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经过：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佳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瑗珲条约》。1859年6月，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提督史荣椿率守军还击，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史荣椿战死。1860年8月，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9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失利。清咸丰帝、慈僖离京逃往承德。10月18日，英法联军 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见火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1月，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 鸦片战争的原因 英法入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最强烈的愿望，仍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权益。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列强各国认为这是加紧侵略中国的极好时机，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俄国也会同响应。四国的修约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于是，他们决心抓住一个机会作为借口，挑起战争。英、法两国以1856年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 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保家卫国，英勇抗敌，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战争中，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沉重灾难。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鸦片战争的经过 沙俄侵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黑龙江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固定下来。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鸦片战争的影响 条约签订： 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1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

（1）国际形势

①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法国、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占据海外市场，掠夺原材料，是这些资本主义工业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共同的迫切要求。这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是列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②在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开口通商，认为这样便可以将中国变为他们的广阔市场，但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他们在华的商品销售情况远不如其所愿。因此，企图通过修改条约，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这便是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新的一轮侵略活动的目的。

③在英、法、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被拒绝后，英法决定以武力来实现其扩大侵略权益的目的，于是抓住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等偶发事件大作文章，借题发挥，使之成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借口。

（2）国内情况

①政治上，鸦片战争虽然使中国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侵犯，但清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弃“天朝上国”的迷梦，并未从战争的失败中认真吸取教训。另外，本已江河日下的清帝国又经历一场空前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力量分散。

②经济上，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掠夺和倾销，使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保护下，侵略者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撅，攫取了中国的巨额财富。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自然经济仍居于绝对优势地位，顽强地抵抗着外国的商品倾销。

我们从国内外情况综合分析，就不难认清英法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对华工业品贸易徘徊不前的原因

(1)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的商品有顽强的抵抗力。西方资本主义的势力尚局限在通商口岸等极为有限的地区，广大地区的以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对商品的需求量不大。加之残酷的封建剥削，广大农民的购买力极低。

(2)外国输华商品有不少根本不适应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要求。如进口的刀叉、睡帽、钢琴之类。

(3)英国等国大量输入鸦片，使中国出口收入大半被其抵销，无力购买英国工业品，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的：“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

法美英等国为什么会提出“修约”的要求?

因为鸦片战争后，欧洲资产阶级对打开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寄予厚望。但中国自然经济对外国工业品有着很强的抵制力，英国资产阶级将其商品在中国滞销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口岸开放得太少，享受的特权有限，故联合法、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

“修约”的实质是什么?

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权益，这是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搜查停泊在黄埔的"亚罗号"走私船，拘捕了船上12名中国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公使包令却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蛮横要求送回拘捕的人，并捏造说中国士兵扯下了挂在船上的英国旗，并要向英国公开道歉。"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该船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领有一张船籍登记证，为期一年。事件发生时，登记证已经过期。就连事件的策划者包令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船籍登记证已经无效，船当时不在英国庇护下，所谓"亚罗号事件"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为挑起战争而制造的借口。

马神甫事件

1853年，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违约非法潜入我国广西省西林县传教，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土豪劣绅，无恶不作，激起民愤。1856年2月，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等26人，并依法处死马赖。法国政府以此事件为借口，同英国一起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美、俄四国公使香港聚会

1857年,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开赴中国。9月，额尔金到达香港。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府以1856年3月发生的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共同挑起侵略战争。1857年10月，法国政府任命的全权代表葛罗也率兵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也分别抵香港。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聚会香港，决定由英法发动进攻，首先夺取广州，外交上则由四国代表共同行动。四国侵华联合阵线就这样形成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

《天津条约》以前为第一阶段。从大沽之战到《北京条约》签订为第二阶段。

《北京条约》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府。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余人向广州进攻。当时，清政府正倾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两广总督叶名琛根本不组织抵抗，广州很快就陷落了。广东巡抚柏贵降敌，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监视下，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府。

