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董仲舒，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公羊大师、儒家大儒。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在家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足见他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

主要的功劳是发展儒学从而奠定了中华2000多年的儒学文化，使儒家在中国根深蒂固，深刻的影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算是儒家的一位奠基人，地位举足轻重。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衡水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在家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问他的意见，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重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

总之，由他总结集成儒家思想中具有尊君、礼制等符合当朝者大一统需求的部分，实际上他是儒家的第一教主，向当权者投石问路，被采用后，百家被罢，儒家独尊，自汉一代后，中国文化陷入了一言堂时代。

以宗教的方式来看董，他是集大成者、投石问路者、是权谋家，孔夫子和门下数代弟子没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在他手上得以成功，影响千年中国历史走向。

孔子只是理论家，他是实践家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衡水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四大名著是指《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西游记》（吴承恩）、《红楼梦》（曹雪芹）。
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
此四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难分高低的，都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细致的刻画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都为历代读者所称道，其中的故事、场景、人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
在题材内容和体例结构上，四大名著也颇有代表性和开创性：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属于历史题材的扛鼎之作。其尊刘抑曹的观点一方面是反映了人民对明君仁治的渴望，一方面也因为刘备以弱成强的奋斗史更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可谓是草根奋斗成功的母题。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其先分后和的链式结构独树一帜。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是明清小说里神魔小说的最高峰。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是古典小说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最巅峰之作。因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不仅在国内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是世情小说的代表。

