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东林党是个什么组织机构?为什么会在天启四年遭遇“滑铁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明朝中期后,因为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日益突出...
明朝的东林党是个什么组织机构?为什么会在天启四年遭遇“滑铁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明朝中期后,因为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日益突出,朝廷官员为了自保,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其中最大的两股势力就是东林党和阉党。在明朝宦官专权是常有的事情,为了抵制宦官专权,一些士大夫官员组成政治集团。这就是所谓的东林党派系,直到明朝灭亡,东林党一直存在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东林党是怎么兴起的,为何在天启四年,它却遭到沉重的打击?
在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败坏,张居正通过改革,想要清除弊政,整顿吏治,使得朝政有了一定的起色。在张居正去世后,改革被废除,朝政又开始走向下坡路,宦官、权臣把持朝政,政治统治黑暗。当时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耿直谏言,被明神宗罢免官职,革职回乡。回到故乡的顾宪成开始从事讲学活动,因为他在朝廷的名声比较大,再加上他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的内容又涉及朝政,所以他的讲学活动得到了朝廷官员的支持。
东林党以讲气节、崇尚实学为主,把读书和关心国家大事紧密结合起来,因为他们关注民生,所以又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东林党于是逐渐的形成规模,东林党的强大对于当时明朝的黑暗政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东林党人直言敢谏,直指朝政,所以得罪了不少权贵和宦官的利益,再加上之前东林党参与立太子的国本问题,触及了君主的底线,所以,东林党在与魏忠贤的斗争中遭到打击,明熹宗下令烧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也被大肆屠杀。直到天启七年,崇祯帝登基,魏忠贤被杀,才停止对东林党人的打击。
士大夫自发组成的政治集团。
虽然东林党在某一时段很厉害,但是毕竟只是是大夫,在和魏忠贤的对峙中,依然被颇受帝王信任的魏忠贤所彻底的打败了。
直接导致明朝走向灭亡的东林党,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虽然仍是正直与正义的代言人,但随着党争的日益白热化,逐渐病变成一个意气之争的存在!而这种意气之争有时又是片面的,比如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东林党人就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在这件事情当中,原是阉党的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一面参与拼凑贿金,一面向东林党人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兹水。”东林党人对阮大铖奉上的贿金悉数收下,但坚决反对阮大铖出仕,搞得周延儒左右为难。东林党这种收钱不办事,翻脸不认人的风格又岂是君子所为。
实际上,在门户之见,党派斗争的日益白热化下,东林党人已丧失了结社聚义时的初衷。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出仕以来并未做一点有益于社稷、百姓的事情,其最大的业绩就是讲学结社,高谈阔论,以”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天下无事。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争夺最高权力。
著名反清义士夏允彝就曾批评东林党人道:“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可谓是一针见血。
总体来讲,东林党还是一个代表了先进、正直、清明的政治团体,但虽着明末党争的日益激烈,政见之争逐渐转变成政党之争,随着政党之争的日趋深化,又病变成了意气之争。这种无休止的内耗,只会加速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而治国理政又岂是黄宗羲一句“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东林党满口仁义,张口闭口都说为国为民。然而,他们却是为了反对国家通过调整税赋体系,来改变财政困局,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伪善的士大夫们对饱受明末饥荒的广大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朝廷的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时刻守着自己的那些田宅和银子。
他们与阉党对明朝的败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东林党帮的倒忙,是的明朝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使得农民义军源源不断。
明末的东林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明朝真的亡于他们吗?
