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北伐瓦剌，绝对是让明朝大臣一想起来就瑟瑟发抖的一件事。因为这一战不仅损失了二十万将士的性命，而且皇帝还被人家给抓走了。大明朝差点就要成为南宋，退守江南了。

那么为什么没人阻止明英宗朱祁镇北伐呢？因为能够阻止他的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都去世了，朱祁镇当时已经亲政，无人可以阻拦。

朱祁镇18岁之前，一直都是傀儡皇帝。

历史上对三杨有这么一个评价：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这里的西杨指的就是杨士奇，而东杨则是杨荣，杨溥便是南杨。

这三个都是宰相之才，可在明宣宗朱瞻基去世以后，三杨肩负起了辅政重任。当然牵头的还有太皇太后张氏。张氏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是朱祁镇的奶奶。

而三杨是历经了永历、洪熙、宣德以及正统四个时期的老臣，他们在太皇太后张氏的带领下，一起治理朝政，根本就没有朱祁镇什么事儿。

朱祁镇年纪也小，当时也没能力跟这几个人唱反调，所以一直处于傀儡状态。杨士奇在正统九年去世，杨荣在正统五年去世，杨溥在正统十一年去世。

至于太皇太后张氏，早在正统七年就去世了。我们都知道，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所以说等到朱祁镇打算御驾亲征的时候，这一波可以控制他的人已经全部去世了。

是时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庭事，导帝以严御下，大臣往往下狱。靖江王佐敬私馈荣金。荣先省墓，归不之知。振欲藉以倾荣，士奇力解之，得已。荣寻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兴师征麓川，帑藏耗费，士马物故者数万。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抵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明史》

没有人管着他了，朱祁镇自然是可以无法无天了。再加上他喜欢任用宦官王振，使得朝中群臣都遭到宦官们的挟制，根本就没人敢跟朱祁镇唱反调。

兵部尚书邝埜本来是持反对意见的，结果朱祁镇兴致盎然，把邝埜也带在身边一起参加了北伐，结果导致邝埜惨死阵前。

土木堡之变可谓是明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次战役。正是由于这次战役，给国力已经在日渐衰退的明朝来了一记重拳，从此明朝开始走下坡路。至于为什么张辅为什么一言不发，有如下几个原因。

1、宦官王振专权，迷淆圣听

王振可谓是明朝第一代专权太监，他是读过书的，不说满腹经纶，但也算得上是初窥门襟。他入宫后刻意钻营，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服侍当时的明英宗。获得了明英宗的青睐，同时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勾结内外官僚，作威作福。同时仗着皇帝的宠信，王振在官位上越来越高。甚至皇帝都称她为先生。土木堡之变也是王振一手造成的，有这种一位大奸臣在。既然张辅想要说话，也没有余地。

2、皇帝御驾亲征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是将皇位传给儿子之后的御驾亲征，即使张辅想要讲话也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其次有王振这样的大奸臣在，他的进言也没有什么用处。当时的明英宗极度相信王振。所以这样反而没用还容易被王振顶上，这样的大奸臣有很多方法对付张辅。

3、张辅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土木堡之战是皇帝听信奸臣的一次出征，当时全部的官员几乎都反对。但是皇帝并没有采纳群臣的意见，而是一意孤行的听信了王振的建议。所以张辅这次出征前就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他没有力量改变什么。

综上所述，土木堡之变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宦官当道，和皇帝的不理智。王振是这次战败的最大的罪人。告诉我们需要采纳意见，不能听信小人谗言。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仿效自己的前辈那样，也御驾亲征了，不过他与朱元璋父子等人不太一样，他拉拢了朝野上下半倍以上的官员一起出征了。

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亲征，反而像是组团旅游去了，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一勺烩了，这就是土木之变。

对于土木之变，很多人把责任归到了王振身上，认为他怂恿明英宗才导致了这场屈辱。那么很多人觉得奇怪，王振当时已经大权在握，权倾朝野，为什么非得怂恿明英宗亲征呢？结果出力不讨好，明英宗被俘了，自己也死了。

王振在永乐年间就入了宫，做了太监。由于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颇得明宣宗喜爱，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不过在明英宗早期的时候，王振放不开手脚。这是因为有张太后以及三杨的存在，完全能够压制住。随着太后病逝，三杨死的死，辞职的辞职，留在朝内的只有一个年迈的杨溥，再也压不住王振了。

说起瓦剌，其实王振还与瓦剌做过生意。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王振是瓦剌的间谍，只能说此人从来没有以大局为主，以国家为主，而是时刻为了自己罢了。

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非常乐意来朝贡，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甚至有时候还冒领，以前王振都睁只眼闭只眼，只不过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使得王振一反常态，结果引发了瓦剌的不满。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战争。

但是在王振看来，瓦剌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掠夺一下边境罢了，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不是什么关于国运的大事。

