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东条英机受家庭氛围熏陶，他很早就渴望当一个军人，能为天皇效忠。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曾先后就读过东京四谷小学、学习院小学部、城北中学、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东条英教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专门请人教东条英机学习“神刀流剑舞”。
1899年9月，东条英机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进入军校，东条英机以父亲为榜样，渴望成为“效忠于天皇的合格军官”，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
在陆幼学习三年之后，1902年9月，19岁的东条英机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由于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东条英机在学习期间，就感受到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得逞的“狂喜”。日俄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国内更是举国动员，日本政府积极加紧扩军备战，军界则猖狂叫嚣，对俄“复仇”，准备与沙俄大战一场。培养军官的各级军事学校，为侵略战争服务，相应地实施“战时教育方针”，一面缩短了学制并加紧教育和训练，一面极力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侵略思想。 1905年4月（明治38年），日俄战争已胜负分明，日军在夺取了奉天会战的胜利后，俄国已成强弩之末。从日俄战场返回日本后，东条英机重又回到陆军第3师团。
1915年（大正4年），东条英机从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时，已经31岁，距离他走出陆军士官学校整整10年。 回国后东条又先后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在军队中秘密发展横向联络。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
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
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
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
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
日本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国内政局不稳定。1937年（昭和12年）5月31日，由于林内阁机遇组成一个包括以均布为中心的右翼势力在内的新党，从而刺激了各位重臣，引发了原有政党的反抗，导致了林内阁的总辞职。
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军部电令东条英机中将自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羽田机场。5月30日正式任命东条英机担任陆军次官。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时30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东条英机发表了聚成当时是极具所谓爆炸性的演说。
东条英机认为，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苏军事同盟，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对苏进行武力恫吓，迫使苏联放弃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支持。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域接触面广，苏联可通过蒙古就近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斗争。为此，东条英机决定，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诺蒙坎事件，发起了对苏联的更大规模的一次武装挑衅。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 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8月22日，张北守军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被击溃。
29日，张家口失守。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张家口和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的陆相杉山元被赶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陆军次官。
1938年11月初，近卫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这实际就是日军独霸东亚的宣言。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他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巨大震动。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也令战争狂人云集的军部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陆相板垣征四郎声称东条英机目的只是想鼓励日本军需生产，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已。压力之下，这个上任刚刚半年的陆军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总监去了 。
但东条英机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半点收敛。1939年5月，诺门坎战役爆发，又见东条英机上蹿下跳。在此次战役中，苏联红军和日军都动用了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然而，战役的结果却让东条英机颜面全无：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再次遭到重创，参战的主力部队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关东军出动的兵力，死伤近1/3，重武器损失高达87%。就此，关东军妄图北进的野心只得放弃。但东条英机却并不吃亏，他将此役中陆军航空兵的战绩无限夸大，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1939年8月，希特勒为了专心征服欧洲大陆而与斯大林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的“友好”加之苏联红军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北进”的野心。
1940年7月17日，经历了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几任走马灯似的内阁更迭之后，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在近卫的这次组阁中，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1940年7月19日，近卫召集陆相东条、外相松冈洋右等，确立了新内阁执政方针，包括：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要将“东亚新秩序”扩展到英、法、葡、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即准备“南进”；尽全力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
