯用单行，没有骈偶；语言的古朴苍劲，洗净陈熟词汇；都很得力于他古文的修养。
他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也有一些别具风格的佳作。例如《山石》一篇：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熳，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几?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全诗用素描式的散文笔调，描写了从黄昏、深夜到天明的寺里山间的景色。一句一景，如展画图，具有鲜明的南方风土色彩。清淡的笔触中，有时点染了极浓丽的色彩，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他的《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一诗，写池荷盛开的绮艳风光，却大胆地运用壮丽豪健的笔调，写出“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这样出人意表的奇句。所以沈德潜说韩愈七古在李杜之后能够“别开境界”。
韩愈力倡复古，反对骈俪。因此他的诗多古诗而少近体，但是他的近体诗中也不无意境浑厚的佳作。如他被贬潮州途中写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无辜放逐的悲愤中，交织着正言直谏的勇气，和衰朽残年的哀伤，流畅的语言中，颇有顿挫的气势。他的绝句，主要是沿着杜甫风格发展。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前两句写早春微雨中的景色，极为新鲜别致。而他随裴度平蔡州归来时写的《次潼关寄张十二阁老》一诗，更能代表他七绝的面目：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短短四句诗，表现了重大政治事件给予诗人的喜悦，实在并不多见。这两首绝句，都不用传统的委宛曲折的章法，把精华集中在开头两句，给人开门见山，脱口而出的快感。这里也表现了一种不甘蹈袭前人的创作风度。
韩愈诗歌，不仅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入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中唐时代的诗人贾岛、卢仝、马异、李贺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的影响。不仅学习了他的优点，也学习了他的缺点。这种影响，甚至延及北宋、晚清的许多诗人。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要分析这句话，就不得不分析他那句：“大凡物不平则鸣。”
　　韩愈先后在《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以及《柳子厚墓志铭》中阐述过“不平 则鸣”,其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送孟东野序》。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 ,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文学创作中的“不平则鸣”说明了几点:第一要善鸣 。第二：韩愈的“不平则鸣”也并非只鸣不幸,还有“鸣国家之盛”。第三,韩愈以“不善鸣”批评了魏晋的浮靡文风,“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由此可见《送孟东野序》一文所阐述的“不平则鸣”的内涵可以这样理解:不平且善鸣才能产生好作品,所鸣内容可以是个人穷愁和国家兴亡。
　　在《送孟东野序》写后不久,韩愈又写了一篇《荆潭唱和诗序》,这是为当时的荆南 节度史
　　在《送孟东野序》写后不久,韩愈又写了一篇《荆潭唱和诗序》,这是为当时的荆南 节度史裴均湖南观察史杨凭两人之间的唱和诗所做的序。序中说道:“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注意，它出现了！！~~）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该序为称赞裴杨二人之诗,欲扬先抑,先提出一个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即“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从而说明王公贵人在志得意满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而裴、杨正是这难能可贵的代表人物。那么这里韩愈所提出的文学创作规律与他先前提出的“不平则鸣”有何关系呢?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韩愈“不平则鸣”说明了一个文学创作的起源问题,为什么会有文学创作?就是因为作者心中有“不平之气”,这个“不平”是“情动于中”,是“感于哀乐,缘于事发”,是有不得已的 情境,可以为哀,也可以是乐;而“穷苦之言易好”是在这个创作起源大前提下的一个表现,对于感发创作的两种“不平”来说,穷苦感发下文学作品比欢愉感发下的文学作品更能感染人,启发人,所以更易出好作品。
　　欧阳修早在景皊元年(1034年)《与王几道书》中就说过:“自 古善咏者,益精益穷。”算是他对韩愈“不平则鸣”“穷苦之言益好”的最早回应,然而最能表达他思想的言论见于庆历六年(1046年)的《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 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10)并且于 几乎同时所做的《梅圣俞墓志铭并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欧阳修的这两篇文章来看,他一方面接受了韩愈“不平则鸣”理论中“鸣国家不幸”与“自鸣不幸”的观点,另一方面接受了“穷苦之言易好”的理论并做了进一步阐述。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并未对“穷苦之言易好”的原因作解释,只是含糊而言“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欧阳修于是做了补充,认为“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基于这几种因素,所以得出“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结论,这对他早先的“益精益穷”是一种精确化的修正。他的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前一年,熙宁四年(1071年)的《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仍然不变,他说:“至于失意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11)与《梅圣俞诗集序》中观点如出一 辙,只是将“诗穷而后工”的范围由诗扩展到文,从而确立他“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可以说是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中“穷苦之言易好”这种文学创作理论的接受,这一方面是受王禹翶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他当 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也有密切的关系。“穷而后工”是针对梅尧臣而提出的,梅尧臣的“穷”与当时的庆历党争息息相关。作为庆历党争的参与者以及梅尧臣的好友,欧阳修同情梅的遭遇,所以他在文章中又说“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 》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其实他虽认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但同时他又为梅尧臣鸣不平,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表达的观点颇不一致,对于这种不一致我们必须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来理解。

　　PS:现在出现不少直接复制他人答案的回答者，谴责“盗答者”！

真正的春天虽然还未来到，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纷纷扬扬，自己妆点出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未来，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不也照样给人以春的气息吗？诗人久盼春天的烦恼顿时化成一片欣喜。全诗构思精巧，于常景中翻出新意，工巧奇警，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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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雪
韩 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
故穿庭树作飞花。
这首《春雪》，构思新巧，是韩愈小诗中的佼佼
者。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新年即
阴历正月初一，这天前后是立春，所以标志着春天的
到来。新年都还没有芬芳的鲜花，就使得在漫漫寒冬
中久盼春色的人们分外焦急。一个“都”字，流露出
这种急切的心情。第二句“二月初惊见草芽”，说二
月亦无花，但话是从侧面来说的，感情就不是纯粹的
叹惜、遗憾。“惊”字最值玩味。它写出了诗人在焦
急的期待中终于见到“春色”的萌芽的惊喜神情。此
外，“惊”字状出摆脱冬寒后新奇、惊讶、欣喜的感
受 。着一“ 初”字，含有春来过晚、花开太迟的遗
憾、惋惜和不满的情绪。韩愈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
员外》中曾写道：“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
春好处”，诗人对“草芽”似乎特别多情，也就是因
为他从草芽看到了春的消息吧 。从章法上看 ，前句
“未有芳华”，一抑；后句“初见草芽”，一扬，跌
宕有致，波澜起伏。
三、四两句表面上是说有雪而无花，实际感情却
是：人倒还能等待来迟的春色，从二月的草芽中看到
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竟然纷纷扬扬，穿
树飞花，自己装点出了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百花
盛开）未来，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穿树
飞花的春雪不也照样给人以春的气息吗！诗人对春雪
飞花主要不是惆怅、遗憾，而是充满了欣喜。一个盼
望着春天的诗人，如果自然界还没有春色，他就可以
幻化出一片春色来。这就是三、四两句的妙处，它富
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可谓神来之笔。“却嫌”、
“故穿”，把春雪刻画得多么美好而有灵性。诗的构
思甚奇。初春时节，雪花飞舞，本来是造成“新年都
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的原因，可是，诗人偏
说白雪是因为嫌春色来得太迟， 才“ 故穿庭树”纷
飞而来 。这种翻因为果的写法，却增加了诗的意趣。
“作飞花”三字，翻静态为动态，把初春的冷落翻成
仲春的喧闹，一翻再翻，令读者目不暇接

14回答者： qi199578 - 助理 二级 2008-2-4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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