所以他认为让明英宗亲征，完全可以把瓦剌吓跑。

让英宗效仿老朱家前辈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这样他自己也能继续扩权，在朝中的影响力将无人能够左右。

不过其实从根儿上讲，王振的说辞以及蛊惑，确实打动了明英宗。只不过明英宗不是考虑王振的未来，而是考虑自己。

在明英宗眼里，自己可以说是一事无成，跟朱元璋父子相比，差距不小。跟自己的父亲相比也比不过。

所以他希望能够大展拳脚，有所作为。

所以与其说王振怂恿，倒不如说明英宗主动要去。

遭遇“土木堡之变”的朱祁镇之所以能够安全回到明朝一开始是因为瓦剌想要以他为谈判筹码向明朝索要钱财，后来在战事上逐渐居于下风的瓦剌则又把朱祁镇当成了一道“护身符”。朱祁镇年少登基，他在位早期朝中大权皆把控在太皇太后张氏手中。这位太皇太后在朝中享有非常高的声望，再加上她所重用的“三杨”也颇具能力，所以这个时期的明朝朝政并未因为后宫掌权而出现混乱。

待太皇太后去世之后朱祁镇正式开始亲政，此时“三杨”之中尚存两人，所以朝局尚算稳定。但是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剩余的杨士奇与杨溥便相继去世。这之后一直待在朱祁镇身边服侍却无法也不敢太过冒头的宦官王振开始崭露头角。而随着朱祁镇对他信任度的加深，他又进一步开始在朝中兴风作浪。在这种局面下，明朝原本清明的统治开始逐渐变得混乱，整体发展呈现下滑趋势。

话说，元朝灭亡之后部分剩余势力退回了漠北一带，是为“北元”。这北元势力主要可以划分为瓦剌与鞑靼两部分，这其中的瓦剌发展到朱祁镇当政时期时已经变得较为强大，为此他们也是经常南下企图侵占明朝国土。除此之外，身为瓦剌当权者的太师也先更是经常以进贡为名刻意增加人数以从明朝获得丰厚的赏赐（当时明朝按照进贡使者人数进行派发赏赐）。王振对此颇为不满，于是擅自下令削减赏赐。结果此举引发了瓦剌的不满，于是瓦剌再一次挥兵南下。

朱祁镇见状便想借此机会以向满朝文武以及民间百姓展示自己的能力，于是在王振的提议之下他决定御驾亲征。百官对此自然十分反对，但是不听劝的朱祁镇终是踏上了御驾亲征的征途。谁知就在行军途中，明军与瓦剌军于怀来城外的土木堡狭路相逢。临时组建成的明军很快便被瓦剌军打得四分五散，朱祁镇也因此被困土木堡。最后在水源被断，军心不稳的情况下朱祁镇被也先假装议和的举行所蒙骗，从而导致明军一举被灭，而他自己也被瓦剌俘虏。

朱祁镇被抓之后因也先想借他这个筹码来向明朝索要钱财而得以保留性命，但是明朝却干脆地另立新帝并下令要求边疆将领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不得再与瓦剌接触。如此强硬的态度是也先始料未及的，为此感到恼怒的也先再次出兵。但是在之后的对战中瓦剌渐失优势，最后退走大漠。由优变劣的战局让瓦剌不再敢轻易杀害朱祁镇，最后朱祁镇在被抓一年之后因瓦剌有意议和而被安全放回明朝。

明英宗第二次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于谦杀掉，后面固执地不给于谦平反，这里有有多种原因。

明英宗朱祁镇的谥号是死后得道的“英”字，虽然未必准确，但是也能反应一点问题，那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后来清朝改了历史剧本，把明朝皇帝说的臭不可闻，但是改不了谥号。

在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被抓，但是架不住朱祁镇能忽悠，硬是把架在头顶上的刀忽悠走了，还忽悠了几个朋友，答应了放朱祁镇回去。

但是有一个人反对，那就是于谦，于谦不光没有用钱赎回朱祁镇，还扶持朱祁镇的哥哥当皇帝，各位想想，朱祁镇上位，第一件事当然是抱私仇，杀了于谦这个“见死不救”之人。

土木堡之变，大明朝勋贵的家底打的差不多了，武将也死了不少，支持皇帝的太监也是伤亡惨重，唯独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就是“文官集团”，而且文官集团在打仗之初就说了不吉利的话，要命的是，文官集团在反击战中打赢了，于是文官集团膨胀了，开始疯狂的揽权，这样就对“皇权”产生了严重威胁。

在心腹“宦官”势力没有形成，“勋贵”不能给“文官”形成牵制的时候，文官一家独大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只有削弱文官集团才是最好的办法。