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1858年6月26日、27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2.增开牛庄、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牛庄口岸设在营口)； 3.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4.外国商船、兵舰可在长江各口往来；5.中国给英国赔款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天津条约》的记忆内容可归纳为“二”、“四”、“六”、“十”来掌握。

“二”——二种船(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

“四”——四国(条约系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四种人(外国公使驻京、外

国人可到中国内地游历(旅行者)、经商(商人)、传教(传教土)。

“六”——六百万两白银，清政府赔偿英法军费各二百万两(计四百万两)，赔偿英

商损失二百万两，累计赔偿六百万两。

“十”——增开十处通商口岸。

列强夺取中国内河航运权

一条河流，它的发源以及入海口完全位于一国国境内而且在一国管辖之下者谓之内河。按照国际法，这种河流是国家领土之一部分，为一国所专有，除在特别条约规定外，外国船舶无航行权利。但是在旧中国，因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不但外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连外国兵船也可自由航行停泊，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损害。外国在华获得内河航运权始于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该条约第十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

《天津条约》的危害

该条约基本上包括了侵略者战前“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公使常驻北京”， 公使是一国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的外交代表，驻节于该国首都，应是正常情况。但在当时条件下，西方列强要求公使进京，其目的在于更便于影响和控制清政府，使这项原本平等的外交惯例，具有了不平等的实际作用。实现了侵略者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口岸的增开，与中英《南京条约》相比，除数量上增加了一倍多以外，其明显的危害还有：①中国的东部沿海从南到北都被迫开辟了通商口岸，外国侵略势力向北方地区扩展；②长江中下游地区被迫开放4个口岸，侵略势力得以深入长江流域经济最发达地区；意味着中国的沿海、沿江经济富庶区域，从此为侵略者敞开了大门。同时，侵略者取得了军舰、商船在长江各口岸的自由航行权和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的权利。这样，中国的通商、航运等主权进一步地丧失了。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规定，使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丧失了保护对外贸易的主权。马克思怒斥说：《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

两次鸦片战争开放的通商口岸

（l）《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2）《天津条约》：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营口、烟台、汕头、琼州、台湾、淡水。（可记为：长江镇、南和九、汉、沿海营、烟再加汕、岛上还有琼、台、淡）

（3）《北京条约》：天津。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放口岸的特点：多：通商口岸达10多个；广：口岸从东南沿海扩展到整个沿海；深：汉口的开放，使侵略势力深入到长江中游、中国腹地。多数国家是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利益均沾。

大沽之战是有意挑起的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并不满足，大沽之战就是它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有意挑起的。理由是：第一，换约是外交行动，英、法公使为什么带舰队?第二，清政府指定他们在大沽北边的北塘登陆进京，这是中国的主权。英、法公使却蛮横拒绝，不惜以战争行动达到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换约的目的。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签定。天津是北京的大门，天津开埠通商，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心脏--北京的安全。1842年《南京条约》已把香港岛割给英国，现又把九龙司地方一区割给英国，不但使我国领土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而且扩大了英国在香港地区的侵略势力，为以后强租新界又作了准备。准许华工出国，对中国的劳动力进行掠夺。对英法赔款各增至800万两，加重了中国人民负担。

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起的20年间，沙俄迫使清政府接连订立了十几个不平等条约和勘界议定书，侵吞了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辽阔的疆土，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①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②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③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④通过《中俄改订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了中国西北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⑤总共面积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时间 不平等条约 占领土范围 割占领土面积

1858年 中俄《爱珲条约》 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 60多平方公里

1860年 中俄《北京条约》 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 约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 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万平方公里

19世纪80年代 《中俄改订条约》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 中国西北部 7万平方公里

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怎样被割占的？

中国近代沙皇俄国割占我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方平方公里土地是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的。实际上它是由《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两个条约割占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沙俄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强迫清政府于1860年11月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除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方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外，还明确规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去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 随后，清政府和沙皇政府各自派出官员在新疆的塔城（塔尔巴哈台）会晤，按照这一条文的规定，进行西部边界问题的谈判。1864年10月，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用外交欺诈曲解《中俄北京条约》有关内容和武力威胁，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走。

