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后裔怎么看待中国历史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属阿尔泰语系...
鲜卑族后裔怎么看待中国历史
北周灭亡后,以鲜卑族作为主体建立的鲜卑国家不复纯在。隋唐以后,鲜卑已不在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隋唐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坚、李渊二人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其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诸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鲜卑裔著名人物。如今,鲜卑族已经融在其他民族之中,成为民族融合道路上又一消失的古代民族。
春秋战国时代的民族大融合对后来造成了什么影响?
在周代,中国有“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就是将周人视为华夏、诸夏,而将周边的少数民族成为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等。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民族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了,华夏族和周边民族逐渐从冲突转向了融合。这种融合趋势到战国后期已经基本完成。在民族融合中,华夏族的文化被少数民族接受,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也被华夏族吸收,最终成为了一个共同文化的群体,这为后来的汉族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春秋时期中原的民族分布格局
周人自称是夏人的后裔,因此自称为“华夏”,位于中原一带的诸侯国就统称为“诸夏”。周人强调华夏“有礼义之大”、“有革服之美”。周人将四周的民族称为蛮、夷、戎、狄,认为他们是不知礼义、不讲文明的野蛮族类,甚至贬斥为“禽兽”、“豺狼”。周人认为对华夏诸国应该推行德政,对蛮夷则用武力征讨,也就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西周时期,对周边的各族都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总体上来说,华夏周边的民族的西戎、北狄、东夷、吴越、荆蛮、巴蜀等。其中和周人关系最密切的是西戎和北狄,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山西、宁夏一带,是游牧民族。戎狄和炎黄族有血缘上的联系,到了春秋时期依然有姬姓之狄和姜姓之戎。戎族的类别十分庞杂。其中关中地区最强大的戎族是义渠和羌戎,义渠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建立了国家。伊洛河一带分布伊洛之戎,史称陆浑之戎。前771年,犬戎进攻镐京,导致西周灭亡。此后,西戎横行和关中之地,“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伊、洛,往往有戎”。
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
狄族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白狄为姬姓别种,也就是周人的远亲,曾经在陕北一带建立了肥、鼓、鲜虞三国。赤狄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分布在山西高原,和晋国有密切的联系。晋献公就曾经取赤狄之女,生重耳。长狄为厘姓,分布在山西南部、山东一带。春秋初期,长狄多次进攻宋、卫、鲁、邢、齐等国,如前714年“北戎侵郑”;前706年,“北戎伐齐”;前662年,“冬,狄伐邢”,给华夏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夷族分布于东方的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因为擅长射箭,被称为“夷”。夷族的图腾崇拜为鸟,是中国凤凰文化的起源。夷族曾经在山东一带创造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商朝的建立者也是夷族的一支。夷族的支系也十分的复杂,周朝统称为“九夷”,《尚书·禹贡》记载东夷分为嵎夷、莱夷、鸟夷、准夷四族,比较接近现实。夷族在血缘上和商朝接近,因此在西周时期是重点防御的对象。周朝时期,大量的夷族参与了“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后,又大量分封姬姓诸侯,建立东都洛邑以镇守东方。
山东半岛的夷族有莱、任、宿、须驹、颛臾、莒、阳、部、介、根牟、牟等国,和齐鲁之间的关系密切。莱国是东夷大国,曾经和齐鲁多次发生战争。淮河一带的夷族有准夷、徐夷、舒夷三支。其中徐夷的社会经济较为先进,据说是大禹禹封伯益其子若木于徐地,建立了徐国,商朝称为“徐方”。周穆王时期,徐国强盛,君主称王,为徐偃王,以仁义治国闻名天下。
二,“尊王攘夷”和诸侯兼并:民族融合加剧
平王东迁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华夏诸国的环境十分危险。首先周王室衰微,已经无法号令诸侯,因此诸侯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郑、宋、卫、鲁等诸夏诸侯之间战乱不断,这给周边的民族入侵提供了便利。北有狄族南下,西有戎族横行,南方的荆楚又兴起,吞并了“汉阳诸姬”,可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此后,中原地区的齐国和晋国先后崛起,他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争霸。“尊王攘夷”就是在名义上确立周天子的权威,率领诸侯抵御外族的侵犯。齐桓公和管仲多次率领军队击败北狄,“救邢存卫”;前659年,齐国带领八国之师南征楚国,和楚国在召陵定下了盟约。齐国的措施保护了危机中的华夏文明,孔子也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同时,各大诸侯国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也不断对周边的小国发动了兼并战争。不过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各国兼并的小国主要是一些蛮夷之国,这也就是加速了中原的民族融合。齐国是在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国家,他在强大的过程中吞并了大量的夷族国家。前607年,齐国灭长狄这个长期入侵中原的狄族。前567年,齐国灭莱国,使得齐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晋国不断和山西高原对的狄族斗争,兼并了赤狄的东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驿辰、白狄的肥、彭、鼓以及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战国时代,北狄建立了中山国,最终被战国所灭。赵武灵王时代,将吞并林胡、楼烦,基本将北狄之地纳入版图。