做为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的情报能力并不弱，他收到了朱祁镇要对付自己的情报。

于谦对来报信的儿子说：“不参与”，然后被捕，这其中除了对皇帝的盲目信任之外，恐怕也认识到朝堂困境，文官集团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有本事的人就是有眼光，有格局，于谦所能看到的，历史在后面都证明了。历史上明朝的灭亡也就是因为发展到崇祯时期，文官一家独大而遭到灭亡。

因为这些原因，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便诬告于谦的石亨和曹吉祥覆灭后，任然没有人提于谦平反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提了没好结果，反而会起到坏作用。

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死后，有一个他的手下叫李贤，最后成功的给于谦平反，也算是英雄有埋骨之地。

这个问题有意思，宋安之来回答！

首先是有人给于谦平反的，不是没有，只能说明英宗时期没人给于谦平反。

于谦的罪名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他就是明英宗复辟以后师出有名的那个名。

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贞拥立明英宗这个太上皇复辟以后，就诬陷于谦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

他们的建议是：“坐以谋逆，处极刑”。明英宗其实很犹豫，说道于谦其实是有功的，这时候徐有贞说道：“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不杀于谦，师出无名啊，所以于谦就这么被杀了。

其实整个英宗朝，所有人包括明英宗在内都知道于谦是冤死的。但明英宗为了师出有名，于谦只能委屈他了，其他人虽然都知道，但也没人敢说明英宗杀于谦不对啊，于是就这样尴尬的度过了英宗朝。

等到明英宗死后儿子明宪宗继位，一般来说新皇帝登基以后需要大赦天下，还有平反一批冤案，以此来拉拢人心。

因此明宪宗继位以后，将于谦流放的儿子于冕赦免回来，等于是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于冕回来以后，自然是上疏申诉冤屈。

明宪宗是顺势将已经死去的于谦复官并且赐祭。并且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说的话相当有水平，虽然平反于谦意味着自己的父亲明英宗错了，但又说道先帝已知其冤枉，意思是明英宗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来得及平反，所以我这个儿子替父亲平反于谦。

不只是明宪宗平反于谦，这个千古功臣也得到了后世皇帝的肯定。明孝宗弘治年间，于谦被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改于谦谥为忠肃。

所以说不是没人给于谦平反，事实上在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时代于谦就被平反了。而且于谦可谓是千古忠臣楷模，即使在明英宗时期没有被平反，但天下皆知他的冤枉，足以说明他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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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题主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太恰当，于谦虽然含冤而死，但是其历史评价却非常之高，后世众人都认为他是名臣和民族英雄，而且就在明朝，皇帝就已经下诏为其平反。有关于谦保卫大明、含冤而死和最终平反的来龙去脉，且听子渊为君道来。

▲明英宗朱祁镇剧照

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后，9岁的皇长子朱祁镇继位为帝，是为“明英宗”。由于英宗年幼，最初是由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三人都非常重视于谦，对于谦的建议基本都会采纳。然而随着英宗朱祁镇亲政，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由于宠信宦官王振，在瓦剌南下侵扰时，英宗错误估计了敌我形势，并在当地怂恿下宣布御驾亲征，结果酿成了“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遗址

为避免瓦剌俘获英宗后要挟大明朝廷，于谦一面组织官兵守卫北京城以防范瓦剌来袭，一面努力探寻解决之法。为此，于谦先是在朝堂之上驳斥主张迁都南京的“妥协派”，带头铲除了王振党羽，然后又建议皇太后拥立英宗之弟、此时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为帝。在于谦看来，只要拥立新帝，瓦剌手上的英宗朱祁镇就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仅没有性命之虞，还可能会被瓦剌主动送回。

▲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剧照

郕王朱祁钰登基后，宣布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为保卫北京，景泰帝擢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各项防御事宜。在于谦的领导指挥下，北京军民最终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剌败退出长城之后，认为继续扣留英宗已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导致与明朝的贸易中断，于是就主动派人将其送回。这时候，景泰帝已经不愿意退位，于是就把这位“太上皇”幽禁在南宫以“颐养天年”。

▲英宗朱祁镇幽禁时期剧照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朱祁钰身染重病，提督石亨和太监曹吉祥等人勾结发动“夺门之变”，英宗朱祁镇复辟。石亨和徐有贞为铲除以于谦为首的忠臣，便捏造于谦犯有“谋逆罪”。英宗朱祁镇得知后，正愁没有理由报复，于是立即派人抓捕于谦，并于同年正月将于谦斩首示众，于谦时年60岁。在抄查于谦府宅时，屋中只有景泰帝赏赐的蟒袍、宝剑和玉器等物，都是于谦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得到的赏赐。在场众人见之，无不潸然泪下，英宗朱祁镇知晓后也一时怔然，后悔不迭。