为什么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1）继续：①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一脉相承：都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变中国为英国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②战争性质一脉相承：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殖民掠夺战争。③战争影响一脉相承：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

（2）扩大：①从战争进程来看：a 侵略力量扩大。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只有英国；第二次则是英法两国出兵，美俄参与。b．侵略时间增长。第一次两年多，第二次延续达四年之久。C．侵略区域扩大。第一次主要在长江以南沿海地区；第二次从沿海一直侵入北京。d．订约国和条约增多。第一次只与英、法、美三国签约；第二次与英、法、美、俄四国共签订了多个条约。②从危害和影响来看：a．开通商口岸和割地增多，第一次开5口，割香港岛；第二次增开10多处，英增割九龙司，沙俄割去我国东北、西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b．中国主权遭到更多破坏。第一次，中国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被破坏；第二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内河航运权丧失等，使中国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外国侵略势力由中国沿海进入中国内地。C．同鸦片战争相比，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先后签订了十来个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出让国家主权，使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如何更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呢？

（1）政治方面其一，中国丧失了大片的国土，仅同俄国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就被迫割让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加上被英国强占了九龙司，成为近代历史上领土损失最大的一次战争。其二，清政府被迫让出内河航行权等一系列国家主权。其三，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天津开埠及后来的成立总理衙门等措施，更便利侵略者对不得不放弃"天朝上国"尊严的清朝统治者施加影响、进行控制。侵略者需要靠清政府来实现条约中规定的特权，清政府要靠侵略者的武力支持来维护统治，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清政府开始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和工具。

（2）经济方面

巨额的赔款使侵略者直接掠夺大量财富。通商口岸的开放，到内地自由经商的规定，使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的确定，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英国侵略者开始把持海关，诸多方面的规定、做法，使沿海贸易权、内地经商权、关税管理权等项主权进一步遭到侵犯，侵略者不仅向中国更大规模的倾销商品，低价掠夺原材料，还开始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使自然经济再难抵御经济侵略，终于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3）思想文化方面

不平等条约赋予侵略者在传教上的更大自由，西方宗教势力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他们宣传忍耐、服从的思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网罗不法之徒作为爪牙，与政治、经济侵略相互配合。从以上三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知识联系整合

英国割占香港的经过

英国强占香港岛：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1841年1月25日，英国军舰“琉璜号”到达香港，并在那里升起英国国旗，正式占领香港；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正式割给英国。

英国割九龙司：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香港成为英军这次侵华的重要基地。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将九龙半岛由承租改为割让给英国，并归属英属香港界内。”

1898年租借北九龙半岛：1898年6月6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地界，包括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及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达975．l平方公里的地区，以租期99年租借给英国，名为租借，却没有一文租金。

两次鸦片战争的比较。

（1）相同点：A．都发生西方殖民者在工业革命后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B.目的都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C.结果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取得割地、赔款、通商等权益。

（2）不同点：A．发动侵华的国家，前者是英国单独发动的；后者是英法联合发动，美俄伙同侵略。B.目的上，前者是为打开中国国门，后者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C.发动战争的借口，前者是禁烟运动，后者是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D.侵略地区，前者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后者占领广州，进入天津、北京等地。E.影响上，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同，前者是开始的标志，后者比前者进一步加深。

克里米亚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比较。

首先，战争得胜一方都是英国和法国。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法国是世界上两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强烈的扩张愿望使他们都把向东方扩张作为重要目标；雄厚的扩张实力足以使他们战胜任何东方弱国。事实说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具有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其次，战争的结果都加深东方弱国的殖民地化。克里米亚战争后英法在土耳其的势力增强，土耳其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的势力遍布中国的东部沿海，并且深入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事实说明，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面前，落后必然挨打。