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南进”第一步，这极大地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美国开始向日本施压，冻结日方在美资产和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和太平洋领土的野心。而日本暂时不想与美国起正面冲突，并且由于深陷中国战场，不敢贸然起事，因而选择了与美国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谈判”只是像东条这样狂热鼓吹“南进”扩大侵略的好战分子们拖延时局、进行备战的幌子而已。谈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没有“诚意”，他们要求美国承认“满洲国”，同意日本可以从东南亚获取资源。双方各不相让，矛盾分歧越来越大。
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宣称“我们当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据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设以日、“满”、华集团为链环之一的‘大东亚共荣圈’”。此时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了。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为了配合不断升级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极力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首相近卫文组织起“大政翼赞运动”，而陆相东条英机则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
1941年初，东条英机以陆相身份签发了《战阵训》，鼓吹全军和全体“皇国臣民”应向天皇效忠，每个人都要有“献身奉公”的精神，以实现“大东亚新秩序”。
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与美谈判不成的日本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
7月2日，东条英机参加御前会议，在其鼓动之下，最终商讨确定了《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准备为“南进”不惜与英美开战。
近卫文麿这个贵族临阵退缩，于1941年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近卫内阁总辞职的第二天，经重臣会议提名东条组阁获得通过。选中他不是因为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个侵略主义者（他是个侵略主义者），而是他对军事纪律具有献身精神，人们认为他在危难时机能控制鲁莽的军队，并且忠于皇室，精力充沛。
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见东条英机，晋升其为大将，诰命他以现役军官身份担任首相出面组阁，并身兼陆相。这使他的地位比前几任巩固的多，当时处在战争边缘的日本需要一个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选择了东条英机，东条也自觉的踏上了这一步。
1941年11月18日，东条内阁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发动战争的集权“内阁”，东条英机一人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在就职声明中，这个战争狂人叫嚣“完成支那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帝国之国策，要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东条不甘心失败，想要最后挣扎一下，向天皇提出兼任总参谋长的职务，自己在海军的朋友海相岛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长，实施海陆军一元化领导，弥补政略和战略，海军和陆军脱节的现象。在天皇同意下，他成了明治宪法下权利最大的一个人，被政敌称为幕府将军东条，但他保持这个地位也仅仅不到5个月。为了摆脱被动，东条英机于1944年1月孤注一掷地开始“一号作战”计划，命令在华日军打通纵贯大陆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交通线，企图摆脱美国海军的封锁，使困于南洋的日军获得补给。豫湘桂战役自4月打响历时8个月，国民党的正规部队50多万被日军击溃，140多座城市失陷。这是日本法西斯溃亡之前的最后一搏，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日军已无力巩固这条线路。
东条没有看到这次战役的结果就下台了，因为美军6月16日开始攻击马里亚纳群岛。开始攻击东条规定的绝对国防圈。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再次遭到惨败，陆军飞机损失殆尽。绝望的日本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在陆上剖腹。
7月9日，美军占领军事要地塞班岛。B-29轰炸机群开始直接空袭日本本土。战场上的连续失败，加剧了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
7月18日，失去了天皇信任的的东条英机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向木户幸一大臣递交了首相辞职书。同日，他辞去参谋总长之职（梅津美治郎大将同日接任），并陆续辞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之职，转入预备役。22日，他向全国正式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11日，被美英等国列入日本头号战犯，被排在第一批甲级战犯通缉名单最上面中的东条英机看到院子外面的盟军警察（M·P）进入住所，便用当年希特勒赠送给他的瓦尔特自动手枪向心脏开枪（几天前，东条英机曾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用炭笔在自己胸口的心脏部位画了一个酒杯大小的圆圈），但由于是左撇子且心脏畸形的原因，子弹打偏了，洞穿了肺部。美国大兵冲入室内时，东条已经濒临死亡，输血救活了东条后，东条说自己朝心脏开枪自杀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看清楚自己的脸，从而知道他已经死了”。对他这种自杀未遂事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是“只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而已。三个月后，伤愈出院的东条被直接送入了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美国加强了潜艇战，日本舰船的损失不断增加。在北面，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军于1943年8月消灭了阿留申群岛上的全部日军；在南面，美军先后攻占了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在太平洋中部，美军先后攻占了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
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力量不断巩固和壮大，人民的武装越战越强，他们抗击着2/3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他们继续粉碎日军“扫荡”，并开始了局部的反攻，使解放区逐渐恢复和扩大。侵华日军越来越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自己的强敌，也可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一些列战败导致不断有人盼着东条自杀，而且也有人想暗杀东条。海军中将高木等人就想用机枪伏击东条；陆军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刚从中国调回大本营的津野田少佐，东亚联盟东京分会会长牛岛达熊一起，密谋在祝田附近皇宫前广场趁东条的汽车拐弯放慢速度时向他扔一枚特制的氢氰酸炸弹。 由于日本的大量战争罪行都是由东条英机授权的，因此东条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在亚洲战争死亡的千万平民、被虐待的上万战俘盟军、以及研究使用生化武器负有最高责任。
1946年11月9日A级战犯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图左）在东京法庭的一个房间内，埋头阅读有关其战争罪行的起诉书。战争期间，东条气焰嚣张，但是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东条却较其他的战犯表现得怯懦、畏死。
1946～1948年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在狱中，其他甲级战犯都不和他说话，东条只能一个人专心写自己的口供和辩护词。
