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对你有帮助：学校原来也不叫学校，学校里的校长这个词是近代从外国引进的，1912年学堂改为学校，学校行政负责人改称校长，沿用至今。祭酒来源：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官尊长亦称祭酒。《续汉书·百官志二》刘昭注引汉人胡广说，谓官名祭酒，系部门之长。汉博士之长，本称仆射，东汉改为博士祭酒，秩六百石，此外又有郡掾祭酒、京兆祭酒、东阁祭酒等。西晋以国子祭酒为国子学之长。历代沿置。北齐国子寺，隋、唐国子监，都以祭酒为长。历代均置。唐国子监祭酒秩从三品。明、清祭酒从四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国子监，设学郡，置尚书，国子监祭酒乃废。

宋代学校制度

首先介绍学校制度的起源（中国最早官学的雏型、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私人自由讲学…）。之后，随着时代的更替，到了宋代，它的学校制度是如何呢？以及书院的发展、盛行…等，我们将有详细的介绍与探讨。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它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约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八世纪。夏代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学校。据古籍所载，夏代可能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学校形式的非专门的教育机关。
殷商时已有学校教育制度，有「庠」、「序」、「校」和「瞽宗」四种学校。「庠」「序」是从夏代继承发展而成，其教学内容更为扩充。「庠」本是养老的地方，到了商代仍有养老的作用，同时对年轻一代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等，但同时「庠」也是习射的地方，「庠」的教育作用到了商代扩大了。「序」不仅是习射，还要学习武舞，不仅要学习射箭的技术，还要学习「射礼」，商代贵族男子重武习射，常举行射礼。
商代的「瞽宗」和「右学」是学习礼与乐的学校，层次比较高，是古代的高等学校。据考证，殷商崇尚右，以西为右，所以把大学设在西郊，这样，设在西郊的大学也叫做「右学」。「瞽宗」原是宗庙，在那里选择有道德的精通礼乐的文官教授贵族子弟。后人以「瞽宗」代表殷商的学校，设在西，故称为「西学」。可见「右学」、「西学」、「瞽宗」是同一种学校，即商代的大学。后人也叫商代大学为「辟雍」，也称为「西雍」，是学礼乐的地方，这是商代大学的又一名称。
由此可见，商代贵族很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序、庠、学、瞽宗。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是中国最早官学的雏型。
西周约有三百年的......
三、 宋代的地方官学
（一）宋代地方官学学制：
宋代的地方官学分为州、县学，在结构上类似我们现在九年国教之后升高中一般，县学生选考后升州学，而州学生可升太学为贡士（应说太学另设的辟雍）。其后更依照太学三舍法建立了州县三舍法，建立了由县学升州学、州学升辟雍，辟雍登太学，殿试后命官的制度，至此北宋方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制度，但是到宣宗年间，州县三舍法被罢、辟雍被废，此制度宣告瓦解，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失去了直接的关连。
县 州 辟雍 太学
（宣宗由此之后地方官学与中央关连中断）

（二）宋代官学的行政体制：
在了解宋代地方官学的学制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中我们会提到的部分。宋代中央以礼部掌管全国学校、贡举的政令，而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军、监）及县为一个三级政府的制度。因而管理地方官学的行政机构也是分为三个层级。
首先，以路而言宋代并没有设置路学，甚至在徽宗之前也尚未设置专司一路或专人管理的学政，直到徽宗之后方有专人、专门单位（提举学政司）管理一路学政，直到宣和年间撤销，后直到南宋才复置。而提举学事司即为地方官学的最高行政主管机构。
其次就府、州、军、监（简称州）而言设有州学，在未设专门的教授时，应该是本州的最高一般行政长官如知州、通判主持学事。直到仁宗兴学后，州学才开始设置教授（应该算是一校的校长吧），掌管学生的课业问题，但是行政上仍然接受知州、通判的管辖。教授之下，另设有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等职，对于为设置教授的地方，则仍由知州、通判主持。
再来就县学方面，宋朝的县学除了南宋的理宗之后才设置专人管理县学（县学的最高行政长官），免除了一般行政长官兼任的情况，之前因为县令的工作即为繁杂，兼任主管学政许多都未能尽心尽力，所以地方县学其县令的态度对县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当然在徽宗时有设置专管县学学政的学长及学谕专门管理，但是县学的最高行政主管仍然是由县令、县佐兼任（与州学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教授不同）。其下依照县学的规模大小设有教谕、直学、讲书、司计、斋长、斋谕、学正、学录、掌谕等人员。
于以上可知，宋代地方官学行政体制的形成，是由地方的一般行政长官兼任，慢慢转型为专人主持学政，虽然学制上有县学生岁升州学的体制，但是行政上县学与州学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两者是分别由提举学事司管理，但是州级的一般行政长官如知州、通判可以用一般的行政体系，指挥县级的行政达到间接参与县学的学事。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县学与州学在学制上有相承接的关系，但是行政上却没有，有点像现今国中、小与高中、大学的关系，各自属于国立与县立，行政上没有直接的关系。
附图：
1、宋代地方官学行政体制图：
礼部 提举学事司 知州、通判 教授 州学