再次，战争的结果引起失败者的新变化。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者使俄国沙皇深感国内农奴制的种种弊端，开始酝酿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推动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大张旗鼓地办洋务，掀起了洋务运动，力图“自强”、“求富”。中俄所不同的是，俄国统治者从国内外的对比中认识到封建农奴制是国家落后的根源，从整体上改革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从而实现了历史的转折，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洋务派尚未摆脱“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抱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从整体上保留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只是部分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结果以破产而告终，中国仍然沿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发展。

两次战争在性质上有差别。克里米亚战争是英法在“保护”土耳其的名义下对俄国的战争，是列强之间的争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的侵略战争。

战争失败者的不同反应，也有地理因素的影响。俄国毕竟与西欧资本主义有直接的接触，了解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中国地处亚洲，鸦片战争以来才对西方有所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给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割让新界给英国，割让乌苏里江以东40w平方公里和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卓尔南北44w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

注：将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卓尔南北44w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并未立即执行，而是规定双方需要勘界后再执行。在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被正式执行。

第一次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给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割让新界给英国

只有香港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掠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为江苏省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因其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江苏省苏松太道，即驻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埠，英国殖民者立即图谋在上海建立外国人的居留区，并初步选定居留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巴富尔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官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该文件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公开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都体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据这个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的“外人居住区”，尚属于居留地性质，还称不上“租界”，且当时也还没有“租界”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富尔的英国驻沪领事借口青浦事件强迫新任道台麟柱答应了扩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大约830亩）。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为首的美国传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国人纷纷效法。当时道台吴健彰虽然答应了，但并无具体划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7856亩土地成为美国占领的地域，比英国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吴健彰援英国例设立居留地，后胁迫新任道台麟柱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
　　必须指出，当初，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预权，且保有领土主权，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步沦丧。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为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下分设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机构，且设有法院，俨然就是一个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两国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恶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推广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与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也是一个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含鸦片），1837年为九十多万英镑，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英镑，1845年又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走的生丝与茶叶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国向外输出的茶叶年均在四千多万担，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多万担。同时期生丝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万八千余包，是原来的六倍。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70％。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商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人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甚至推销鸦片），收购丝、茶，收集情报，经办其它事务，这些人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原为广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当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还花银子捐官，署理苏松太道并兼任江海关监督。这批买办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中国封建势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当时主要有印刷、船坞、船泊修理等业。在这些企业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国人。这样，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 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还很少。
　　（三）“天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
