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正确态度是：既不盲目的肯定，也不盲目的否定；既不盲目的接受它，也不盲目的排斥它；既不自以为是，也不盲目跟风。而是平静的正视它，坦诚的面对它，认真地对待它，全面的剖析它，深入的探究（追根求源。不要浅尝辄止，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得少为足，直至能圆融一切，涵盖一切，滋养万物，有一处矛盾的地方，就是不圆融）它，如实的评价它（以客观存在的，真假善恶的特征为标准，不是以狭隘的思想、情绪、观点、、好恶、倾向等为标准），理智的取舍它。

国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浸淫着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和灵魂。中华民族因为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而存续，而骄傲，而伟大！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乾泉教授认为，“国学” 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其基本结构按照河图洛书、易经哲学传统，也分为“八卦九宫”之型，即为“易学道家（太极八卦）、阴阳五行（乾卦）、佛家墨家（兑卦）、法家（离卦）、兵家（震卦）、儒家（巽卦）、纵横家（坎卦）、名家（艮卦）、杂家农家（坤卦）”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中国文化已驱成熟。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靠中国文化要素之间彼此消长和相互协同，来驱动文明发展的理性文明社会。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有其自然生态突变等诸多原因，不能因为此就一味否定中华文明的先进性。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也随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逐渐恢复了自信，“国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乾泉教授认为“国学”在今天应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意即“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中华6000年文明的代名词，实乃为“立国之本”也。

　　二、国学与管理的关系

　　在中国做好企业，管理好企业，你首先必须了解这个社会群体——中国人的性格、思想、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了解他们的生活、理想和对生命的感悟，培育与他们的情感，得到他们的价值认同，那你就成功了一半。

　　财富是辛勤劳动与高尚智慧的结合，财富灵与肉、体与能、心与血的结晶，财富是一种责任，财富是义与利的统一体，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身存智慧与财富哲学。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也应该是一个高尚道德的实践家！一个不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一个不掌握这个民族生存智慧的人，一定会缺少对这个伟大民族的认识，一定缺少对这个民族情感的认知，不管你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澳门人，在中国做企业或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很难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反思自己民族的文化，带着自身现实问题，以科学的精神和虔诚的态度，结合现代文明的成果与人类历史上的梦魇，分析比较研究华夏6000年来宝贵的文化遗产，十分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任何主观地、臆造地、功利地、浮躁地、感性地曲解中国古代的文明与人文价值，即便是善意地，这种治学态度都是不严谨的、愚昧的、荒唐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亵渎。对历史和自己民族文化不敬畏得人，终将被历史所不屑或嘲弄。

　　有人认为,"国学"是"国学","管理"是"管理",历史背景不同,目标不同，主体不同，将二者撤在一起很荒谬；有人认为二者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有人说这是哗众取宠，忽悠人； 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繁荣是因为开放和包容，中华民族的悲剧是因为当时的当局以封闭的心态面对世界.历史已经再三地教训了所有没有包容心与爱心得人！

　　在资源紧缺，自然环境加剧恶化，企业过度竞争，人文精神沦落，市场经主义至上的今天，管理科学需要中华民族的智慧--《国学》来拯救！“生生不息”、“经世致用”、“厚德载物”是国学的精神与灵魂。国学不能回避管理学，国学不仅是文化符号，用国学的精神与方法来完善管理理论，恰恰是时代赋予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的崛起还不足于支撑和诠释中国和平崛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的崛起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用中国管理哲学重塑中国商道文化,让我们共同思考和理清我们国学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基因，共同探索和矫正我们的目标与行为方式，共同承担和履行我们的责任与伦理道德，共同面对和挑战我们的未来和发展机遇．．．．．．

　　伴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被这时代的海，被这历史的风，簇拥起的一朵浪花，炫目而美丽。我们希望、呼吁并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关注中国易经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关注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与实践，因为这关乎于我们民族的壮大与存续，关乎于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价值和未来……