县令、佐 县学
2、宋代地方官学行政组织表：

路 府州军监 县
学别 无 州学（府、军、监学） 县学
教育行政主管 运转司、题举学事司 知州、通判 县令、佐
主学者 无 教授（或他官兼任） 学长
其它执事人员 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 教谕、直学、讲书、司计、斋长、斋谕、学正、学录、掌谕

（三）州、县学设立的原因及教育目的：
由州、县学设立者个身份与动机来推究，州、县学的设立可分为两大类，1、帝王下昭兴学2、地方官吏主动兴学。以下就由此分类讨论。
1、帝王兴学：
宋朝的州县学设立于仁宗朝最多，其次是徽宗、神宗及南宋的高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帝王主动兴学事构成学校的主要原因。而帝王兴学的目的，是培养救国淑世的人才，希望可以振衰起弊，所以时效上是急迫的方会一时之间大量的设立学校，而其设立学校的理想在求『治国、平天下』换言之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中『外王』的境界，此与地方学者兴学追求『内圣』的终极理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以下就各个皇帝讨论宋朝的帝王兴学。
（1）仁宗：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太宗虽崇尚儒术，但是对地方官学却未有重视。而且宋朝太祖建国在政治上采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成功解决唐代蕃镇割据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日后头重脚轻、积弱不振的祸根，而这些弊端到仁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宋朝政治上纲纪不彰盗匪横行是为内忧，外患又起。可说是内忧外患令人接应不暇，当时朝廷想要克服种种困难，治本之道还是需要人才，可是当时的科举制度有所缺失，使得宋朝开科取士历经八十年，却未选拔出适当的人才。因为宋朝的科举制度沿袭了隋、唐，以进士取人考的是文笔，用辞赋取进士，取的多是指会卖弄文章之人，鲜少经国济世之才，难以应付仁宗面对困境的需要。所以仁宗于庆历年间采范仲淹之建议改变养士取士法，从人才的培育开始。但是仁宗的改革行动因为范仲淹的去职而中挫，宋室的困境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导致了后来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改革。
（2）神宗：
神宗亲政之后采王安石的理念进行改革，基本上王安石在教育上改革的理念与范仲淹的理念相似，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在于培育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亦即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认为世人所学应该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但是当时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文章重其章句而轻忽了文章的含意，全天下的人才都耗费精力在博学强记上，反而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王安石认为当时取士的方式不论是无论是贤良方正、进士、九经、五经学究等都不是一个好的、可以长久的方法，应该要将取士的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上，才会有稳定的人才来源，也才会有符合所需的人才。但是王安石的主张并未得到仁宗的采纳，直到神宗朝才被采纳。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宗朝兴学的基本概念在养士、取士合一，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但是这要到徽宗朝才得以实施。
（3）徽宗：
到徽宗朝，其改革的构想雨前两次相同，但是教育的目的却扩大了，除了培养人才之外，亦有善良风俗的用意，其培养人才的理念雨前两次一样，是希望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但是同时也希望透过教化的作用使民风淳厚、进而使政治清明，也许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时唯才是用却忽略了人才的品行问题造成变法的缺失，而意图改善吧，很可惜且讽刺的是徽宗的教育改革非但没有得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虚伪矫饰的风气。但是也是从徽宗朝立辟雍专收外舍生（州、县生），使得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得以衔接，北宋至此才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制度。至此我们可以说，北宋的这三位大量设立州、县学的皇帝，设立州、县学的原因都是因为教育改革的需要，沿袭着一个相同的理念试图弥补科举制度不足的地方而做的。
（4）高宗：
高宗是唯一一个南宋时期大力兴学的皇帝，在靖康之难过后，郡县之学因为兵祸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到了宋室南渡，朝廷也是无力顾及，直到高宗绍兴十二年与十四年，才正式开始重建地方官学，可能是因为此时宋金已经议和，宋室稍微得到喘息朝廷才有余力振兴文教，而高宗兴学的目的，也与其它三位有所不同，高宗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化名成俗』，因为宋室的南迁相对的有许多原本南方住民与北方迁徙者文化差异的地方，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所以高宗成为南宋时期大量设立县学的皇帝。

