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历史类文章时，喜欢从史书中寻章摘句，以此证明自己的博学。我在写历史时，虽然也会从史书中找相应证据作为佐证，但我更注重过程分析，这在书本上找不到具体证据，但稍有生活阅历的人很快就能明白我的意思。

史书上的内容，永远只是一家之言，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状况，才更贴合历史的真相。

比如说，明朝初年的“空印案”。

“空印案”大致是这样的：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年间，他发现帝国的地方官员到中央报账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

之所以会这样做，官僚们给出的解释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而户部在审核各地财政报表时又非常严格，一定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电报、电话和网络，一来一回非常麻烦，所以官员们都习惯携带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等户部核查过详细数额之后，再填报具体数字。

朱元璋一听到这种说辞，当时就火冒三丈，立刻指示相关部门严查此案。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早已习惯了战争时期的那一套重手法，所以朱元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杀招，直接干掉了几百个官员，连坐了数万涉案人员。

这番说辞，粗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可实际上，这是地方士绅和官僚联手，想方设法糊弄皇帝，与政府争夺税收的博弈。

道理很简单：官僚们带着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来到京城，你说是为了防止钱粮因押运受到损耗，可谁知道你不是为了从中贪墨呢？换言之，你如何自证清白？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听到一个词：潜规则。什么是潜规则？就是端不上台面，但大家都默认的规则。违反潜规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却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孤立和排挤，而“空印案”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潜规则案例。

不管你怎么强调客观困难，都必须承认一点：“空印案”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因为任何书册都必须先写内容再盖章，这是谁也无法反对的。

客观地说：潜规则不好查更不好抓。违法行为之所以会演变成潜规则，主要原因是因为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争相捞好处，受损的只是国家，而非某一个具体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潜规则就可以半公开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再看“空印案”，官僚们真的侵害了某人的利益吗？我们好像找不到具体的受害者；可这种行为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朱元璋发火也在情理之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领袖面对潜规则案件，也只能命令相关部门出台一套解决方案，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有关部门的官员都卷入了相关事件中？你让嫌疑人出台一套嫌疑人管理办法，这和让狼看羊圈有什么区别呢？

大多数领袖面对潜规则案件时，命令相关部门出台一套解决方案，并不是为了解决当下案件，而是为了防微杜渐。

换言之，这一次就算了。我给你们画一个圈，你们要贪要腐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只要你们敢跳出圈，我就绝不轻饶。这叫什么？这叫用潜规则对付潜规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官腔”。

领袖这么做，就相当于他默认了自己无法杜绝这一违法行为，只能适当地加以限制。事实上，如果能把握住这条底线，我们就得承认：领袖干得还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没看懂，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造楼房，政府会默认相关官员贪墨部分，但是别弄得天怒人怨，也别让开发商搞出什么大新闻，更别把这楼造成个豆腐渣工程。

只要别出这些事，你们贪一点就贪一点吧，我假装没看见。可如果出了事，那就别怪我摘你们的乌纱帽，也别怪我送你们进监狱吃牢饭，更别怪我拿你们的脑袋平息民愤！

很无奈，但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法不责众”是所有领袖都要考虑的现实状况。

可朱元璋不信这个邪，在他的人生信条里，就没有“法不责众”这一说。换言之，违法就是违法，有多少人违法，我就杀多少人，拿出我当年打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劲头，你们这点人恐怕还不够我杀的。

朱元璋乱刀剁下，大明帝国人头滚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被杀光。

如果单看朱元璋的这番举动，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皇帝怕是野兽转世吧？

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就有这种论调：皇帝太变态，太没人性了。翻开史书看看，哪有这样做事的皇帝呢？官员又不是你养的牲畜，哪能成批地杀呢？

不要说当时的官员，就是后世的读者，也经常会对此发表议论，比如说：这是元朝旧俗，官僚们沿用合情合理嘛。再说了，所谓的“空印案”，不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坐在一起，对着一些空白书册集体做账吗？这种行为顶多就是有贪污嫌疑，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

后世读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完全是因为他们站队站歪了，习惯于从官僚的角度来看问题。