在法庭上，在全部的55项罪行中，东条是最多的，占了54条之多，当数首恶。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焚尸后美国大兵将骨灰抛入大海，但负责焚尸的三文字、飞田和市川并未将骨灰全部装入箱子，让美军带走。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来到松井石根修建的兴亚观音寺，并交给伊丹夫妇剩余部分骨灰，伊丹夫妇将其秘密保管起来。10年后建起了堂堂正正的“七士之碑”，由首相吉田茂题写碑名。东条英机灵位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内。 头三脚踢过后，东条英机对自己感到还算满意，但要想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他还必须进一步实施第四步计划：抓实权。在东条英机上任前的一个月，即1935年8月，关东军为了讨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曾制定了一份《治安肃正计划》，以伪奉天、安东、吉林、间岛和滨江五省区为重点，企图将我抗日力量一举扼杀。东条英机走马上任时，正值关东军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时刻。看准了时机，东条英机决定以讨伐我抗日武装力量为突破口，为宪兵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于是，他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1.在日满警务机关中建立“思想对策”专门机构，借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镇压。这一专门机构应由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指挥，赋予其监督“满洲国”警务机关的权力，改变以往由特高课和司法课分头负责管肃和拘捕的“两张皮”现象，以堵塞在这方面的漏洞，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2.以滨江、三江、吉林、间岛、安东和奉天六省及哈尔滨、齐齐哈尔、新京、奉天和大连五大城市为重点，将配置在各地的临时宪兵机构建制化，充分发挥宪兵的作用，打击反满抗日力量。3.日满各机关从事“思想对策”所需经费由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统一管理和支配。这一“施政纲领”充分暴露了东条英机急欲独揽关东军“治安肃正”大权的野心。借此机会，他轻而易举地将监督、执行和财务三权统统把持于一手之间。大权在握后，东条英机更加踌躇满志。他找来时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开始秘密筹划“剿匪”事宜。
1936年10月1日，佐佐木到一亲率日本军事顾问团数十人，总计出动伪满11个旅，约25000人。
对东边道实施大讨伐，1937年3月26日，在通化、辑安、临江交界处的老虎顶子上，王凤阁率领抗日救国军与敌人展开了15个小时的激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俘虏。东边道的“独立大讨伐”使东条英机一夜成名。踩着成千上万抗日将士和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走上关东军参谋长位置的东条英机，已经再也抑制不住其勃勃野心了。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首相府、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重要机构，还控制了《朝日新闻》社。内务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人被政变军人杀死。政变者以“尊皇讨奸”、“昭和维新”为口号，支持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首领掌权组阁，建立法西斯体制，立即“北进”，讨伐苏联。政变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政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满洲”，作为“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不禁暗暗吃惊，因为关东军内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为“皇道派”分子刺杀的目标之一。不久，情势更加危急——驻哈尔滨的第十一特混旅团真川少将发出通电，声称支持国内的“兵谏”；驻“东满”的一六师团已自行出动，赶往“新京”；佳木斯守备营发生暴动，已占领东站、拦截火车。东条英机面对危机情势，拿出一贯作风，根据关东军镇压命令的指示展开大搜捕，指示手下宪兵搜捕中可不与所属部队长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师、旅团及分散于各地的宪警长官发出密电和密令，命令立即处决叛国乱军者。根据“黑名单”，长春的宪兵迅速行动，逮捕毙杀了长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级军官。另一方面，东条英机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立场，宣称关东军反对“兵谏”，坚决支持天皇。通电中说：“‘皇道派’逆徒戮帝国重臣，以武力逼宫，辱我皇威乱我政纲，致举世骇怒。今全体关东军声明矢忠于万世一系之皇统，不惜以武力歼灭任何反叛，以靖神国。今至誓师讨逆。敦请军部立即通令拘捕败类并整肃全国。‘皇道派’叛军如尽早举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顽抗不冥，关东军必振武奋击，代行天惩！”东条英机的果断强力行动，稳定了关东军的局势，使“统制派”牢牢控制住这个“皇军之花”，遥呼东京的“平叛”行动。28日，东京戒严司令部发布“奉敕命令”，出动军队，镇压“叛军”。次日，叛军纷纷投降。后来，为首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等被处决，其他主要“皇道派”军官被解职、降职，“皇道派”势力在军部遭到大清洗。随着“二·二六”兵变的失败结局，“统制派”获得了压倒“皇道派”的优势地位。东条英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恢复“满洲治安”的“战果”，以及在“二·二六事件”中支持天皇的忠心表现，为他赢得了军部中央的支持和赏识。
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7年3月，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登上关东军参谋长的宝座。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清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而在反政府的社会主义运动阵营里蔪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以及同盟会，展开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 在这段时间，1911年（清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1913年（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1916年（民国八年，大正八年）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効力之处。为此，北一辉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国是的传统对华政策。
同年他在上海撰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以武力革命方式再造日本。同年底回国加入右翼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大正十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中国革命，主张中日军事同盟。1927年（昭和二年）北一辉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1936年（昭和十一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政府逮捕。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正式起诉，而遭枪决。他的理论后来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