2、地方官吏兴学：
宋代的州、县学教育发展中除了帝王兴学之外，也室友地方官吏兴学的。但是不论是哪种状况，地方官吏对地方官学的影像是重大的，毕竟就算是帝王兴学，真正的实行者还是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实行的用心度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成败。更何况对于地方官员主动兴学的状况。所以我们也讨论一下地方官吏对州、县学的影响。而所谓的地方官吏包括了州、县的首长及其幕僚人员，在州学方面，修学的主要关键是郡守（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其次才是幕僚人员如通判、教授。而县学方面修学的主要关键在县令或知县。而有些地方官员会忽视教育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地方的财用不足，无力负担学政，因为宋代州、县学的经费采取『学田制』，主要来源来自于学田（学产），并非来自朝廷，所以各个地方的经济好坏自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拨给学产的能力，当然在地方财用不足的状况下，学校经费有限时发展自然就会受到限制。第二、地方官员的工作繁杂如县令要掌管狱讼又要管理学政，常常会无力顾及。以上是州、县学教育未能受到地方官吏重视的客观因素，另有一种地方官吏的主观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就是部分官员没有以兴学为己任的观念，大体而言只要是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多半会主动的兴学，但是无出身或靠蔽阴为官者虽然也又重视文教的人，但是数量上就少了很多了，至于为何进士出身的人主政会比较重视文教？其原因大概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关，认为施政当以教化为先而大力兴学。换言之，地方官吏兴学的动机在目的上与帝王兴学是有所不同的。帝王兴学的目的是受迫于局势，以培育人才为主要目的，而地方官吏兴学则以明人伦、善风俗为主要目的，也就是说帝王兴学是以『治人』以求『外王』，而地方官吏兴学则以『修己』也就是『内圣』为目标。