　　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赔款，外加清政府巨额军费开支，达一亿多两白银，无疑都要出自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鸦片输入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卖一石米只得一两五钱银子。过去卖米三斗可完纳一亩地的税赋，如今卖米六斗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赋。（《备陈民间疾苦疏》）实际上，一些地方每两白银兑换制钱已高达两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历来有种种的勒索，如有所谓的浮收，即定额外多收，有供衙门吏胥分肥的所谓规费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种名目的巧取豪夺。鸦片战争后，官府变本加厉，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两石五六斗；折价纳钱，米价本每石两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赋税，浮收勒索超出正额数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纳数两；漕赋一石，民间要缴数石。缴纳时大户或设法逃匿，或设法将负担向小户转嫁，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数人因交不起赋税弃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丰收年景也不免挨饿受冻，一遇水旱灾荒，则相继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农民破产，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有人统计，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义军曾攻占崇阳、通城两县，立“钟勤王”名号，设立帅台，竖立都督大元帅旗帜。斗争坚持一月有余被镇压。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民众或要求减少田赋，或拒不完粮。他们有的聚众请愿，有的拆毁征粮局，有的公开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武力对抗。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四）开眼看世界——地主阶级经世派维新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惊起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任职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兴利，参与整顿改革盐政与漕政，显示出卓异的经世才 能和廉洁的作风，受到人们的关注。
　　闭关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阶层孤陋寡闻、虚骄自大，在林则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时候，他还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过是“犬羊夷狄”，英国士兵“浑身裹缠”（指穿制服军装，扎武装带，打绑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来一仆而不能再起。这不是林则徐本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势力相碰撞，便产生了以抵抗侵略为出发点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林则徐到广州后，很快改变了盲目鄙弃西方的作法。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他组织人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汉文，定名《四洲志》。另外，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以及《华事夷言》等书。和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当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坚”、“炮利”，非学习不可。为此，他组织搜集翻译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这和当时清政府一些官僚认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及机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国情况是什么“矜奇眩异”等那种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鲜明对比。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曾总结出克敌致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认识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
　　林则徐到广州后，看到了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断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关禁海”、断绝与一切国家通商贸易的荒谬主张，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一是损害我国商民利益。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正当通商贸易。林则徐上述种种主张，当然还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的，但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早期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曾参与盐政等方面的改革。鸦片战争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曾在裕谦幕下参与抗英斗争。战后魏源发愤著书，编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书，激励国人发奋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
　　《海国图志》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编此书。魏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内容宏富。
　　魏源书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仅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败所致。许多清朝的将帅“非苟且即虚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以此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英军孤军远来，所长在海上，所短在陆地。因而与英军作战，“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魏源还主张“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他说，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人）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舵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则）逸待劳，饱待 饥，众待寡”，最后必能取胜。（《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
　　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此，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精锐水师三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流露出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制度表示欣羡。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为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纷繁，各从其度”。英国有“巴厘满”（即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后又译巴力门），有五爵会议（即上议院）和乡绅会议（即下议院）。他说西方的议会和中国的军机处相似。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表示称赞，认为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于议会选举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到：“可不谓周乎”！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国无苟政，风俗俭仆，数百年不见兵举”，颇为赞赏，曰：“诚西土桃花源也”！（《海国图志后叙》）
　　尽管魏源这些议论，其出发点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他这一介绍非同小可，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该书传到日本国后，很快译成几十个版本的节译本。日本不少史学家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新文风，不仅对当时，对以后的文坛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类作品热情反映、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出现了不少揭贴和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等。这些文字语言朴实、短小犀利、生动鲜明，当时即起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也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资料。一些爱国主义诗歌，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歌颂抗英志士，斥责奕山等媚敌乞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催”。这些诗句使读者不难感受到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气势