　　三、国学与企业文化

　　中国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性格，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文明传承。从伏羲到三皇五帝，再经过西周、东周，历数几千年，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易学为起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易理之道。先秦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秉承易学和五家思想传统，在他们的“文集”中进一步阐释和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管理之道。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浩瀚的作品中，有深邃而睿智光芒的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管理思想。系辞中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无不闪耀着易学和合人文精神与可大可久的生命哲学智慧。

　　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和哲学智慧，以中国先哲们睿智的思辩传统，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考和解决在事业、命运和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困惑和矛盾，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倡导和谐管理，创新思维，理智、科学和勇敢面对挑战。

　　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取国学精粹与人文素养，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如何科学地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管理之路，自主创新，顺利实现企业战略转型，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和培育中国优势企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很多专家和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一流的企业做文化，二流的企业做标准，三流的企业做品牌，四流的企业做服务，末流的企业做制造。按照系统科学原理，结构决定功能，易学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样的道理，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变革不能忽视企业文化的变革，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只有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基因，整合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建设起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才有可能塑造起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国学与管理变革创新

　　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垃圾债券”，日本的黑大米事件，再到中国的“三鹿奶粉”、“襄汾溃坝事件”，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秘密”和根源，中西方政经高层不约而同的认识到，其中的“元凶”就是没有高尚文化、文明道德、价值伦理和规范制度约束的“资本的贪婪”。

　　这些仅仅是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冲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作为社会组织主体的现代企业，其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生产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信息环境等均在其不断恶化。资源与环境、发展与竞争、市场与技术、经营与法制、效益与责任、管理与人性等矛盾问题越来越难以调和，甚至逐渐成为制约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组织生涯目标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现实冲突，企业官僚只注重过程细节的本位主义，忽视企业运作的整体性,部门间互相制肘,管理者常常越位、缺位、错位，过度管理与管理盲点并存,企业创新管理缺失，组织变革乏力；管理原则、管理理论、管理行为往往与管理目标和结果相背离。

　　信用、信任、信誉的危机就像病毒一样侵袭着企业的肌体，产业发展周期、产品市场周期、技术变革周期成为决定着企业生长周期的宿命；当代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行为模式正面临着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

　　中国企业的管理之殇是人文之殇,中国管理之痛是人文之痛。大国崛起，国学岂能寄希望于封闭的、狭隘的、民粹的、傲慢的、甚或于小人的心态来振兴？国学需要面对现实需求，需要牵手管理，需要理性和创新！中国企业只有插上“国学”与“管理”这两个翅膀，才能自由翱翔于世界市场，“国学”也只有通过与“管理”联姻，才能获得新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经营和谐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中国企业不能满足于只是输出“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人、中国企业家，应该摒弃自卑、盲目和不自信，应该有勇气和信心在输出中国优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输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鲁迅先生讲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大道自然。我们倡导以《易经》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价值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管理实践，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哲学反思、文化反思，认真探索和思考企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与和谐企业文化思想体系，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为全球化文化融合与和谐世界构建，做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

　　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
　　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

　　注重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还有更重要的特点--连续性与超越性。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创新都是以“返本开新”的形式来完成的。中国也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说法,“我注六经”是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六经注我”则是面向未来,发展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阶段性与联系性、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紧张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从历史上看,国学的提倡总是与一个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国学是为了“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运动,则主要是倡导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故“整理国故”盛行一时;我们今天的时代需要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当前国学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这当然需要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之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我们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从这一点讲,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提倡批判,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传统,如“大一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共同相处之道等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内容应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心理机制、社会原因并加以调适、转化、引导,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使国学成为社会主流 。

这个是必须的，人刚出生还不关注自身，但是长大后就会问我从哪里来我的祖先是谁等等问题，这些就会了解到问到古人。如果一个国家也类似一个人生长的话，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国学会应潮流而动，会有这个时代的风格。国学是生生不息的森林，不同时期各不相同，但是21世界的它必将是郁郁苍苍，姹紫嫣红。

