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都一无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于某一阶段；即使属于同一阶段，其发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但是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却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在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个点上。尽管考古学家以实物证明，这些分散的点并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绝的，曾经有过某些偶然性的接触，但是，由于当时物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各个点都还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分工，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彼此交换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范围的开拓活动。因此，点与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闭塞的，其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即有也极其有限。在进入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一些地区先后出现阶级社会。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开始结成有一定领域范围的国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开始出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是，在阶级社会的前资本主义诸阶段，即使在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基本上都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分工和交换虽有所发展，但毕竟有限，手工业和商业都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只要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相对闭塞的状态就依然存在。到了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滋长。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112页）。这个历史结果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出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
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打破闭塞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这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诸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基本状态，尽管诸阶段的闭塞程度因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只有当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社会形态走向较高阶段即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才使愈来愈互相依存的社会分工、地区分工和民族分工成为必要，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超越过去对自然的依赖。由此造成的密切而频繁的交换和交往，也就愈来愈超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一旦物质生产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希腊人的早期城市公社发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特别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公元 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拓跋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知道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适应纵向发展的横向发展。这个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态过渡。这就是说，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使世界各地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转过来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瓦解以及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美洲的玛雅文明，虽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创造了文字，但在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和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玛雅文明之所以长期停滞，缺少与纵向发展相适应的横向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像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所著《历史》 9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
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 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希腊语：Πολ??ιο?）著有《历史》40卷，现存前 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 1卷第3节中说，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四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天主教译为“圣思定”、“圣奥斯定”）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以外，均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
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12世纪德意志巴伐利亚州弗赖辛县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著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如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著的《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著的《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 zuǎn]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如塔巴里（838～923）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该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该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
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出世界范围内的世界历史。
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甚至敌视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
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开阔，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 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史地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接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 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