很详细啊!

不错!!

哪里找的那么多呀,简直和教科书一样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掠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为江苏省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因其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江苏省苏松太道，即驻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埠，英国殖民者立即图谋在上海建立外国人的居留区，并初步选定居留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巴富尔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官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该文件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公开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都体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据这个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的“外人居住区”，尚属于居留地性质，还称不上“租界”，且当时也还没有“租界”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富尔的英国驻沪领事借口青浦事件强迫新任道台麟柱答应了扩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大约830亩）。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为首的美国传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国人纷纷效法。当时道台吴健彰虽然答应了，但并无具体划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7856亩土地成为美国占领的地域，比英国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吴健彰援英国例设立居留地，后胁迫新任道台麟柱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
必须指出，当初，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预权，且保有领土主权，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步沦丧。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为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下分设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机构，且设有法院，俨然就是一个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两国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恶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推广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与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也是一个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含鸦片），1837年为九十多万英镑，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英镑，1845年又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走的生丝与茶叶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国向外输出的茶叶年均在四千多万担，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多万担。同时期生丝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万八千余包，是原来的六倍。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70％。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商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人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甚至推销鸦片），收购丝、茶，收集情报，经办其它事务，这些人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原为广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当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还花银子捐官，署理苏松太道并兼任江海关监督。这批买办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中国封建势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当时主要有印刷、船坞、船泊修理等业。在这些企业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国人。这样，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 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还很少。
（三）“天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
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赔款，外加清政府巨额军费开支，达一亿多两白银，无疑都要出自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鸦片输入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卖一石米只得一两五钱银子。过去卖米三斗可完纳一亩地的税赋，如今卖米六斗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赋。（《备陈民间疾苦疏》）实际上，一些地方每两白银兑换制钱已高达两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历来有种种的勒索，如有所谓的浮收，即定额外多收，有供衙门吏胥分肥的所谓规费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种名目的巧取豪夺。鸦片战争后，官府变本加厉，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两石五六斗；折价纳钱，米价本每石两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赋税，浮收勒索超出正额数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纳数两；漕赋一石，民间要缴数石。缴纳时大户或设法逃匿，或设法将负担向小户转嫁，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数人因交不起赋税弃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丰收年景也不免挨饿受冻，一遇水旱灾荒，则相继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农民破产，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有人统计，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义军曾攻占崇阳、通城两县，立“钟勤王”名号，设立帅台，竖立都督大元帅旗帜。斗争坚持一月有余被镇压。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民众或要求减少田赋，或拒不完粮。他们有的聚众请愿，有的拆毁征粮局，有的公开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武力对抗。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四）开眼看世界——地主阶级经世派维新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惊起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任职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兴利，参与整顿改革盐政与漕政，显示出卓异的经世才 能和廉洁的作风，受到人们的关注。
闭关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阶层孤陋寡闻、虚骄自大，在林则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时候，他还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过是“犬羊夷狄”，英国士兵“浑身裹缠”（指穿制服军装，扎武装带，打绑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来一仆而不能再起。这不是林则徐本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势力相碰撞，便产生了以抵抗侵略为出发点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林则徐到广州后，很快改变了盲目鄙弃西方的作法。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他组织人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汉文，定名《四洲志》。另外，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以及《华事夷言》等书。和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当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坚”、“炮利”，非学习不可。为此，他组织搜集翻译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这和当时清政府一些官僚认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及机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国情况是什么“矜奇眩异”等那种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鲜明对比。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曾总结出克敌致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认识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
林则徐到广州后，看到了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断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关禁海”、断绝与一切国家通商贸易的荒谬主张，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一是损害我国商民利益。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正当通商贸易。林则徐上述种种主张，当然还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的，但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早期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曾参与盐政等方面的改革。鸦片战争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曾在裕谦幕下参与抗英斗争。战后魏源发愤著书，编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书，激励国人发奋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
《海国图志》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编此书。魏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内容宏富。
魏源书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仅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败所致。许多清朝的将帅“非苟且即虚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以此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英军孤军远来，所长在海上，所短在陆地。因而与英军作战，“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魏源还主张“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他说，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人）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舵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则）逸待劳，饱待 饥，众待寡”，最后必能取胜。（《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
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此，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精锐水师三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流露出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制度表示欣羡。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为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纷繁，各从其度”。英国有“巴厘满”（即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后又译巴力门），有五爵会议（即上议院）和乡绅会议（即下议院）。他说西方的议会和中国的军机处相似。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表示称赞，认为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于议会选举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到：“可不谓周乎”！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国无苟政，风俗俭仆，数百年不见兵举”，颇为赞赏，曰：“诚西土桃花源也”！（《海国图志后叙》）
尽管魏源这些议论，其出发点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他这一介绍非同小可，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该书传到日本国后，很快译成几十个版本的节译本。日本不少史学家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新文风，不仅对当时，对以后的文坛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类作品热情反映、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出现了不少揭贴和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等。这些文字语言朴实、短小犀利、生动鲜明，当时即起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也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资料。一些爱国主义诗歌，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歌颂抗英志士，斥责奕山等媚敌乞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催”。这些诗句使读者不难感受到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气势