（四）宋代州、县学的突破：
在宋代至少有两百七十一个州曾经设有州学，又至少有过五百七十一个县曾设立县学，当时要经营这样多的地方学校，必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又以经费、师资最为重要。这也是宋代在学校教育体制中的突破。要建立、发展州、县学教育，则必须解决经费问题，否则就算有兴学的美意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唐代的学制就是因为没有稳定可靠的财源支持，所以不能稳定的发展，而宋代的学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没有稳定的财源会使得学校教育的发展困难，那么替学校寻找稳定的财源，使其有固定的经费就是一个可以治本的方法。在唐代，学校教育的经费来源，依其性质可分三种：1、国库拨款 2、债税收入 3、群臣捐输，直到宋朝仁宗开始赐学田，而官赐的学田来源多来自于籍没之田、绝户废闲之田以及官田，这样给学校自己的田（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招取佃农耕种收租所得便用来维持学校。而仁宗以学田为维持学校的经费其原因可能是北宋开国以来，由于战乱导致大量无主荒田，直至仁宗其间废田仍多，因此若将部分废田拨为学田，不但可以增加土地的利用比例，又可以解决州、县学的财源问题，对当时的宋室而言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南宋其间，由于人口快速增加与农村耕地不足，学校难以由官拨得到学产，但是南宋的州学取的学产的方式已经不限于官拨了。而以州学而言大体上非官拨的学产有两种来源，1、郡守或教授斥资为学置田，2、乡民捐钱买田赠学。相较之下县学学产取得的方式就比较多样了，大体上分为：官拨、官买、官民合买、民买、民捐五种。当然除了学产之外也是会有其它的经费来源，但是这种经费就会因为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现象。换言之，在经费的角度看来，宋代的中央政府在州、县学是处于协助的立场，而赋予地方比较大的责任。
现在再来讨论有关师资的问题，以州学而言，神宗熙丰年间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譬如唐代及宋初，州学任用师资的方式，主要是任由州郡自行遴选，朝廷并不负责差派。但是至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推动教育改革，朝廷主动选派学官，从此以后，朝廷才主动负责解决州学的师资问题。而朝廷差派学官的遴选方式分为朝臣荐举及朝廷举办学官考试两种。而学官的资格也因慢慢有了会读书者未必能教书的观念，开始有学官考试用来确保学官的素质，也比官员荐举来的公平。所以说自神宗以后直至南宋，多采取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唯有神宗驾崩后，哲宗元佑年间太皇太后掌权时，及南宋高宗绍兴五到十二年间采取朝臣荐举，其余皆采取学官考试制。
相对于帝王对州学的重视与规划，县学就没有这种待遇了，县学的师资仍然是自行解决，而其师资来源多为下列三种：1、担任县令或幕僚官职者讲授 2、知县自聘县学教席，而非全由州郡安排 3、学长亦担任教学 4、县学学职可由学生担任，但是需要考试。而且南宋、北宋皆然，并没有心的方式与进展。

附图三：宋代州学师资任用情形：

时间 宋初至仁宗庆历 仁宗庆历到英宗 神宗 哲宗元佑 哲宗绍兴至高宗绍兴 高宗绍兴五至十二年 高宗绍兴十二年以后
主要任用方式 地方长吏自行延聘 地方长吏遴选后朝廷任命 一、 一、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二、 二、 地方荐举后经国子监审核后朝廷派差 朝臣荐举后朝廷派差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 朝臣荐举后朝廷派差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

（五）结论：
宋代的州、县学为中国后来的地方官学奠定了基础，不论学校的设备、庙学制、学田制甚至是地点上，都深受宋代的影响。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北宋时虽然曾经规定过应科举必须先接受过学校教育的限制，甚至希望废科举而以学校教育取代之，非但没有成功，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这种现象，很不幸的一直延续到明朝，明朝的时候虽然有建立的宋朝的构想『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明﹍选举志）但是重科举而轻学校的现象仍然因为科举的仕途较广没有得到改善。仍然没有得到宋代那种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
宋代书院的起源与兴起

（一）书院的起源
书院这一名词肇始于唐朝，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根据史籍记载当时最早出现「书院」名称的是「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都是官方创立的，在当时只是作为朝廷藏书、校书之所，并非教育士子的教育机构。然而说到集贤殿书院，就不能不提到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在位时整理内府图书运动，原来，唐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隋朝政府的藏书，另一方面又曾从民间收购图书，并命人写录、收藏。但是由于这些图书一直缺乏系统整理，到了开元初年，书籍纷乱断简残篇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为此，唐玄宗亲自发起了一场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而集贤书院就是在这一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中出现。王应麟《玉海》：「开元十一年春，于大明宫光顺门外造丽正书院。夏，诏学士侯果行等侍讲周易老庄，频赐酒馔」「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集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伸展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唐六典卷九）。所以书院最初的任务只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供皇帝参考、选用，和后来意义上的书院根本不同。由此可知，唐代所创立的「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机构，而此后所说的「书院」就是起源于此，不过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却只是「书院」名称之始，而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虽然如此，在文化灿烂的盛唐，这一个官方学术机构的出现，却对当时的官僚、文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唐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后，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但是规模很小，从学者也少，且以读书为主，讲学为辅。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书院有34所。而真正具有后世意义上的书院是五代南唐所建的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也是宋代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中国古代教师称谓种种2006-10-1 20:00:00
　　师长：老师与长者。《周记·地官》:“三日顺行，以事师长。”后用为教师尊称。
　　师傅：教师的通称。封建社会东宫太子的教师即称太子师傅。