希望对你有帮助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文化方面 京剧《赵氏孤儿》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京剧《霸王别姬》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 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启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在中国以至世界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此书现已被译为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誉。《史记》的主旨，对后世修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如《华阳国志》的作者不但据东汉荀悦撰著《汉纪》的“立典五志”指导原则［（３）］，提出“书契五善”的见解以“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４）］为标准，而且深为先辈的治史态度所感动，注重其实地考察，对材料的网罗搜取极为重视，广收资料，去伪存真，不妄撰、不虚构。他“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并据《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见，及自所闻”［（５）］。北宋吕大防称赞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６）］。《华阳国志》的著述主旨及其内容与《史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书中不仅记述华阳一地“两汉以来先后贤人”，而且加以扩展，兼及“梁、益、宁三州士女”与“侏离之氓”和“贱俚之妇”。可见在记载人物方面，《史记》是它的前驱和开端，它是《史记》的发展。 。《史记》中的“表”以记事为主，是历代的大事记，是“本纪”的补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此表之所以为要也”。清万斯同曾提出“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司马迁在《史记》里通过表格形式，把历代相传的世系，列国间交涉纠纷的关系，重要官职的更迭等繁重混淆的事项排列得头绪分明、清清楚楚。自汉而后，历代方志中，运用图表的记其事者，屡见不鲜。例如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全书四十卷，将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四十七镇分列篇目，每镇卷首附图表，分类表述，体例完备。本书在魏晋以后的总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最古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朱士嘉先生认为：唐代的图表“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体例，可以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地方志了。”图志是一度出现于隋、唐、宋、元的一种地方志书，它与图经其实为一类。《元和郡县图志》与司马迁的《史记》是一脉相承的。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具有很高超的语言艺术，特别善于采用当时口语，生动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苏秦列传》中有一段苏秦与嫂嫂的对话：“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倡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短短的对话把嫂嫂趋炎附势的形象勾画了出来，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李将军列传》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句谚语表达了群众对善良人物的喜爱心情。司马迁善于用各种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性格突出，具有典型性，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不仅把《史记》当做历史作品研读，还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体裁，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体裁。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的典范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赞美它：“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写成的。旧方志的体例，绝大多数都沿袭纪、表、书、传。用本纪记载大事，用书志体记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类情况。用表格序列族辈，以续家谱。用列传体记载人物，并辅以图谱、汇而成编。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是一部“用史例编纂”的名作。元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认为“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了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并且指出该志有事类粲然的优点。“今志用为准式”。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深州知县吴汝纶编纂的《深州风土纪》，“物产”一篇“附记农商状况、士女风俗、兼仿《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之体”，因而“得事核词雅之长”［（１４）］。《史记》中的论赞为历代修志者乐于采用。不过除续称论赞外，也有改称为序、跋的。多是写于卷首或卷尾。序是说明志书的主旨、基本内容、用途、读者对象、写作原委及经过的文字。在魏晋以前，大多放在正文的后面。之后，一般都放在正文的前面。与“跋”（说明写作和出版目的、经过、资料来源等）相区别。北宋的《会稽志》中已初具“序赞”的刍型，南宋的《赤城志》、《临安志》并于各章节之前写有“序赞”，悉依《史记》体例。到了明代，志书增写“序赞”已相当普遍，成化年间，篡修的《新昌县志》把“题以事主，事以题完，名为小序以冠之”作为“凡例”。明万历修撰的《会稽县志》所作的序赞，更具以下特色：一是考。考证事物之历史，溯以渊源，订证前志之讹误；二是评。评论事物之臧否，提出自己的主张；三是述。概述事物之缘由，彰明事物之因果；四是议。议一事物与它事物之关系，揭示事物之弊端；五是导。倡导有利于民生的策略，引导吏治者为民着想。上述五点表明《会稽县志》中的序赞在深得《史记》论赞的要旨外，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延伸了论赞的作用。 历代修志者仿效《史记》的体例，是因为司马迁创造性地从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看似各有分工，实则又有内在的联系。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单独成文；合起来看，可以显示一定历史时代的全部社会内容。这种写史方法，不仅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修“正史”的典范。此后，以《史记》为母体，便产生了包含它本身在内的二十四部，三千二百四十三卷正史。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道：“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唐刘知已在《史通》中评纪传体史书曰：“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晋列年爵，志以总结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赅，洪纤靡失。”由于《史记》具有严密科学的体例，成功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间自然和社会的各方面情况。有通合古今、包罗万象而又分门别类，科学编排的综合记述特色。这种体例对于记载一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方志来说是适用的、可取的。章学诚就认为：“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志乃史裁”、“志乃史体”。因为史志有这种基本一致的方面。所以“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例之理”的“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就应该作为修志“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章学诚还提出了“志属信史”、“为国史取裁”、“方志乃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的主张。故有清一代，方志学大兴，作者纷起。即是一些学者、考证专家也参与了主修方志的工作。由宋至今，千年之间，保存的方志将近八千种，共十余万卷，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清人编纂的。无疑，他们的作品是深受《史记》的风格的濡染下问世的。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因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所以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
这座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
从七世纪初建国到八世纪中 叶安史之乱之前这一百多年，唐帝国的经济一直是上升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 化的繁荣。即使在安史乱后，由於南方的开发和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 长的势头也没有停顿下来。这个社会，正是整个唐代文学艺术的温床。此其一。其 次，由“五胡十六国”极其纷扰混乱的局面到隋唐统一，是一个国内各民族由斗争 而融合的过程。国内各民族的融合，还加上当时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作家们的修养和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养料和素材。其三，在长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来的唐帝国，对各种思想，也和对各种文化一样，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例如儒释道三教就是始终并存的，虽然有的时候也因人主的好恶，不免轩轾。因此，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就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基础。大家都爱写诗，爱读诗。 这，对于唐诗的发达，诗人的成长，是不可能不发生积极作用的。其四，唐帝国为 了巩固其统治，制定和执行了通过科举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门 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进士是科举中最贵重的，而进士的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这 种决定士子前途的考试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之风，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最后， 就诗歌本身而论，经过八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绝诗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供唐代诗人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样式，都使得他们易于借鉴昔贤，驰骋才力，发抒性灵，来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盛况空 前，后难为继。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涪龚帝夹郜蝗佃伟顶连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