应该是5忆多

下面有简介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放在水中泡了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把它烧毁，这样鸦片才会彻底被销毁否则还是能吸的）。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 2、鸦片烟毒的泛滥及其严重后果
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收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它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鸦片，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中国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原来英国在广州贸易中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但是鸦片贸易却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巨大利益。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破坏了中国金融的平衡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国内缺少使得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1838年时就需一千六、七十百文铜钱，而向政府纳赋税时须折成白银，这样他们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七的赋税，大大增加了负担，受剥削更重了；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这样也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 （二）战争的三个阶段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广东战事；所谓《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岛）
2、1841、1－1841、5（广东战事；《广州和约》；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厦门、浙东、长江战事）
具体战争过程如下：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龙发生冲突，英军首先开炮，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清军出动三艘战船，有岸炮支援。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损失轻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被击退，英军无人员伤亡。
1840年6月22日，英军部分主力准备完毕，按计划开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数舰船在虎门执行封锁。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军后续部队到达广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华英军到齐，共计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4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合计7000左右。（另有辅助舰只）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军到达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军后续舰队9艘（其中战舰三艘）途径厦门，英远征军司令命一艘战舰向厦门官员递交《致中国宰相书（副本）》，该舰驶入厦门南水道下锚。
1840年7月3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此役双方损失轻微，上报到朝廷时变成了一场胜仗）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战至黄昏，英军停止进攻。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昨日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伤、亡各仅13人。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达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锁中国沿海。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司令咨会，随后将《致中国宰相书》进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无战心，又由于严重的误译，道光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鸦片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许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罢免了林则徐，但英方并无此要求）；拒绝赔偿鸦片损失；拒绝割让岛屿。并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 英军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继续交涉。但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双方无实质进展。
1840年9月15日，英军感到在北京地区作战并无把握，季风也将结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广东继续谈判。
1840年9月28日，英舰队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军疫病严重（至年底此处共计病死448人）。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广东，“怀抚”英夷。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员谈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国官场“潜规则”的懿律被当猴耍而不自知，发布了浙江停战的命令，率英军南下广东（不久以后英军就放弃定海）。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下严令：“逆夷要求过身……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 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击败清军水师。比起先前的表现，守军作战也很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
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并要求割让（香港仍有清军）。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大概也是这一时期，道光帝派“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两人到任后立即开始尽最大力度整军备战。
1841年2月24日，本来就毫无希望的谈判已经破裂，英军开始向虎门核心阵地布置进攻。26日清晨，英军正式发起进攻，到当天下午五时，英军击败全部8500名守军，关天培壮烈牺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击，英军损失轻微。
1841年3月18日，英军攻入广州西南的英国商馆，后来撤离。由于前两败，此战中国守军士气低落，未战先溃，英军损失轻微。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反而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耗时达57天，被俄国武官当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军相继抵粤，道光帝也反复下令“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如果英军“闻风远遁”，惟将军是问。21日，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英军略受损失。24日，英军进攻广州，至25日，已经攻占广州城外主要制高点和炮台。此役英军战死9人，受伤68人。27日，清方向围城的英军要求谈判，于是又暂时停战。并且交纳赔款。从6月1日起，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间，奕山的奏折对失败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胜仗，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许其求和，同时命令沿海撤防（节省军费）。正好老天有眼，此时英军中瘟疫横行，英舰队又突遭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因此老天无意中帮奕山圆了谎。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交战，其采用战术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军将领汗颜。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围，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劳过度而死。31日，民众包围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时值停战期间，清方派主战的官吏余保纯将民众劝归。（这个倒霉的家伙在当时就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了大汉奸，直到现在。）