　　师父：教师尊称。《白虎通·封公侯》:“人有三尊，君、父、师。”师父含有教师如父母之意。

　　经师：汉代指儒学学官，后指传授儒家经典的教师。《王文宪集序》:“经师人表，久资复实。”

　　博士：秦时官职，掌古今史事侍问及书籍典宁，汉代始称太学中的教师，唐宋时有专业学校，故而有算学博士、书学博士、律学博士之称。

　　教习：明代翰林院学官兼教师，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沿称教习。

　　教授：宋以后学官名称，掌学校课试等事，现作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讲师：古为讲解经籍的教师，今为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助教：学官名，始于晋，协助博士教授学生，其后各代均在国学中设助教，近代成为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先生：按《礼记》注:“先生，老人教育者。”《孟子》注:“学士年长着，故谓之先生。”用作教师的尊称。

　　西席、西宾：唐以前，俗以东向座为尊。宾客至必请入西席面东而坐，故尊称私塾教师为西宾，亦称西席。

　　祭酒：在古代是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校长。

　　司业：协助祭酒管儒学训导方面工作，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副校长。

师父、师傅 对老师的尊称。"师傅"原为春秋时国君的老师。

夫子 古代对老师的一种尊称，尤其流行于旧时私塾。

师长 教师的尊称。

外傅 古代对教师的特称。

博士 经学教师称"博士"。至唐朝时期，各专业学校更有"律学"、"算学"、"书学"博士之分。

教授 原为学官称谓，自宋始于宋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均设"教授"，以传授学业，后世相沿。

讲师 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的教师谓"讲师"。

助教 古代学官名。教师，西晋武帝咸宁四年设置，协助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南北朝、隋代相沿设置。唐代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学等都设有助教。明、清两代，仅仅有国子监助教。为国子学(即后来的"国子监")教师。

教渝 宋代京师所设小学和武学中的教师称谓，到元、明、清的县学照样设置。

教 习 明朝入选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到清末，学堂兴起后，教师仍用其名。

经师 汉代以后历代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的教师称"经师"。

训导 明清时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渝，掌教育生员，其副职皆称"训导"。

先生 古时对"门馆"、"私塾"老师中年长者的尊称。

老师 原为宋元时期"小学"教师的称谓。

、我国古代教师的称谓

由于学校名称的繁杂，受教育的对象不同，在我国古代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称谓不尽相同。

夫子 《始语·子张》：“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起先孔子的门徒尊称孔子为夫子，后来夫子成为对教师的尊称。

师 泛指老师、教师。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傅 老师的通称。《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

师保 古时担任教导贵族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
《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谙德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归诸道者也。”

先生 老师 《礼记·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玄注：“先生，老人教学者。”韩愈《进学解》：“国于先生晨入大学。”

宗师 掌管宗室子弟训导的官员。《汉书·平帝记》：“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

老师 教授学生的人。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几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明清两代生员和举子对主试的座主和学官称“老师”。

教习 学官名。明代选进士入翰林学习，称庶吉士，命学士一人任教，称为教习。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也沿袭教习。

教谕 宋代在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的教官。元明清县学皆置教论，掌文庙祭把，教育所属生员。

教授 宋代除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置教授传授学业外，各路的州、县学均置教授，掌学校课试等事。元代诸路散府及上中州学校和明清的府学亦置教授。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自以不习吏事，就教职，选授江南府教授。”

助教 国子监教师，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立国子学，始设助教，协调国于博士传授儒家经学。