北一辉关于日本革命的理论，深受中国革命的启发。事因他在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时，指出明治政府往往通过对天皇神话的论述，以加强自己统治的权威。因此，这本书出版以后，就被日本政府所查禁，并对北一辉本人实行全面封杀。此时，北一辉选择加入革命评论社，以维持生计。由于该社和同盟会有密切的关系，他自然也开始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革命评论社结束以后，他加入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后来，他与宋教仁等人远赴中国支持革命。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日本军部和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元老会就向政府提议派兵进占中国，以维护中国的君主统治。当时宋教仁就曾通过北一辉的关系，与当时黑龙会的领导人物内田良平保持紧密的联络， 希望日本能寄希望于革命党人，力阻日本以军事力量介入中国革命。之后，日本政府对出兵中国抱持观望态度。这样一来，无形中促成了袁世凯的兴起。中华民国也在1912年1月1日正式成立。
为何他会从日本革命转向于中国革命呢?在北一辉看来，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碰上重重阻力；倒不如先把心力放在中国的革命上，待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推动全亚洲的革命情势，再回日本推展革命。因此，在《革命评论》时期，他全力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后来，因为孙中山收受日本政府的钱离日一事，北一辉不惜站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立场，对于孙中山的作为大加批判。在北一辉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思考都是西方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进行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所以，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惜任何手段也要向外国找寻支持。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能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因此，可以了解为何北一辉劝告日本政府要寄希望于革命党。
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的元老都有很深的交情。例如当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北一辉就曾为他追查真相，而有意潜返中国。谭人凤的儿子则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有深厚的情谊。北一辉死后，张群就曾为其墓碑题字；北一辉的遗孀在战后，更曾要求张群协助把丈夫和北大辉的骨灰运回中国，并助其入籍中国。 北一辉是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是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 1901年，自称社会主义者，向当地的报纸《佐渡每日新闻》投稿发表评论文章。
1904年．他离开家乡前住东京在早稻田大学做旁听生，同时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土界）利彦等人来往。
1906年，写成第一本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
加入宫崎滔天领导的革命评论社。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一辉受派遣前往中国。
1913年，因不择手段筹集经费，被日本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而勒令回国。
写《支那革命外史》，送交政界要人及新闻机构。开始信奉法华经。法华经预言．释迎死后2000一2500年，世界进入末法时代，将发生大地震裂：人类面临大灭绝。届时会出现四位指导者，拯救人类，建设新世界。把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看做大地震裂，祈盼出现转机，能够拯救日本和世界。
1916年，驱逐令满期，再次来到中国。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北一辉的政治活动再次发生转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了日本，而且以前北一辉引以为同志的许多人也站在反日运动的前列。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
在中国，开始写作《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 》(后改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是他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集中反映了北一辉“改造国家”的设想。 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寻找北一辉。两人长谈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已完成了前七章回日，次年，北一辉回日，参与犹存社。大纲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产生影响。
1921年9月28日，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朝日平吾刺杀了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善次郎。朝日平吾生活贫困，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完成学业。后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运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全抱冷淡态度，他因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他自杀后留下的文章中表示，无政府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与自己是不相容的，能够取得共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他崇拜天皇，强调君侧的财阀、政党和政府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他号召进行大正威信实行土地国有，救济自耕农等，内容与北一辉思想如出一辙。日本舆论普遍同情刺杀者朝日平吾。
1921年11月24日，日本原敬首相被暗杀。凶手中冈良一，是犹存社机关杂志《雄叫》的热心读者，受朝日平吾的鼓舞而行刺。
1922年初，苏俄代表越飞访问日本。北一辉写《训斥越飞的公开信》，攻击苏俄，讽刺邀请越飞的东京市长后藤新平。后藤与大川周明关系密切。此事导致北与大川分裂。
1926年他写了《维新革命论》一文，从明治维新的历史中总结出“维新革命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天下大势之颇频暗杀决定的”，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到的“维新”政变由谁来完成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军官身上。从此，民间法西斯运动和青年军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慢慢形成巨大的力量。
1936年2月26号。发生“二二六”事件。此事是受北影响的年青军官所为，并得到北的精神支持。安藤辉三、村中孝次和栗原安秀等军官，与1400左右的士兵在东京起事，高喊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袭击政府首脑们的官邸或家里，杀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和总理大臣官邸、警视厅及附近地区，并要求陆军首脑果断实行国家改造，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2月29日，陆军首脑正式下达镇压命令。次年8月19日，北一辉以及年青军官西田税（此人受北影响而在青年军官中活动，也是北与年青军官的联系人）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