没有哪个官僚是省油的灯，他们敢这样大张旗鼓地玩潜规则，就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一旦被他们得手，整个大明帝国就要被蛀空。

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把整个大明帝国变成一个人情社会，用各种裙带关系维系感情。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还是朱家的天下吗？

客观地说：“空印案”是大案吗？严格来说算不上，但这件事的性质及其恶劣。朱元璋之所以会大发雷霆，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有人挑战皇权的威严。

当然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从朱元璋的角度来看问题，朱元璋也并不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朱元璋是一个皇帝，他所想的不过是如何将自己的江山，从一世传到万世。

我只是强调，“空印案”并不是简单地谁有理谁没理，而是官僚和皇权都试图压服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僚们选择沉默，朱元璋选择大开杀戒，都是出于捍卫自己利益的目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利益点不一致。

举个例子，大家都说汉武帝刘彻雄才伟略，打得匈奴远遁漠北，是大有为之君。但对于刘彻治下的官僚和百姓而言，刘彻是个什么东西？

整天就知道死要钱，打仗打得国内户口减半，豪门士族看到刘彻，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这种皇帝怎么可能不遭恨呢？

再举个例子，大家都说荆州牧刘表是个暗弱无能的家伙，曹操瞧不起他，刘备随时准备干掉他，孙权也对他恨得牙痒。但对于荆州百姓和当地豪门士族而言，有哪个领导能比刘表更完美呢？

从不折腾百姓，一向尊重豪门士族。刘表活着的时候，荆州大部分地区都能保持和平稳定，简直就是乱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果坐在电脑前，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刘彻这种领导；可处于现实的角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刘表这种领导。

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敢于下狠手整治所谓的潜规则，但潜规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这块土地适合潜规则的生长。

所以，朱元璋在一顿乱砍乱杀之后，也只能被迫使用潜规则对付潜规则。换言之，朱元璋也被逼着“打官腔”了。

“空印案”之所以被认为是冤案，完全是因为无人敢揭露内幕。潜规则所代表的利益面太广了，如果有人敢揭发相关内幕，就等于与所有潜规则中的受益者为敌。

我们可以模拟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死不招供，就意味着与无数官僚站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就算皇帝想杀你，他也未必敢动手。如果你运气不好，遇到了朱元璋这种屠夫皇帝，那你就算被杀，舆论也会站在你这一边，大家都会认为你死得冤枉，你的孤儿寡母也会受到社会普遍的同情和帮助。

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分别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洪武九年或洪武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

主导者是朱元璋，其目的有排除异己、加强统治、整顿吏治、惩治贪污等，可谓是公私兼备。

明朝时，地方每年都需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并核对财政收支账目，地方所呈报的账目必须与户部审核后的账目完全相符才能结算，但凡有一项不符就必须退回重新造册。

因为账目繁多复杂，难免有不一致的时候，这样一来，办事官员就必须多次返回原地盖章，古代的交通不便，往返路途遥远，耗时耗力，一来一回，几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地方办事官员都会提前准备好盖过印的空白账册以备不时之需。

这是从元朝开始就沿袭了上百年的惯例，朝廷也一直没有明令禁止。但是，朱元璋得知这种做法后却勃然大怒，怒的是各级官员不照章办事，可能引起上下官员一起贪腐，是欺君重罪。

朱元璋想规范化办事流程，取缔“先印而后书”的官场潜规则，于是痛下杀手，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地方受到牵连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明朝大儒方孝孺他爹方克勤就是因“空印案”而死。可见含冤而死的不在少数。

《明史·刑法志》和吴晗的《朱元璋传》都认为朱元璋在空印案中杀人数万，而方孝孺在《叶郑传》却说空印案中被杀人数不过数百。

胡惟庸，明朝官方认可的最后一任宰相。朱元璋是个很专制的皇帝，不愿意让任何人代替他对国家事务做决定。而胡惟庸对权力也很执着，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引起朱元璋的忌讳，认为朝中有一批人在支持胡惟庸，才会让他有这么大权力和胆量来做这些事情。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今越南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枉法诬贤""擅权枉法""蠹害政治"罪加以处死。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