学博 唐代府郡置经学博士一人，以五经教授学生，后泛称教官为“学博”。清代它又成为州县学官的别称。

学正 宋元明清国子监所属学官，协助博士教学，并负训导之责。元代路、州、县及书院也设学正，明清州学设学正，负责教育所属生员。

学录 宋元明清时国子监所属学官。掌执行学规，协助博士教学、元代路学设学录，协助教授教育所属生员。

学官 又称“教官”。指中国旧时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

监学 清代中等学堂以上设监学；掌稽察学生出入。考察学生功课勤惰等事。

司业 隋以后国子监设司业协助祭酒掌儒学训导之政。历代沿置，为学官，至清末废。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司业博士为之师。”

祭酒 汉平帝时始置六经祭酒。后置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属大学中教言(主管官)。隋唐以后称国于监祭酒，至清末废。

学政 宋代太学的教官。《宋史·汪解传》：“熙宁大学成，分录学政。”

讲郎 讲授经书的官员。《后汉书·儒林传》：“又识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

太保 指太子太保，为辅导太子的官，也称太师太傅
【特殊称谓】主要有以下四种： （1）百姓的称谓。常见的有布衣、黔首、黎民、生民、庶民、黎庶、苍生、黎元、氓等。 （2）职业的称谓。对一些以技艺为职业的人，称呼时常在其名前面加一个表示他的职业的字眼，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的职业身份。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表明职业。《师说》中的“师襄”和《群英会蒋干中计》中提到的“师旷”，“师”，意为乐师，表明职业。《柳敬亭传》中的“优孟”，是指名叫“孟”的艺人。“优”，亦称优伶、伶人，古代用以称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艺人，后亦称戏曲演员。 （3）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贫贱而地位低下时结交的朋友叫“贫贱之交”；情谊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叫“金兰之交”；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叫“刎颈之交”；在遇到磨难时结成的朋友叫“患难之交”；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的朋友叫“莫逆之交”；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异性好朋友叫“竹马之交”；以平民身份相交往的朋友叫“布衣之交”；辈份不同、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叫“忘年交”；不拘于身份、形迹的朋友叫“忘形交”；不因贵贱的变化而改变深厚友情的朋友叫“车笠交”；在道义上彼此支持的朋友叫“君子交”；心意相投、相知很深的朋友叫“神交”（“神交”也指彼此慕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 （4）年龄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 孩提是指二三岁之间，还在襁褓里的幼儿。也写成“孩抱”。《孟子·尽心上》中有“孩提之童”。 垂髫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黄口是指十岁以下。《淮南子·汜论训》中有“古之伐国，不杀黄口”。 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陶渊明《荣木诗亭》“总角闻道，百首无戍”。 豆蔻是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杜甫《赠别》诗中有“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大戴礼记》中有“束发而就大学”。 及笄指女子十五岁，古代女子到了十五岁后，就把头发盘起来，并用簪子夹住，表示已经成年。《礼记》中有“（女子）十有五年而笄”。

明清时最高学府称国子监，入监读书的称监生。不少人对此产生了误解，以为“庠”、“序”、“太学”只是古代学校不同的称谓，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其实，在我国古代，“庠”、“序”、“太学”虽然都是指学校，但是，它们所指代的却是有所区别的。

庠，古代乡学名，《礼记·王制》：“耆老皆朝于庠。”《注》曰：“此庠，谓乡学也。”旧时以府学为郡庠，县学为邑学。明清时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为庠生。《促织》中有：“又嘱学使俾入邑庠。”邑庠，即县学。

序，亦古代乡学之名。《辞源》云：庠序，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与帝王的辟雍、诸侯的泮宫相对而言，后泛指学校。《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谨庠序之教。”《注》云：“庠序者，教化之宫也，殷曰序，周曰庠。”
书院为乐育人才之地，是我国古代公众教育制度的一种，类似学校的教育机构。我国最早官办书院始于唐、盛于宋，自两宋至元、明、清千年之久，对于历代文化的发展，确有一定贡献。古代书院都有教学行政组织、领导班子，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经济独立，供学生膳食并按所制定的院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进行有序的教学和生活。书院的主持人古称“掌教”或”主讲”，明代称“山长”，谓其尊同山岳。