1841年5月31日，英国外相认为义律对中国过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国事务。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从伦敦到澳门，只用了67天，其中还有十天在孟买处理公务，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军主力北上厦门，奕山隐瞒不报（他吹牛说英军已退）。幸亏奕山的牛皮早被厦门的颜伯焘识破，故颜伯焘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厦门投巨资建立了中国沿海最坚固的防线——厦门石壁。炮台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有火炮四百余门，守军5680人（仅次于虎门，但远远比虎门炮台坚固）。
1841年8月26日，英军围攻厦门。英军战术无非是正面佯攻，侧面迂回，轻松绕开石壁。如此简单的战术，英军已用过多次，但是由于瞒报严重，颜伯焘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军一的开始抵抗也较为激烈，但是腹背受敌，且炮台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黄昏，清军外围阵地已全部失守。英军也停止进攻。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打厦门城。守军已于夜里逃散，厦门失守。此役，清军阵亡总兵一名，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减员324名。英军战死一人，受伤16人。战后英军对石壁炮台的防御力评价相当高。战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来华的英军中还有陆军。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军（海陆军共计四千人）北上浙江。此时浙江由头号主战派裕谦主持，浙东防务与战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强，降职的林则徐曾一度在镇海协助组织防务，经历了几次战斗的林则徐认识到定海必然守不住，应该主动放弃。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
1841年9月25日，英军本来打算攻击镇海的主力海陆军四千余人受到风力影响，集结于镇、定之间的海面。随后的几天，定海清军与英军屡有交火，均损失轻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军向定海发动总攻，至下午2时，五千多守军全部被击败。定海三总兵牺牲。英军战死2人，伤27人。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外围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跳水自尽。
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雍正帝四世孙前黑龙江将军前盛京将军”奕经受封为扬威将军，调集八省援军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在奕经的指挥下打响，四小时后，规模庞大的反攻宣告失败。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折，虽未明说，但暗示战争已毫无希望，且充满危险。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集结兵力准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英军阵亡9救人（其中一名中校），受伤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吴淞是江苏海防重点，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于此。但战斗至中午12点，清军全部逃散。清军阵亡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英军被击毙两人，受伤25人。同日，英军第二期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在华英军总兵力达到20000人。与清军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都算是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
1842年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军战舰十二艘，轮船十艘，运输船51艘，士兵7000人组成舰队从上海出发，直扑镇江。
1842年7月13日，清军开始增援镇江。
1842年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此时镇江城内驻军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军仅参加攻城的兵力就达6905人，英军占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后，英海军组织火力猛轰城外清军，城外清军缺少掩护也没有任何反击手段，很快便溃散。与此同时，登陆的英陆军开始攻城，由于缺少火炮掩护，英军只能用云梯攻城，被守城清军痛击。随后英军组织火力轰击城墙，可是城内驻军有1185人是驻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们安家此地已经200多年，所以仍然节节阻击。同时英海军组织小船沿水路攻击镇江西门，遭到城墙上清军火炮的有效轰击，狼狈退出。最后，占尽火力优势的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守军一直坚持巷战到深夜。城内清军的伤亡率达30%。镇江的火力兵力远远不及虎门，城墙坚固远远不及厦门，战前动员远远不及定海，准备周密远远不及浙东，但是此役英军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多于上述四战役所毙伤敌军的总和。
1842年8月2日，英军离开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决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签订条约。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经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日，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向璞鼎查发出照会，对南京条约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十二项自讨苦吃的内容为中国今后的苦难留下了隐患；也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刘韵珂都给南京的官员写信，内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类似的交涉，而这些信件还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签约的谕旨到达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早已结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三）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
1、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2、具体原因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编辑本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
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史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
1.五口通商
2.割让香港岛
3.勒索赔款
4.协定关税
5.干涉司法
6.自由贸易
二、《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
1.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2.协定海关税则
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三、《五口通商章程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
1.片面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
2.租界权
3.驻军权
四、《望厦条约》
1.扩大领事裁判权
2.协定关税权
3.税则
4.文化
5.修约
五、《黄埔条约》继美国之后,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六、其他
七、葡萄牙强占澳门
[编辑本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社会问题的加剧，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1767年以前，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出的鸦片不过200箱(每箱50-60千克),1839年达到4万多箱.美国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1亿元以上,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 1/10.

总的来说，三四亿左右，这只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数目，后来就不知道。

1767年以前，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出的鸦片不过200箱(每箱50-60千克),1839年达到4万多箱.美国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1亿元以上,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 1/10.总的来说，三四亿左右，这只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数目

听说光赔给日本的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个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生产总值
清政府赔了十几年 ！这里面无形的赔本更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