这要看从哪方面来说，国学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还有个破旧立新的历史使命。从现代文明来看国学，国学体系是一笔财富，中国现在还在吃老祖宗的东东。但它不是当代社会的全部，民主文化和法制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竞争文化、各种宗教文化、政党文化、理论、技术革新等等都对它是不小的冲击，最主要看怎样融合了，国学中从来都不缺少这些因素，只是我们以前的国学多为帝王和名流服务，凤凰涅盘之后的国学必将成为中国的主流。不过，需指出的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有多样性的传统。
另外，词澡美的不一定是好文章，鹦鹉学舌能知其味吗？八股文的形式在国学中是重灾区。其二：当代，国学应该是为社会服务的，这是方向问题。方向对了，才能改变其结构性的问题。正方应该多强调国学与时俱进，国外有新儒学，国内近年来也兴起重新认识直至热衷于儒学研究和学习。蓄势勃发，是当前国学的现实状态。

国学迟早会回归
一，国学的迷失由于历史的多次运动的破坏，你可以参参考（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国学的伤害），同样在当今资本理念盛行的今天，国人产生物质上的自卑感。（引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话，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不能因为西方文明的兴盛，就丧失了自信心，你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远远落后于中国（参考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评价以及李约瑟对中国的评价）
二，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表现是对自然，对未知的敬畏，由此产生了不同于西方文明体系的天人和谐论，你可以同比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对地球与自然的破坏，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几乎摧毁了几十亿年才造就的地球。（结合哥本哈根会谈反驳对方）
三，国学与发展不抵触，主要是由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学术的限制。因此缺乏发展的空间，（你可以参考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政治的影响），但是在维系社会道德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你可以例证外国人对孝道淡薄，而中国人更加看重天伦之乐）
四，国学的缺陷，有缺陷不要紧（主要是逻辑上的，你可以列举缺陷来自于传统社会没有哲学家的客观环境）。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但要注意取长补短，自我提升。如果因为物质的贫乏就抛弃几千年祖先留下的精神财富，试问今后的国人如何寻找精神上的立足点。（晚清的洋务派也说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你要防止对方拿甲午战争说事（限定在学术范畴）。还可以结合当前的社会道德沦陷，表明国学的缺失）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各有长短，不能简单的用西方文明的标准衡量中国文明
五，国学的内核，国学主要是以儒学为体。而儒学的温柔与宽容使中国历经几千年都没有因为文化的兼容问题生出事端。（你可以参考伊斯兰教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以及维基百科的儒学条目）
六，国学的内容，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国学涵括的内容复杂丰富，到现在中国人对国学不甚了解，导致很多祖先优秀的文化精华得不到传承发展。（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福特公司汽车的换向问题还是从中国的指南车中找到答案，最好多找几个例子，把国学的内容散发一下）
七，国学在海外，美国国会通过纪念孔子的决议，以及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兴盛，，汉学的兴起等等，你可以旁证国学的影响
八，国学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在台湾，国学非但没有阻碍进步，反而成为进步的力量（你可以参考蒋先生在大陆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在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懒得修正，你自己归纳一下

具体资料自己找
给分吧

暂时不会。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保护国家传统文化、保护国学的潮流正在兴起，但是不会成为社会主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现在的政策完全没有偏向这方面的任何痕迹。主旋律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玩的是实用！什么实用，就是什么。国学不实用的。我所说的实用不是针对个人的实用性，而是社会的，而且是短时期内的。国学诚然很好，但是会有不少保守的成分在里面！

个人比较推崇国学，也推崇各种优秀文化都能学习，不闭关、不锁心。如果狭隘，只一心觉得中国传统的国学，就是好，就是好，谁都比不上，那样就太危险了！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国学，面积很广泛，你如果说是文学方面叫做国学，那么我是很喜欢的，你如果加上古代的不少思想，那我就要思量一下了。不少思想很不错，也会有不大好的思想。为什么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产生的年代——春秋战国，不是真正国学形成的时代而是其启蒙时代呢？为什么以后，中华文明在思想界上并不是很突出呢？即使有突出贡献的人，都停留在固有的框架内——儒家、佛家等。这些为什么，我觉得值得深思。

