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是政治和军事的凭证信物，它可以用于身份证明，作为出入国境、关卡、军营、要塞的凭证，又可以作为传达命令、调遣兵将的信物。节是君主派出的使节所持的凭信，用于代表君主出征、节制方面、监察、办理重大案件、出使外国等重大事务的证明。
（一）调动符节
调动符节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作调兵，二是用于更换地方长官。这类符节在汉代称为铜虎符和竹使符。铜虎符铸作成伏虎形状，中分为二，以榫相合，左符发给郡守或领兵将领，右符存放在中央。中央调动郡守和军队，派人执右符与执左符者相合，作为传达命令的信物。竹使符用竹制作，用途与铜符相同，但情况没有铜虎符紧急。魏晋以后基本因循此制，只是改为中央存左半而颁右半。
唐代用于调动的有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还有一种木契，作为皇太子监国、王公大臣镇守地方时调动军队的符信。为了慎重起见，唐代的符制是以右一枚配置左数枚，以便调动命令有所变更时递次传令使用。
宋代军队调动有“铜兵符”，发给诸路总管主将，调动300人以上军队和指挥军事时用；另有“传信木牌”，除作为传达军令之外，还可以调动300人以下的军队。此外还有“字验”，是军队主将密定字号的身份证明；符牌使用时，要与“字验”一同参验。
铜兵符之制在元代以后取消，军队的调动主要凭皇帝诏敕和枢密院或兵部所发放的勘验（纸文书押骑缝印，亦称勘合），还有传达命令之人的身份符节。明清在军队内有调发符牌，铁制，上刻两飞龙，下刻两麒麟，上孔系以红丝带。
（二）邮传符节
邮传符节是用于通过邮驿传达命令的凭信。主要分两类：一是普通邮传，二是专使邮传。普通邮传是驿使和官员使用驿站车马和住宿的凭证。如汉代的“木传”，用木制而中剖为二，上面有御史大夫印信，并写明该办事务的缓急和使用车马的等级，一半发给使用者，一半存御史府以备勘验；使用者的一半有各邮传的登记。专使邮传除执有普通邮传的凭证之外，还另有特殊明显的标志，以示重要和紧急。
（三）身份符节
身份符节是作为身份证明和通行的凭证，在汉代有木制的“传”，称为“符传”，用来证明身份和通行关卡。唐代发给五品以上的官员以随身的“鱼符”。宋代以后改为“字牌”。明代的武官身挂“金牌”，文官用“牙牌”，各卫所营兵有“字牌”、“勇号”。这些字牌除作为身份证明之外，也兼作为通行证明。鱼符和字牌只在一定区域内使用，如果离开使用区域，则必须与符契、勘合等结合使用。
宋代还有一种“门符”，是用于出入皇城和禁城，以缯裹纸板为之，或方或圆，称为“宫门号”。明清出入宫城则以“牙牌”为凭，上面注明执事、供事、朝参、入内府，这些牙牌“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明史》卷8《舆服志四》）。
（四）专使符节
专使符节是皇帝派出的钦使所持有的信物和标志。凡持有专使符节，在外可以代表皇帝和国家。如苏武出使匈奴，持汉节19年而不弃，作为派外专使，以其威武不屈的精神名垂青史。专使符节在国内，有代表皇帝出征、镇守、督领和传宣诏令的特权。汉代的专使符节是“以旄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命持之以为信”（《汉书》卷1《高祖纪》颜师古注）。初期是用红色，汉武帝时，因为戾太子发动宫廷政变，持赤节发兵，所以改为加黄旄。其形制是“节柄长三尺，毛三重，以旄牛为之”。东汉“以竹为节，柄长八尺，其毛三重”（《明史》卷68《舆服志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使符节有4个等级：⑴假节，可以在军事行动中专杀犯军令者。⑵持节，可以专杀无官位者，在军事行动中则可以专杀二千石以下官。⑶使持节，可以专杀二千石以下官，在军事行动中则可以专杀中二千石的官。⑷假黄钺，可以专杀持节专使，凡持有此节者，必然是已掌握最重大权力的人，非领方面军事和主持朝政者不能持有。
唐代的专使符节仅有两级，一为旌，二为节，“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新唐书》卷24《舆服志》）。宋代以后对臣下控制较严，专赏专罚大权不轻易下放，所以取消旌节之制，虽然还保留了专使之节，但所拥有权力的大小只限于皇帝诏敕规定的范围，节已经不能独立表示其拥有权力的大小了。如明代的使节规制：“黄色三檐宝盖，长二尺（后改为三尺），黄纱袋笼之。又制丹漆架一，以节置其上。使者受命，则载以行；使归，则持以复命”（《明史》卷68《舆服志四》）。由于使者权力大小的不确定性，就给使者以很大的游移空间，如明代派遣出来采办、监差的宦官，一出都门，“则欲快马船只，车辆装载；差去人员，则欲廪给马，军民应付。式样不过数纸，器用先如此其奢华；足迹犹未启行，声势先如此其张扬；况在途之需索，到彼之供张，其熏天之势，又岂待言而后显哉”（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01《内臣中·前言》引解一贯疏曰）。到万历时，矿使、税使横行，更是害遍天下。历代对符节的发放、使用、保管等，都尽可能制定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皇帝诏令和政府的政今文书，在承传运转过程中不发生伪冒和泄密，反映出当时文书工作的严谨。