此案就像开了一个流血的口子，之后十年间，只要是与胡惟庸有过联系的，全部都以此为借口处死，夺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 。

十年前处理胡惟庸谋反，是为了取消相权，十年后，则是为了排除异己，为皇孙上位做好铺垫。可谓冤死者甚多。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盗官粮，于是下旨查办。

小小的户部侍郎郭恒居然贪污了，明朝一年的收入想想也觉得似乎另有蹊跷。

因为大户，粮商，富户等被贪赃者要求补了空，朱元璋在《大诰》中明确质问了这些贪污者你们向商人大户借粮用什么来还？但是这些被逼无奈补空缺的大户粮商富户却被定罪为了协同者，遭到了杀头抄家的命运。

而这个案件更像是朱元璋剪天下富商，地主阶层的羊毛。从六部以下，杀了三万余人，搞得当官者人人朝不保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蓝玉可谓明朝洪武年间最大功臣。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平时与蓝玉有关系较好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 。

至此，朱元璋只相信他的儿子们，他们手中兵权才会让朱元璋放心，而外人不能掌握兵权，对朱家天下有丝毫的威胁。

而这些冤死的英魂，都是为朱家打下天下英雄。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所以一般皆认为应有七至八万人被杀。然而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

郑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余辈"的其中一个。郑士利在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在《叶郑传》文末提到郑士利失败，朱元璋还是"竟杀空印者"。其实如果是网传的数万人，按照当时的总人数的话，官位远比人多，就导致人员不足，无法正常地开展朝廷会议等等。首先一开始，朱元璋只是针对官吏的，对百姓们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只是关押杀戮一些贪官的，或者严厉地对待他们。

这对百姓来说是件好事，然后百姓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朱元璋这个人很讨厌专权，然后那时有个人叫胡惟庸，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所以朱元璋明知道有人冤枉也要处罚上千人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被别人分割。

空印案”或许是冤案，但是利用空印以谋私的情况在明朝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朱元璋此举是为了惩治徇私舞弊的现象，不只是针对此案！

朱元璋统治时期，有许多大案，比如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恒案等，一杀就是上万人。

空印案是一个冤案。因为波及范围广，全国掌印的官员，想想都骇人。错杀无辜官员，所以影响很大。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

案件缘由

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的交通工具有哪些？轿子，对不起，普通人还做不起。骑马，快些。也没有现代的公路、铁路。离京城近的还不是太折腾。偏远省份的，广东、广西来一趟南京。你没好身体，估计得抬着回去。

我们拿广西举例来说吧，你能直观感受为什么会有空印了。

广西各府各县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使者得骑马、坐船、再骑马，如果有大山，可能还得爬山。

从广西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假设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怎么办？啥也别说了，原路返回。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两个月后到了广西，改了账册，盖了公章。再去京城。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如果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再度返回，没有商量余地。这样反复折腾，任谁都消受不了。

办法总是有的。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从古至今，官印有多重要，大家都懂得。

方法就是：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去户部。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这个人正是朱元璋。洪武九年，朱元璋还是发现了这个秘密。他震怒了，觉得他被官员耍了。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调查的官员知道来龙去脉，被调查的官员也心知肚明。但就是没人向朱元璋汇报。原因简单——官员们害怕。脑袋就一个。

《明史·郑士利传》记载，有一个叫郑士利的平民大胆向朱元璋说出了真相。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给皇帝。看来专制下也有民主的余光。

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信的最后还为朱元璋着想，“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言下之意就是官员也是提高办事效率，但这样做有漏洞，会被贪官污吏利用。

朱元璋道理都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徇私舞弊的本事。

根本原因

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藐视皇权，那后果很严重。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别人不能，朱元璋能做到。

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结果

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地没了脑袋。

所以这个案子冤枉就在这里。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副职他并未杀掉。但至少上千人还是有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

个人观点

不排除有官员利用这空印中饱私囊，但朱元璋一棍子全打死。其实就是“杀鸡儆猴”。让官员以后不要和皇帝玩计谋，皇权不容践踏。这可能就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