教育学理论不是我的专长，如果是与孔子对比的，应当是同时期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才能实现对比。理论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本质上讲，先验论与否。古希腊哲学家大多认为人具有不同的天赋，有天赋的人才具备学习的基本能力以及后天达成的高度，而这差异来源于神的安排。东方应当也有类似的观点。
第二、神的参与。西方学习理论离不开对神的论述，而东方学习理论大多是脱离神学的。
第三、教师的地位。

2000字的论文，说明也就是选修课，有这三点，差不多就过关了。

无了1111111111111111

此时此刻，我们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似乎老得掉牙、土得掉渣的旧题目，显然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不合时宜之举。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去除先入为主的成见，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及思考这个题目，即不难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所提出的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学术问题，经过百余年的学术争论及思想斗争，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切实的答案，而且仍然是造成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诸多深层结构性困难的根本原因。此一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在今天全球化大潮日益泛滥的紧迫形势之下显得更为尖锐，并已经成为亟须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时代问题。
关于此一问题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学界早有详尽的考证和研究。然而，我们首先认为，“西学”之“体”并非什么民主自由政制和法律教育体系，而是决定西方文明面貌及走向的西方哲学；同样，“中学”之“体”亦并非什么儒家道统及君主政制，而是维系中国文明及社会数千年于一统的中国哲学。在这里，笔者尝试重返自严复至梁漱溟的传统研究视界，径直从中西之“学”这两者的思想及哲学内核的相互比照着手，进而重新阐述“中学”必须“为体”，“西学”应该“为用”的论题。当然，此一论题实在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涉及广泛的学术题目，没有数十万字以上的专著根本不可能全面地说清道明。因此，笔者这篇小文章肯定会挂一漏万，错失谬误所在多有，尚祈读者诸君抱持宽大为怀之念一览，更望有以教之。a
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因
当前，人类所身处的这个以“经济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为表征的全球化时代，并非偶然地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指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拉开了“全球化”的历史帷幕。在此一运动之前，由于分隔着广袤的陆地及浩瀚的海洋，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各个人类古文明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直接交往，基本上是处于不相闻问、各自发展的独立状态。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由于巨大的地理障碍及科技水平的局限，始终无法展开连续的、全面的直接交流。而于中世纪时期兴起的阿拉伯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交汇点，通过经贸来往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一条狭窄的“海桥”，并打开了一扇小窗口。但发生于十二、十三世纪史无前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次“蒙古西征”却在无意之中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陆桥”，由此传入西方的中国古文明成果更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哥伦布在追求“东方财富”的利欲驱动下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刺激着后来者终于实现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新大陆的发现与环球航行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丰厚成果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思想文化本身早已潜藏着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本质，因此，以“恢复”古希腊文明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强烈地冲击着封建贵族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推动着西方科技不断地向前发展。进入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西方文明已经充满自信地以“世界主人”自居（如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进入复杂多变的二十世纪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却意外地呈现出混乱而又矛盾的面貌。
一方面，自黑格尔身后，西方哲学便不再产生能够建立形而上学经典体系的世界级大师。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哀鸣，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突然发现自己的终极信仰彻底破产，只好龟缩在分析哲学的“象牙塔”以及存在主义的“小贝壳”里自慰度日。而同样出自西方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颇有成为人类思想指导原则的发展前景，可惜的是同样无法突破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先天局限，由于其自身形上理论的阙如和意识形态的硬伤，使得西方人自己都无法全盘接受，反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外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就，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西方科技却仍然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一往无前地突飞猛进，推动着西方工业在短短一百年里连续跨越了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并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在科学基础理论方面，西方各国大师辈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普郎克首倡的量子力学再到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基本粒子学说，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领先地位。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则推动着西方社会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冷战结束后，更促使美国进入追求及维护单极全球霸权的帝国资本主义阶段。至此，所谓“全球化”进入了高潮的一幕。