古代书院大约可分为（一）讲学的书院（二）庙祀的书院（三）课士的书院三种类型。清代州全省性课士的书院有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所，称为省城四大书院。鳌峰、凤池两院，是教育生员和童生：正谊书院主教育举贡；致用专门研究经史兼教举贡生员、其对象各有不同。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明令“废除科举，广设学堂”；“改书院、办学堂”的改革措施，从而福州各书院也就逐渐转为改办学堂讲授新学，书院自此全部消亡。
一 凤池书院

福州第一中学的前身一凤池书院，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 ）为福州省城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距今（1997）180年。由于当时文化逐渐发展，士子增多，省会所在地仅有一所全省性的“鳌峰书院”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为了广育人才，总督汪志伊、盐法道孙尔准选择城内风池里的三牧坊兴建书院，初名“圣功书院”有讲堂三楹十二间，专门教育生员和童生。书院初设，旋缘经费无着，几复荒废。到了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人盐法道吴荣光积极筹措，捐俸倡率，经费才有着落。道光元年八月十四日前督宪、巡抚颜检批准在案，以所在地为凤池里（今东街、东大路，原来状元许将所居故宅之地得名),遂把“圣功书院”改名“凤池书院”。此时盐商萨重山、林世通等捐资，改建门楼官厅，添造横舍，撰碑文、树碑石，以垂久远。道光二年，盐法道王楚堂捐俸建“仰止楼”五楹，以祀宋儒陈古灵、陈季慈、周公辟产宏中、游定夫、杨龟山、王信伯、李忠定、林拙斋、罗豫章、李愿中、李西山、胡康侯、胡籍溪、胡致堂、胡五峰、刘屏山、刘白水、朱元晦、蔡西山、蔡九峰、黄勉斋、陈北溪、廖子晦、真西山；明儒陈布衣、蔡虚斋、黄石斋共二十八位。并增建讲堂，收藏书籍。道光三年间前督宪赵慎畛又倡捐拓展“凤池”，经营一切，自此凤池书院规模大备，人文蔚起，多士观摩，鼎盛一时，实与鳌峰书院并驾齐驱。五年，盐法道朱桓清、总督赵慎畛、巡抚孙尔准捐俸在离讲堂几步远的地方建轩，总督赵慎畛题匾取名“佳土轩”。六年，布政使司吴荣光在“佳士轩”之南建“树人簃”，又增拓学舍多间，捐置书籍二千余卷。八年，盐法道窦欲峻捐棒作童生奖学金。由于官府倡导，士、商捐钱的更多，养士额比过去成倍增长。十八年，回县贡生何恭崇、儒土柯恒喜、举人何则贤等共捐纹银820两。二十年，又共捐钱三干缗充膏火费。

凤池书院有讲堂十二间，学舍三十余间。院内一路梅柳夹植，松竹掩映，园林优美。院后还有花坞、荷地。他的左边有宋代种植的两株古荔枝树。院内亭、榭建筑多仿苏州园亭式样，其中如“翠竹轩”／‘树人抵’／‘佳士轩”／‘横经精舍”／‘藤阴书屋”等，构造尤为精美，山长多邀集名流，觞味其中。院中厅、堂、亭、榭悬挂许多楹联。（清）杨平叔所书楹联：“他浴文禽，从罗舍梦里飞来，览凭苑林翔吉宇／’；“凤鸣翊凤，向刘勰笔端流书，迁乔阿阁听和声／’有些楹联则是山长抒发自己情怀，舞文弄墨，和书院毫不相干。例如山长郭柏荫（字远堂）原系京官，因丁忧回籍，充任凤池山长，想不再出外做官，于是撰联一对，“文酒过从，喜蔗尾景佳，菜根味美／’“衣冠脱略，看投林鸟倦，出帕云闲／’所以联中有“菜根味美”和“鸟倦云闲”等语。但此人官心不死，又一联说：“薄宦归来，万里江湖犹恋阈／’；“故人健在，一堂风雨此谈心／’由于他“恋阈”，终又出山做官，一直做到湖北巡抚。