秦朝有一个东西叫“符节”，这是干什么用的？

先秦符节的种类甚多，形状各异，用途有别。所见最早的符节是战国时期的，有的用以征免税收，如作竹节状的错金“鄂君启”铜节；有的用以发兵作战，如作虎状的“辟大夫”铜虎节、“韩将庶”铜虎节和错金“杜”铜虎符；有的用以驿传邮递，如作马状的“骑传”铜马节；有的用以供给食宿，如作龙首状的“王命传”铜龙节等。此外，还有作牛形、鸾形、燕形和凫形者。现存战国时期的符节，除陕西长安出土的错金“杜”铜虎符称符外，其他大都称为节而不称符。错金“杜”虎符是秦器，可能当时秦国有特殊规定，与战国时齐国、楚国等称节者有所区别。秦虎符存世者还有“阳陵”、“新郪”等名品。

关于先秦符节的种类和用途，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如《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和出土实物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汉代亦用虎符，大体沿袭秦制。秦虎符文字错金，汉虎符多错银。西晋虎符通体有虎斑条纹，不能容字，故于背缝处凸起长条形窄台刻背文，肋间之字移于胸前或符阴。西晋男符亦错银，唯太守符凿款，东晋以后则皆凿款。唐代改用鱼符，为符制上的一大变化。武周时一度用龟符。鱼符与龟符皆可系佩，与后世的牌区别不大。宋以后已皆用牌。

历代符节种类繁多，其铭文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所以是一宗重要的历史文物。

符节是传送军事机密文件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古代的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方式仍然不够安全。原因很简单,如果敌人劫夺了符节后假扮使者,就可能诱我入其圈套。若使者叛逃或被敌抓获后变节,情况更不堪设想。在中国历史上,因这种情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是时有发生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将帅们想了很多的办法。阴符便是其中的一种。阴符,是由符演变而来的,所不同的是,传信的使者并不掌握传递的真正内容,以此来提高军事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关于阴符,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记载是《六韬·龙韬》,为了广大读者理解方便,现在我们将其译成现代汉语。

武王问太公道:“率军深入到诸侯国的境内去作战,突然与敌军遭遇,情况的发展对我军也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我想通过捷径与前方取得联系,从国内策应外地,以对我军进行援助,应该怎么办才好？”

太公回答说:“君主与将帅之间早有秘密的兵符,共分为八种:有我军获大胜、全歼敌人的兵符,其长一尺;有突破敌军、檎获敌将的兵符,其长九寸;有迫敌弃城投降、夺占敌城邑的兵符,其长八寸;有击退敌人、报知敌人远遁的兵符,其长七寸;有激励将士、誓师以坚守的兵符,其长六寸;有请求粮饷、增加兵力的兵符,其长五寸;有军队战败、将领阵亡的兵符,其长四寸;有战斗失利、士卒阵亡的兵符,其长三寸。凡是奉命传送这种兵符的,如延误时间、泄露机密,无论是听到的还是告诉的,都一律处死。这八种阴符,是君主与将帅之间严格保守秘密、暗中传送消息,不使泄露于他人,而用于中枢和出征将帅相互通报情况的最好方法。敌人就是圣人般聪明,也不能够识破。”

武王感叹地说:“您讲得真很好啊!”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阴符的含义是事先约定好的,属于只有收发双方知道的秘密,传送者既不知道其含义,也就不会泄露秘密了。这样,阴符即使落人敌手,也不会泄露事机的。阴符所表示的内容当不限于以上的八种,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君主与将帅间会有所变化,但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不能知道更加详细的情况了。

阴符较好地解决了通信保密问题,但其本身也有局限性。因为阴符所表达的内容是事先约定好的,这种固定的含义自然远远及不上战场形势的多变与复杂,符不及义的现象于是便经常发生了。为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便出现了阴书。关于阴书的最早记载同样出自于《六韬·龙韬》。在此不妨将其译成现代汉语,摘录如下:武王问太公道:“率军深入诸侯国境内去作战,君主与将帅都想集合各路兵马,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展开作战,以夺取出敌不意的胜利。然而事情复杂多变,用兵符不能详细表达意图,彼此相距又很遥远,不可能面授机宜,你看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各种需要保密的计谋和重大决策的传达,应当用秘密的书信,而不用兵符。君主的意图用书信传达给将帅,将帅有事用书信请示君主。这种秘密书信应当做到‘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封完整的书信分成三部分;‘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人分别送出,使每个人都不了解它的全貌,只有收信人将三者合在一起才能知道书信的内容,这样的书信就叫做‘阴书’。敌人就是圣人般聪明,也不能够识破书信中的秘密。”

武王说:“这太高明了!”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阴书既具备阴符保密性好的优点,又克服了其不能传送复杂内容的缺点,应该说是一种较好的秘密军事通信方式。

阴符、阴书的记载出自战国时期的兵书《六韬》,但从现有的文献看,其运用于战争则未见记载。秦汉以后,也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记载,可见这时已不会普遍使用了。汉代倒是出现了一本名为《阴符经》的著作,伪托黄帝所作,但其内容已不再是讲军事通信,而旨在阐述阴阳学说,属于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