二、西方文明无法突破时代困局的深层原因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思想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现状竟然出现了侏儒和巨人同处一室的有趣场面。西方国家凭借其“巨人”般的科技基础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意图以此主宰世界；但其“侏儒”般的思想理论却又每每无法调和世界范围之内的各种矛盾，甚至令其一再在世人面前出乖露丑。当前，已经取得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自然毋庸置疑地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她本应利用自身庞大的国家实力秉持其一贯提倡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立国原则，推己及人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以及人类发展规划，则不仅事事得心应手，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仰，更能为美国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万世不易的坚实根基。然而美国的统治阶层不但意不及此，反而继续奉行等而下之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意图藉此建立“绝对安全”的绝对霸权。换言之，美国将自我吹捧为普世原则的，并依仗强大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的美式“民主自由”，其实质不过是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而已。此一行径连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都尚未达到，更遑论超越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身上，恰恰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优点及其致命缺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如此鲜明的优缺点兼具的特征呢？
我们认为，西方文明至今仍然无法突破自二次大战以来的发展“困局”，其深层根源不在于科技的高度发达，亦不在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而是渊源于西方哲学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核。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蓬勃发展的西方古典哲学并非建立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之上，而是远奉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为祖。因此，成中英教授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里精辟地指出，“西方哲学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希腊人素来就对知识理性执著地追求。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连，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1）。
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前期，哲学家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世界本原”方面。但到了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观点后，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便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柏拉图继而提出了将追求心灵内在原则与德性的一般定义客观化的“理念论”，首次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又提出了注重“知性分析”的“辩证法”以及“至善的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宇宙原型说”。而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第一推动者”的概念，并首次将“哲学”确立为一门研究“实体”（亦即‘世界的本质’）的独立学科，更建立了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等实证学科门类，为西方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科学”印记。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基本上决定了西方哲学既注重知识理性又固守唯心理念的发展路向和思想面貌，其实质就是从“人”自身的视角及立场观察和研究整个世界（自人观天）。注重“知识理性”的结果必然推动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应用，亦潜藏了诱导实用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深层因素；固守“唯心理念”以及将“本体（神）”人格化的结果则必然导致宗教盛行及破坏自然（天人对立）。故此，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后的笛卡儿（心物二元）、康德（知识架构）、黑格尔（精神本质）这些能够自成系统的西方哲学家基本上都沿袭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并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并未能突破及超越古希腊哲学在形而上学领域的先天局限，反而是在充实发展古希腊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又大为加强了西方哲学的这种先天局限，以致今天的西方哲学后继者陷于此一困局而无法自拔。
质言之，“西学”之“体”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而“用”则得到了正确的发展。正是在西方哲学注重知识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戳破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导致了西方思想终极信仰的破产，并至今难以修复。因此，西方文明“体”“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今天西方科技高度发达而西方哲学却“萎靡不振”的时代特色。同时，盛行于西方社会里将“个性解放”推到极致的极端利己个人主义，其实质是放纵了人性的负面因素，大大加深了西方文明当前所遭遇到的时代危机。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
与西方文明主动追求“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是，中国文化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表明，历史的幸运女神其实是首先眷顾中国人的。可惜，谨守从“地大物博”之中孕育出来的中华道统的“天朝上国”极其“大方”地将这个历史机遇拱手让给了西方。“由于中国哲学在早期往往过分强调整体经验，乃往往陷于知合而不知分之弊，更由此疏于掌握部分，分析条理；并以为，只要抓住了整体，在整体的基础上不变不动，就可以求得安稳平衡。这显然就是一偏之见了”（2）。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意图将中国完全纳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体制之内，导致中国社会遭逢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种种生存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地为中国文明寻找历史的出路。这种努力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一，从龚自珍、林则徐开始，到魏源写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再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被写进光绪帝的“诏定国是”之中，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标志着传统的“中体西用”思想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其二，写出《天演论》的严复首倡“全盘西化”的先声，指出中国文化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后继的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明确号召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引入西方的 “民主”与“科学”；与此同时，辜鸿铭、梁漱溟两位“文化异人”却反“新文化”之道而行，认为应该是“唯器”的西方文化向“全道”的中国文化学习，加上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提出的“科学万能破产论”以及后来的“十教授书”派，此类学说均被冠以“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派”的帽子饱受各方批判。其三，走过一段因战争及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学术空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主张“把‘西体’‘用’到中国”，虽然其观点及理论仍然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但亦可算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新思路。
