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自13岁即帝位，在位41年，以宽仁治天下，是历史上第一位庙号“仁宗”的帝王。在位这么就，还能得到“仁”的称号，他的“仁”自然不会是假的。

根据《宋史》所载，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天生的非常仁慈。

宋仁宗的“仁”，有很多表现。

对于天下，宋仁宗心系黎民百姓。每逢水旱等等自然灾害，仁宗都会亲自祝祷，为民祈福，并予以赈济。同时，仁宗又轻刑法，经常将囚犯罪降一等，而轻者直接开释，很多冤狱也得以昭雪。

对于士人，宋仁宗时期鲜有文字狱发生。仁宗非常痛恨罗织罪名，陷害他人的行为，所以，他曾下旨，凡是因为误判使人获罪的官员，终身不再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别有用心之人，借用摘取个别字句陷害他人的文字狱的发生。同时，也让仁宗时期，文化一度繁荣到了一个高峰，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就生活在仁宗时期。

据说，苏辙当时参加进士考试，考卷中直言，说他听说赵祯宫中有美女数千，终日歌舞饮宴，纸醉金迷，不关心天下百姓。这要是在明清时期，恐怕早就被夷三族了。可是，赵祯知道后，不但不罚，反而夸赞苏辙敢于直言，特点了苏辙进士。

而在科举中得罪了宋真宗，“奉旨填词”的柳永柳三变，也是在宋仁宗赵祯的开恩之下，终得以入仕为官。仁宗此举把柳永给感动的，发自内心的填词歌颂仁宗。

从苏辙、柳永的事情，已足见仁宗之仁。

整个宋朝相对而言，对于士人都非常宽容，所以，即使有文字狱发生，通常也不像明清时期那么惨烈，多数是贬官、外放、发配了事，很少杀戮。

对于官吏、后宫，宋仁宗也较为宽容。仁宗时期，朝堂、宫廷斗争时有发生，多数都是贬官，罢黜。比如著名的坤宁宫事变，四名醉酒的侍卫竟然深夜在宫内闹事，大肆杀戮，差点伤了仁宗。最后，也不过是以击毙了四名闹事的侍卫，将侍卫头领，以及相关责任人贬官外放了事。

《宋史》中，更是记载了宋仁宗对于宫中奴仆的体恤。说是有一天夜里，仁宗饥饿，“思膳烧羊”，想吃羊肉。但是，仁宗怕由此形成惯例，导致御厨夜夜宰杀羔羊备着，所以，宁愿挨饿，也不让身边的人去传膳。

而在野史稗记中，记录宋仁宗的此类事件更是非常多。比如怕跟随的仆从被罚，忍渴不言；拒绝吃官员献上的每枚价值千钱的蛤蜊；吃饭时，吃到了沙子，还不忘叮嘱身旁的宫女，不得说出去。

宋仁宗的“仁”，正如《宋史》中所言，是出于天性，并非装出来的，是真的“仁”，这是毋庸怀疑的。

只是，有时候，仅仅是妇人之仁，却不一定有利于天下百姓。

宋仁宗治下的百姓

从宋仁宗自身而言，肯定是希望天下百姓生活富足，幸福安康的。仁宗因此才会在灾荒之时，为百姓祈福，减少受灾地区的赋税，给与钱粮赈济。又降低刑罚，督促官员，公正审理各类案件。

但是，宋仁宗并没能解决宋朝立国以来的积弊，而这些积弊才是真正能够时时刻刻影响百姓生活的根源。

宋朝实行抑武扬文的政策，在官职设置上，又实行官职差分离制度，只有被差遣的官员，才具有实权，才是真正做事的官员。宋朝不但被差遣的官员非常多，还有大批闲散的官员。这就引发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冗官。再加上宋朝的俸禄很高，所以，宋朝廷等于花了很大一笔钱，却白白养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员。

另外还有冗兵问题，宋朝养了数十万拱卫中央的禁军，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整个宋朝，中央禁军，加上边军，有上百万之巨，每年消耗掉了宋朝近七成的财政收入。

而宋仁宗虽然个人节俭，却有个无法戒掉的“坏习惯”，各类庆典祭祀活动繁多，花销巨大。仁宗不吃羔羊、蛤蜊，节省下来的那一点点钱粮、对于祭祀庆典而言，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宋仁宗虽然自己不喜欢修建居住、游乐用的宫殿、别苑，可是他非常喜欢修建佛寺宫观。而且，仁宗还很慷慨，动不动就给官吏、奴仆各类赏赐。这些开支加起来，相比仁宗省下来的那点钱，巨大多了。

宋仁宗要花掉这么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难道是从贵族、官吏、士大夫哪里收取？肯定不是。这些钱自然大多数要出自普通百姓那里，宋朝的赋税是很高的。

再加上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严重，甚至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地步。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凄惨的。仁宗朝总人口的增加，并不代表百姓生活变好。

原本1000钱给2个人用，1人有500钱。可是现在，虽然有1200钱，总收入增加了200钱，却要分给3个人用，每人只有400钱而已。多出来的人口，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被他们留下，而是被剥削走了。这也是宋朝国家财富很多，但是，农民起义却非常多的原因之一。

这些从百姓手中剥削走的财富，都流入了贵族、官吏，以及富商巨贾的腰包之中。皇帝经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百姓的日子也是愈加的困苦。这也是范仲淹、王安石先后要进行变法的原因。只可惜，每次变法，都不成功。可见，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庞大强盛。