▲明孝宗朱祐樘演耕场景复原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于谦之子于冕上书宪宗朱见深，请求为父亲平反。明宪宗随即恢复于谦官职，赐祭，并发布诰文在全国传扬。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孝宗朱祐樘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特赐在墓营建“旌功”祠，历代奉拜祭祀不止。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于谦含冤而亡后，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平反。

1457年，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夺回皇位后，立即将在北京保卫战中为国家立下大功的于谦抓捕下狱。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的诬陷下，于谦被处以斩刑，死在他曾经拼命保卫的这座城池下。

于谦

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去世后，他的长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明宪宗朱见深继位没多久，便赦免了于谦的儿子于冕。于冕回来后，上了一道疏，请求朝廷为父亲于谦平反。

明宪宗朱见深亲自过问这件事情，恢复了于谦的官职，颁发诰文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于谦）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知道了他的冤屈，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

明宪宗朱见深

这是明朝第一次为于谦平反。

1487年，明宪宗朱见深去世，他的第三子朱祐樘继位，是为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继位的第二年，接受大臣孙需的建议，继续给于谦平反。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官员在年节时候进行拜祭活动。

于谦虽然已经死了30个年头，但他的声誉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臻于顶峰。

这还不算完。1590年，万历皇帝又将于谦的谥号改为“忠肃”。“忠肃”比“肃愍”高了好几个档次。

万历皇帝

到了清朝时期，于谦依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明史》称赞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当时，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因为都安葬于西湖，被并称为“西湖三杰”。

1751年，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期间，为于谦亲笔题写匾额“丹心抗节”。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大家好，我是以史为鉴。

其实还是有人给于谦平反了，只不过这个平反迟来了八年而已。

凭借击败瓦剌大军，保卫北京城的于谦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明末抗清名将张苍水并称为“西湖三杰”。

于谦的功绩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在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唆使下御驾亲征，结果兵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被敌人战场上俘虏的皇帝，大臣们一度想迁都南京避祸。

瓦剌人认为明军精锐已失，皇帝被俘，占据无兵无将、人心惶惶的北京城还不是是手到擒来之事？没想到在这危急关头，于谦当机立断，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另立明英宗的弟弟为皇帝，是为明代宗，这一举措立竿见影稳定了民心军心。

随后于谦召集全国军队保卫北京，亲自带兵主动攻击瓦剌大军，在出发前发布命令，战争结束前不许打开城门，士兵不许后退，若有后退后队可斩杀前队逃兵。于是在众志成城之下，瓦剌讨不到便宜只能退兵。过了一年，甚至把俘虏的明英宗也给还了回来。

明代宗虽然不想让明英宗回来，但是于谦认为帝位已定，明英宗就算回来也没啥话说。于是返回北京的明英宗就一直被软禁在宫中。

于谦在明代宗的支持下，放手打理兵部，在和瓦剌的多次交锋中丝毫不落下风。但是因为于谦性格刚直，为官清廉，对于一些贪官污吏，拍马溜须之人丝毫不给好脸色，经常上书批判。于是这些人都对于谦怀恨在心。

等到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病重，武清侯石亨与宦官曹吉祥、都督张軏、都察院左都御史杨善、太常卿许彬以及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密谋恢复了明英宗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位后，被于谦斥责过的徐有贞等人马上罗织罪名以谋反的罪名准备判处于谦死刑。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城崇文门外处死了于谦，这一刻距离于谦危难之际拼死保卫北京城才过去了八年而已。

当时为何没人替于谦平反呢？

一是明英宗刚刚复辟成功，于谦虽然有大功于大明，但对于明英宗来说，于谦却是让自己吃了八年软禁之苦的大罪人。虽然对于于谦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谦实有功。”但是架不住徐有贞等人进言说：“不杀于谦，出师无名。”

二是明英宗复辟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权势显赫，这些人一度提议把于谦举荐的人，不论文武全杀了。还好大家都不傻，知道谁能干事谁是混日子的，才没有干出这种荒唐事。

那么于谦真的就这么白死了吗，没人敢替于谦说话？

于谦死的当天，曹吉祥的一个叫朵儿的部下虽然不能救于谦，但是他去于谦死的地方大哭一场，并用酒给于谦祭奠。曹吉祥大怒，用鞭子狠狠的打了部下一顿，但是第二天，这人依旧去祭奠于谦。

而且于谦死后，也是于谦举荐的官员都督同知陈逵收葬了于谦。

于谦不但能文能治理国家，武能保卫北京，而且不贪腐，家无余财，在品德上也是顶尖的存在。这一个人老百姓心里都是有数的，于谦死后，明史记载“天下冤之。”

在于谦死后，明英宗后继的兵部尚书一个比一个贪腐，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明英宗看着这一帮废物大臣，虽然后悔但是也没用了。

八年后，在明英宗病逝后，继位的明宪宗在成化初年（1465年）马上就替于谦平反，并且皇帝亲自昭告天下，证明于谦的冤枉。

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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