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上述思想主张，目的都是要为中国文明及社会的存亡接续探求一条合理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检验，我们的反思不能再仅仅追循这些主张或争论本身的思路来进行，而应该重返“中”、“西”、“体”、“用”这几个基本概念，首先确认什么是“中学”的“体”和“用”？什么又是“西学”的“体”和“用”？
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所要维护的“体”显然是指儒家纲常伦理及君主专制政体。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有云，“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因此，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显然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以及满足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全盘西化”论以及“新文化运动”虽然适时地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启蒙需要，亦对其后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及强烈的“矫枉过正”的文学功用，以致不仅无法为“中学”确定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体”，反而无意中将中国现代化发展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路向。也许是有意修正并接续“全盘西化”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将“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日常生活、现代科技、政治体制、观念文化”等等全部塞进其所主张的“体”之中。如此一来，通过上述各个领域的简单类比，普罗大众当然是认为“中”不如“西”，因此，顺理成章地就可得出必须以“西学”为“体”而以“中学”为“用”的结论。笔者认为，李泽厚鱼目混珠地“以末充本”的“西体中用”论是以更为无理和野蛮的伪学术手段来推行“全盘西化”，尤其可悲的是，近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却基本上是对此一理论的实践。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曾经被打成是“逆天下潮流而动”的“腐儒之说”在今天看来竟有如“先知的预言”。精通九种外语的辜鸿铭在英国小说家毛姆面前指斥，“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故诸君（指西方人）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他更以流畅明达的外文向西方国家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欧洲各国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被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早年学佛的梁漱溟却一折入儒，敏锐地从文化哲学角度指出了西方现代社会因物质生活导致精神异化所带来的困惑、苦恼、失落等情感问题，在国内学界一片打倒传统及拥抱西方的呐喊声中，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3）的呼声。
然而，辜、梁等人虽然指出了“中学”高于“西学”的事实，但因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将儒家学说定为“中学”之“体”则是错误的。质言之，同样由于时代局限的原因，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既未能正确地认识到“西学”之“体”，亦未能正确地探寻到“中学”之“体”。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说才是“中学”之“体”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道儒墨三家思想与易经哲学的有机综合，而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一个字——“道”！换言之，道家思想正是“中学”之“体”。
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建构
首先声明一点，将道家思想确立为高于“西学”的“中学”之“体”，绝非出于“狭隘民族感情”以及“文化本位意识”，而是笔者通过自身对中西哲学长期的学习、研究与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次，不论古今中外，任何完备的哲学体系均以宇宙论及本体论为思想基础和核心理论，任何缺乏形而上学的哲学大厦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必然会产生倾斜甚至倒塌。而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惟有道家哲学具备最早的、也是最完善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这早已是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此外，以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哲学“主干”的观点，早有古代及现代学者提倡此一学说，当代学者则以原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陈鼓应先生鼓吹最力。
关于“道”作为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中外学术界早有大量的研究及阐述，在这里，笔者只想简明扼要地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对“道”作为宇宙本体的经典表述。过去，囿于科技水平所限，人类对宇宙及自然的哲学探索除了通过最基本的感性观察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借助抽象思维来进行或完成。因此，所有涉及宇宙本体及物质存在的“玄思”往往只能归于“各持己见”的结果，而无法进行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科学实证检验（当然，人们还是会根据一般经验选择那些最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然而，到了现当代，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西方科技在高能物理学以及高能天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在宏观及微观两个世界里的视野。即使仅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代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所遵循的原理及揭示的结果竟然是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相通及互证的！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系统论专家卡普拉（F·Capra）在1976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一书里指出，“在最近的阶段上，西方科学终于开始克服这种观念（指与东方哲学对立的传统观念）而返回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宇宙观上来。