宋仁宗之仁，主要受益者是贵族、官吏、士大夫，以及富商巨贾阶层。仁宗想对百姓好，但实际上却让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困苦。不能不说，宋仁宗因为能力所限，好心办了坏事。这也正应了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宋仁宗宽以待人，令后人称赞与怀念。宋仁宗在膳食中发现石子，他却嘱咐手下不要声张，体恤皇宫中下层百姓的不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考取进士时对宋仁宗与朝廷官员的谩骂指责，宋仁宗却坚持保留苏辙进士的身份，并表示理解苏辙的初衷。戳视频，详细了解~

历史上的宋仁宗很符合“仁”这个字，情义太重，伤了长女，看他的一生，感觉是无边的囚禁，情义太重，不够狠辣，悲伤沉痛，最爱长女，却重伤长女，事后挽回无力，又加上朝廷文官太剽悍，应该很憋屈，不过在宋仁宗时代当官，应该很舒服。并且不用害怕一言不合掉脑袋，宋仁宗还是很仁善的，只是不太适合当储君，其实他适合当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或者当个国家招牌也很好。

他像士大夫阶层妥协，默许了官绅一体，事实证明当官僚有了其他收入，有了其他利益，帝国的官僚系统就不能高效运行，官绅一体，士大夫田连阡陌。而且这种伤害是从此之后再难根除，国家要选人才，只能选读书人，然而官绅已经一体，再难分开，明太祖把官员俸禄定的如此低，大概也对此很无奈，从此外儒里法的汉家传统消失，儒家子弟腐化殆尽。

再无六艺之儒生，再无四维之大才，不怪他们，儒家没了内法的制约，道德解释又太多样，不为家族，挺身卫国的，反而成了少数，当儒生有了家族，他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帝国官僚，再加上后来的荫补，汉儒文明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再之后，人的道德究竟改变不了世界，即便文成相捐躯卫国，文家却做不到，让人在家国之间选择，未免太难，官吏起寒门，使其有国无家才是帝国该做的事情，他是个好人，也是个皇帝，不过算不上很好的皇帝，另外很可能算不上一个好男人。

仁的庙号足以说明很多问题，私德非常好的，不多说了，可为什么算不上很好皇帝呢？因为你是黄帝，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从历史角度看，得有发展，走向共和和汉武大帝李鸿章和汉武帝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要有历史责任感，如高票答案讲的他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可黄帝为什么要有雄才大略呢？仁宗其实也不是没有雄才大略，也不是脾气好得没话说。

宋仁宗年轻时也有庆历新政，结果还没搞起来就跪了，这次地主阶级改良运动脆弱的失败为何就在于黄帝不够果断神武，富弼文彦博瞎说一通有的没的，仁宗也看出来了，对比之下两宋第一人范仲淹简直亮瞎了有木有？结果瞬间萎靡，为何？王安石上来先青苗法这是地方实践过的，宁波建立祠堂的，范仲淹上来就整吏治，也就是说侵犯了我们通常吹嘘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然后呢自然会引起反对，无所不用其极，有个不要脸的孙子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结党营私，看过陈道明演的康熙大帝明白党争意味什么吧，唐朝牛李之党，明朝东林党，清朝清流党，今天大家都知道，政治斗争宣传大权也很重要。

其实宋仁宗和汉文帝水平差不多，都是治国水平不够，但是不瞎折腾，还挺有私德、挺节俭。但是他们玩的治国游戏模式不同，汉文帝玩的是简单难度，那时候国家刚刚平定不久，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社会矛盾还不尖锐，主要问题就是生产力不足呗，那就好好发展生产力不就得了，而对于一个王朝的初期发展生产力是最简单的了，不大兴土木，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就基本差不多了，于是他凭着无为而治，管的特少，弄出了文景之治，成了评分优秀的皇帝。

“为人君，止于仁”，可以说“仁”是一个极高的美谥号，这对宋仁宗来说已然是一个最高的赞誉。

一、宋仁宗太过仁，近乎柔弱，近乎“妇人之仁”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曾评价宋仁宗道：“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这话有些过激，但不无道理。

宋仁宗时期，北宋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百姓民不聊生，正因为如此，才有范仲淹等人力主的庆历新政。

但是面对保守派官员的反对，甚至是哭诉，宋仁宗很快就心软妥协。

宋仁宗的软弱不坚定，耳根子软，是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时候遇到紧急军情，堂堂一国之君会直接大哭，不知所措。

二、宋仁宗的“仁”有时候太过，近乎表演

史官和当时的文人笔记记载了很多宋仁宗“仁厚”的行为，这是弘扬仁教的需要，宋仁宗知道这一点，尽管他本性就很仁慈，但是有些时间不免有表演的痕迹。

如宋仁宗曾在后宫弹雀射猎，左右给他一张后周太祖郭威的宝弓，他看后说郭威太心狠，杀气太重，连鸟都不放过，怪不得失天下。

这就是惺惺作态了。

三、官员们喜欢皇帝的仁慈或是柔弱

历代官员都把宋仁宗看作仁慈的典范且是最高标准。

这很多程度上是官员自己利益的需要——谁不希望有一个不对自己下重手的上司呢，及时犯错也不受重罚。

北宋时期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赞颂甚至是吹捧宋仁宗的仁。

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一则故事：

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西夏元昊叛乱，前线将领战死，宋仁宗听到后竟然高兴，认为“必自警”，会有人来收拾元昊。结果后来元昊和谈了。

这件事竟然值得宋人吹捧。

宋人的吹捧还没完，元昊请服，仁宗又提醒预防盗贼，果不然发生了王伦起义，“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然而事实是，小小的王伦起义，竟然转战千余里，就是因为各地没有“预备”。

我觉得宋仁宗的“仁”更多的是柔弱，赶上北宋一段较安定的时期，大臣们对他倍加推崇，若是换个乱世，宋仁宗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样了，可能就是个庸碌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