凤池书院的组织、经费来源、招考对象、甄别试和月课的手续、内外课录取的名额以及膏火奖金的数目，都和鳌峰书院相似。书院名师很多，第一任山长赵在田，他教生员、童生首先要修养品德，其次才是道艺、文章。次任山长魏敬中。勤于工作，受到生员的爱戴。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年）后，全国知识分子思想一新，山长陈璧，他们在书院中提倡实用，学风有所转变。末任山长曾宗彦，于清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89一1901川司以在籍翰林出身的侍御身份出任该职。曾宗彦思想和行动上属于维新派，同情支持戊戌变法，积极参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等主持筹办、在北京福建会馆成立的维新组织“闽学会”并成为骨干之一。变法失败后，自感已无能为力，返回故里颐养天年，卒于民国初期。凤池书院历时85年，前后山长十二人，书院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科举废止后，凤池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首任山长叶在传。1903年改名福建高等学堂，先后继任的有陈宝琛（第二任1905-1906)；第四任：19O8-19O9两任）；林炳章（第三任19O6一19O8）陈培辊（第五任：1909一1911)，一至五任的四位监督（校长）均为（清）进士、翰林出身。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民国建立，陈培锟调任道尹，由本堂第一期毕业生、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的王修出任监督。1912年1月教育部令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改称校长。自1915年起改名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后又数易校名，1952年8月定现名“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至今。
二 正谊书院

正谊书院的前身“正谊书局”，址设福州城内新美里（今城内黄巷人这所书局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清同治五年（1866）所创立。书局以校、刊理学总集为主要任务，选举人和五贡（拔贡、优贡，副贡、恩贡、岁贡）百人入局工作，月发津贴银五两，中间寄托“养士”、“劝学”之意旨。共计刻成书籍五百二十五卷，定名为《正谊堂全书》。

后来地方绅士杨庆深、沈葆桢联函镇闽将军英挂，请求改书局为书院，专教十郡的举人、贡生。时兼署总督的英柱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购买骆舍铺（现东街省立图书馆旧址）民房改建书院，到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书院建成。取汉儒董仲舒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又因书院由正谊书局演化而成，所以定院名为“正谊书院”。书院经费除以正谊书局原有经费为基础外，另拨一笔官帑补充。

正谊书院建筑朴素大方，与鳌峰、凤池两院构造风格不同。院大门上有一块字径盈尺青石刻的横匾，上镌“正谊书院”四个大字，是当时闽籍书法家郑世恭所书，强孝胥之父）该匾额现还嵌于福建省立图书馆后进正门上，另一复制原大青石匾嵌干福州一中校园碑廊上。书院有大讲堂，而无学舍，后进五间排全座为山长住宅、右边有大客厅一座，中悬首任山长林鸿年所撰并书的对联：“客皆当代要津，到此地只谈风月”；“我本昔年都讲，愿诸生共筮云雷”以易经久“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谓有才以经世人书院每年二月上旬开始招考，投考资格以举人和五贡为限，不收卷资，不许冒名顶替，每年报考约四、五百人。每年二月十五日以前，由总督、巡抚亲临书院（初在贡院）主持元考。经评定甲乙后，录取内课（超等）十五名，每名给膏火银四两；外课（特等）八十五名，每名给膏火银三两；附课（一等）一百名，不给膏火（原定内外课名额统共只有一百名。）书院规定每年从元考录取后开课，十二月初二散学。散学时总督、巡抚亲临参加散学仪式，学员要穿冠服随班行礼。

书院规定每月考课两次，初二为师课，十六日为官课。师课由山长主持，课题以制艺和试帖诗为主。官、师各课，考列在一、二十名之内的，都另有奖赏。

正谊书院首任山长是道光十六年1836）状元林鸿年，曾任云南巡抚。太平军初起时，袭云南边境，鸿年初次闻警，便弃城而逃，所以被劾去官。回籍后，充正谊书院山长。虽然他常以“状元”二字梗于胸中，脾睨一切，但在书院主讲十九年，还是造就了很多人才。士子中如叶大焯、陈宝深、林纤、陈衍、吴增棋等皆是当时待出人才。所以正谊书院对于晚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