然而，这一次它已不仅依靠直觉，而且还依靠高度精确和复杂的实验，以及严格而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据刘笑敢的研究所得，老庄的“道”作为“宇宙本根”的“客观的实在”，是产生天地万物，并决定其存在及发展的世界“总根源”、“总根据”和“总规律”，因此具有“绝对性”、“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无差别性”及“无目的性”（4）。而在现代高能物理学及高能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如波粒二象性、薛定谔方程、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哈勃红移、大爆炸宇宙模型理论、宇宙背景射线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在古今中外众多的宇宙本体及起源学说里，所有人格化的大小神祗、宗教化的造物主以及理念化的主客观“实体”都毋庸置疑地被否决，惟有早就超越宗教意识及人类意志的、最接近世界本原状态的“道体”学说，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上述科学原理及科技成果的实证检验（关于此一观点的详细论证，因本文体裁所限而无法展开，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述）。
《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前的人类文明成果表明，近百年来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器”、“用”）验证及扩充了二千多年前高度发达的中国哲学（“道”、“体”）。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缺陷导致西方文明偏重科学及知识的研究与应用，并促使西方科技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而由于中国哲学里高度发达的“道体”学说使得中国文化偏重形而上学而压抑了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道儒两家均不提倡“智术”），导致两千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发展，以致后继学人无从依循有效途径去了解“道”的真义而不得不承袭原已得到极高成就的旧说。质言之，历史上的各家中国哲学流派囿于历史条件所限，故而一直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哲学核心理论的真正面目以及功用；今天我们只有借助西方科技成果（“用”）才能有效地理解“道”（“体”）的本义（一个具有绝对整体性、无限包容性及自我创生能力的“道”），亦即只有“天人合一”的“道”才能包容、利用自命“人定胜天”的“器”（以道制器）。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人类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重大领域均遭遇到深重的发展危机。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危机，则必须利用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及现代哲学的理论工具建立一整套全新理念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而放眼全部人类文明体系，能够贯通中西文化、融会哲学科学的理论母体只能是——“道”。有言至此，相信读者亦能基本了解笔者所持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来龙去脉了。
我们认为，应该在道家宇宙论、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出适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道家人生观及方法论；亦应大力开展对蕴含丰富“对立与统一”唯物辩证法的儒家中庸思想的研究与应用，并将之提升至与孔孟仁学相齐的高度；墨家思想自秦末至今已中绝两千余年，自清朝毕沅及孙诒让相继为之作注始，后经梁启超、胡适两人的大力研究和呼吁，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墨学才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但对其学说理论的研究及应用远未达到与其学术思想价值相等的高度。而易经哲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易经》经文的形成比道儒墨诸家学说都要早得多，其思想理论实质正是中华民族远祖先人与自然相处相争的生活、经验、价值和智慧的总结，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此后的道儒两家均对其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及应用（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将易经哲学简单化地归并进道儒任何一家），甚至还以此发展出中国最具影响的本土宗教——道教。因此，笔者主张将易经哲学及其繁衍思想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思想）单列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以榷清中国哲学思想源流。
当然，确立了新式“中体西用”论的认识，我们仍未能认为就此可以完成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正是在大量研究、掌握及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对西方古典哲学作出历史的总结，并于此一基础上进而创造了推动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哲学及文化有必要在“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再进行一番“西学为用”的重建与创新。质言之，“以西方哲学来分析和批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哲学也能够去分析和批评西方哲学；使中国哲学能够接受西方哲学的挑战而作出反省和回应。这种转化不仅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再生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的哲学理性的再生和发展，并使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的问题（不论个人的、社会的、乃至全世界的；在文化上或科学上，价值上或知识上）都产生新的突破，同时，也使哲学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5）。经过如此一番解构及创建，中国哲学及文化即能以充满自信的、焕然一新的面貌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展开全面而广泛的交流，并于此一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较大贡献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
结 语李慎之先生曾经提出，“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我们认为，只有在确立“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中国才能真正地掌握及驾御“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以为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服务。衡诸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及当今实际，现代中国哲学不是饱受战乱及政治因素的阻碍就是深受盲目崇洋的困扰，而始终难以独立地、客观地进行思想以及理论建设。故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仍未完成，而且极有必要继续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下去。最后，我们仍以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作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