东林党最开始是为了扳倒魏忠贤而成立的,这个组织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国家前途而努力的,但是到了后来成为了东林党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速度。东林党人和魏忠贤的斗争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魏忠贤站在明朝权力顶峰的时候,东林党人不畏权贵,依然在和魏忠贤做斗争,其中也出了很多的名臣,比如顾宪成、杨涟、左光斗。他们表现出了一个文臣应该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表现出了古代文人的气节。
但是后来的东林党人遇到了挫折太多了,慢慢的东林党人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林党人纷纷陷入党争无法自拔,党争自古以来都是每一个封建王朝最可怕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之中很多的东林党人都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当初自己为什么加入东林党,他们这个时候想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已经把国家和人民抛在了脑后。
东林党人为了在朝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不断的安插自己的人手。派出异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明朝的著名将领熊廷弼在边境做的防御很好,敌军没有越过防线一步,东林党人为了掌握军权,把东林党人袁应泰安插了过去,袁应泰一上任丢掉了沈阳和辽阳 。
崇祯在位的时候,国家非常的缺钱。崇祯为了节省军费,自己的生活都过的很简朴,但是这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崇祯向江南地区开征税收,但是这遭到了东林党人的反对,因为很多的东林党人都和这里的有钱人有所勾结,在这里征税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东林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织
如被指为东林党人的李三才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上疏道:“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圣希贤.而从之游者……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艺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又如“不有东林,乾坤崩塌久矣!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汪有典《史外》卷六《高忠宪传》)
如“时顾宪成罢归久,于锡山创东林书院,招集士绅讲学.其学经生之所知,绝无足听者.徒相与臧否人物,訾国政,冀当国者闻而药之.”(《江陵纪事》)更为激烈则如:“时锡爵、一贯、赓、廷机诸辅传灯,一二孤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 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夏允彝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清代的官方言论即与夏允彝的看法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尙为瑕瑜不掩云尔.”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
历史上的东林党,到底是怎样的组织,为何连皇帝言行都敢干预。
明朝东林党一是什么组织
东林学院位于无锡市东门苏家弄,现为无锡市东林小学的校园。宋朝时曾经有学者杨时(又称龟山先生)在这里讲学。明末万历二十二年,原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无锡人顾宪成,因为直言敢谏,并在争立皇太子和会推内阁大学士等问题上,触怒明神宗,于是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下,于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东林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针对明代中叶以后的思想学术界,流行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王守仁学说。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祟尚实学。并在讲学之中经常触及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正是因为东林学派,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著名对联所标榜的那样,并以此为座右铭。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为正,为一时儒学者所宗”。吸引着许多能人志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遭贬斥的官吏,许多人闻风响附,不顾道路远近,纷至沓来,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至不能容。另外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导致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起初的东林党人,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只是一些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组合,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活动来表现的。慨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反对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重视农业和工商,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人的攻掠。
明末党争的始末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些热衷利禄、贪恋权势的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团体,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以及势力最大的浙江人的浙党。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内阁首辅时期,采取结党营私,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不以国事为重,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间的斗争,正如史书所载:“以立储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就是指围绕着是否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展开激烈地斗争,其间双方都利用当时的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所谓“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以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
可见明末党争肇始于所谓的“争国本”。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由于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光宗)乃妃子王氏所生。后来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中国的封建礼制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所以祖制是应名正言顺地依制立长。虽然后来得到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的支持,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神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可是接连发生的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红丸,移宫案。致使皇太子常洛在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病死后,即位不久,便于同年九月初一突然驾崩。
光宗殁后,光宗长子十六岁的朱由校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常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即帝位,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因扶立熹宗有功,颇受朝廷重用,一时朝中出现了东林独盛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东林党的部分主张也开始得到施行。除撤除矿监、税使之外,还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兴屯田,修水利,种植水稻,加强东北军事。并在北京宣武门内创设首善书院,鼓吹尚德业,重气节,倡导一代士风。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迅速膨胀起来。熹宗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许多东林党的反对派,为了对付东林党人,也纷纷依附于魏。以至于形成内外大权,一归忠贤的局面。所以《明史》阉党传中就有如下感叹:“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弹劾魏忠贤被捕,与黄尊素、周顺昌等都先后惨遭杀害。魏忠贤使人编《三朝要典》一书,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题,歪曲事实经过打击东林党,更嗾使其党徒编造《东林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等所谓东林七录,把所要打击的反对派列名其中,按名捕杀。并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姓名榜示全国,凡三百零九人。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同年下诏毁全国书院,剥夺了东林党人讲学的权力。至此,朝中东林党人的势力几乎被一网打尽。
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明思宗崇祯即位后,决心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着手逮治魏忠贤,对大批阉党,定为逆案,除首逆魏忠贤和熹宗乳母客氏二人外,追随阉党二百多人,分六等罪,处以斩首、充军、徒刑、革职等。同时停止了对东林党人的迫害,重新任用一些东林党人为官。虽然崇祯亲掌朝廷大权,但是刚愎自用,拒谏饰非,远忠直,亲邪佞,特别憎恶臣下结党。所以对敢于评议朝政的东林党人并不抱有好感,不久东林党人就失去了在中枢机构内阁中的地位。崇祯任用周廷儒、温体仁和薛国观等一班佞臣担当首辅重任。又因为生性猜忌廷臣,安排太监插手朝政、掌管财政、监督军事,于是国事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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