秦国和西戎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周平王东迁之时,和秦献公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春秋时期,秦国主要的精力都在于和西戎进行斗争,收复关中地区。秦穆公时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将秦国蔑称为“戎”,实际上秦国继承了周的文化。根据考古发现,秦和戎秦遗址出土的文物风格迥然不同。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继续向西戎地区推进,消灭了义渠国等。秦国将西戎地区纳入统治范围,有利于陇西社会进步,如西羌的爰剑曾经在秦国为奴隶,逃走后将农耕技术带到了河湟谷地。
在春秋时期,燕国受到北方孤竹、山戎等游牧民族威胁,在齐国的帮助下解决了两国的威胁。战国时代的燕国也在兼并战争中获得巨大成就。前300年,燕国大将秦开大破东胡,,取地两千余里。从此,辽西、辽东一带被纳入了中原文化圈范围,燕国在此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且修建长城。
经过华夏诸国的扩张兼并,到战国后期华夏的范围已经比周朝扩大了许多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如前638年,晋国以“南部之田”安置东迁的陆浑姜氏之戎,几十年之后,这里便从“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蛮之地发展为最为繁荣的地区之ー。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又被吸收到了汉文化中,如齐国对东夷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以至于东夷文化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战国时代,各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过去氏族残余被一扫而空,诸国统治范围内的民族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使得境内的各族逐渐融合为统一的秦人、齐人、燕人等,统称为华夏。
三,南方大国民族融合华夏体系
春秋中期之前,华夏国家还主要位于中原地区,而南方地区的民族还是以蛮夷自称。春秋时期南方最强的楚国,占据江汉一代的“三苗”地区,长期和诸夏抗衡。《后汉书》记载西周时期楚国“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楚王也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初期,楚国不断强盛,兼并江汉一带的“汉阳诸姬”,威胁中原各国。一直到春秋中期,楚国和北方诸夏都是对立的,称为“南楚北夏”。
不过楚国从春秋中期就开始被纳入到了华夏体系。首先,楚国吞并了大量的姬姓诸侯国,这些小国大都数都保留着华夏文化,楚国兼并这些地区,必然会对自身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楚国从春秋中期开始参与和中原各国的会盟、争霸活动,也就是必须要接受华夏体系。前560 年,楚共王去世,楚人商议谥号,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句话证明了楚国人已经有了华夏文明的认同感。
在东南地区,还有吴越等民族。吴越都是百越民族建立的国家,其风俗“断发文身”,和诸夏的文化差距较大。吴王寿梦曾说:“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春秋后期,吴越两国在晋楚的帮助下逐渐走向了强盛,同时也大力推行了华夏化。在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时期,都推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启用大量的他国人才,如伍子胥、孙武、范蠡、文种等,他们的改革加速了吴越两国和诸夏的融合。春秋后期的吴国公子季札出访中原,在鲁国谈论各国礼乐文化,让中原诸侯和士大夫为之叹服。
在西南地区,有巴蜀等古老的民族。根据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显示,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有着明显区别,甚至比较接近南亚、西亚的文化。春秋时期,巴蜀民族和楚国发生了较多的接触。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兼并了巴蜀,并设立郡县,推广农耕,兴修水利等,使得巴蜀纳入了华夏文明圈。
南方各族在融入华夏文明后,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多本地文化特色。楚楚文化的特点是“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所以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都产生于楚地,它的玄妙、多辨、虑无、神奇、浪漫给人以永恒的启迪”。吴越地区将中原文化融入到了龙蛇图腾崇拜,如文字有“鸟虫书”。巴蜀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俗尚游乐”,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的结合较为紧密。
由于华夏族和周边的民族不断融合,到了战国后期,战国七雄在民族方面的差距已经不大了。民族融合推动了大一统的到来,前221年,秦始皇最终灭六国,建立了秦朝。由于秦朝过于短暂,因此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称呼。继承秦朝的汉朝在存在了400年,“大汉”之名也随着汉朝的强大而声名远播,周边的民族都将内地的民族称为汉人。久而久之,一个新的,融合过去华夏和四夷的新民族就产生了。
反对侵略战争和民族融合的矛盾关系,如果是以民族融合为目的的侵略战争是,要反抗吗?
民族融合这个概念,不过是后人的一种对当时战争或者是社会混乱的一种积极阐述,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什么战争,基本上积极作用都有民族融合,这是一种战胜者的自我美化和后人眼中的对现在对长远的作用。而且侵略战争这个概念,一定是为了掠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根本就是非正义性的。而且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哪一场战争是以民族融合为目的,说到底都是统治者或者是极小部分的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欲望,或者是需求,或者是利益的驱动下而爆发的战争。
“侵略”是为了领土扩张,掠夺资源,必然会流血!当然要反抗!
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反思历史,化解历史恩怨
是历史的一个论述题~~日本方面:
1.首先应当承认本国政府由于战略错误,而发动的那场“错误战争”及其在战争中部分战犯的暴行给包括本国国民在内的亚洲人民所造成的中的巨大损害,深刻反省历史错误。
2.以和平理念为指导原则,谦虚的吸取历史教训,致力于构建、发展和平的国际关系,搞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
3.在正视历史的同时,树立更加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用历史来推动未来的进步,不可拘泥于历史。
4.教育好年轻一代,加深他们的历史认知感。以教育年轻一代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美好生活。
5.对于靖国神社为题,从本人个人观点来看,我并不反对日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应将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牌位移出。将甲级战犯与维新志士和一些普通士兵的排位进行分祭。可以设立一个终战、和平纪念馆之类的地方以取代靖国神社,供人们凭吊。
中国方面:
1.首先应当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2.树立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区别对待,将二战前的日本与二战后的日本区别对待,更加面向未来的历史观。
3.认清学习历史的这正目的是什么。历史是为了警示后人,珍爱和平,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不再重演历史错误。牢记历史并不是要为了加深两国之间的仇恨。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你的邻居和睦相处你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每日争吵不断甚至大打出手你又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我们是为了未来而活着的,不可拘泥于过去。历史是不容忘却的,但怨恨可以消除。
历史是“推进器”不是“绊脚石”!
4.切勿将简单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变为了一种极端的,排外的,带有极右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不同的眼光去区别看待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人。
5.树立人类和平、友好、和谐、平等与共生的理念。
两国间可以共同:
1.组成历史问题专家组,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2.本人认为,国民感情应当是国家关系的基础。两国应加大的民间往来,加深友谊、认识和了解。努力消除隔阂与猜忌。
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对后世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举例说明
第一,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这一时期的食品和服装都有明显的变化。其中胡饼和胡服的作用尤大。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并在这时普及开来,发展成为面食中最重要的一种。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像“酥”之类的奶制品,也是此时传入并日益推广的。汉服的特征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开裆裤。所以箕踞而坐成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举止。胡服夹领小袖、紧身,满裆裤,适应马背上的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此时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结果穿着胡服者越来越多。隋唐的官场上也“全用胡服”,只不过是由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是生活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为胡服更美观实用,更便于生活,决非皇帝一纸诏令可以改变。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数民族对音乐、民歌的影响尤为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等乐器,是在此时曾及并进入大雅之堂的。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无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是游牧生活的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却是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产生的中原妇女的形象。此外影响中国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广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树,有利于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
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君临中原,所以对待战俘的处置也较为宽和。固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的则是被当作隶户和新民安置,对新民进行了“外口授田”,这成了均田制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维护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一直没有解决好,均田制无疑是当时较为妥当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唐中叶。至于隋及唐前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制,就是从北周开始借助拓拔鲜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渐建立起来的。
第一,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这一时期的食品和服装都有明显的变化。其中胡饼和胡服的作用尤大。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并在这时普及开来,发展成为面食中最重要的一种。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像“酥”之类的奶制品,也是此时传入并日益推广的。汉服的特征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开裆裤。所以箕踞而坐成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举止。胡服夹领小袖、紧身,满裆裤,适应马背上的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此时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结果穿着胡服者越来越多。隋唐的官场上也“全用胡服”,只不过是由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是生活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为胡服更美观实用,更便于生活,决非皇帝一纸诏令可以改变。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数民族对音乐、民歌的影响尤为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等乐器,是在此时曾及并进入大雅之堂的。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无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是游牧生活的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却是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产生的中原妇女的形象。此外影响中国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广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树,有利于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
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君临中原,所以对待战俘的处置也较为宽和。固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的则是被当作隶户和新民安置,对新民进行了“外口授田”,这成了均田制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维护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一直没有解决好,均田制无疑是当时较为妥当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唐中叶。至于隋及唐前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制,就是从北周开始借助拓拔鲜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渐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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