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1年春天，几名来自沔阳的公安人员步入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公安局政保处情报站站长黄标惊愕地抬起头，一副铮亮的手铐赫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武汉的干警们震惊了，因为黄标屡破大案，大家都很佩服。但据说，黄标是沔阳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卖国求荣把自己老母亲都给气死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镇反，所以也没人敢说什么。

但在行刑前，省公安厅一纸公文，以需要黄标破案为由将人提走，救了他一命。

其实，黄标是一位潜伏在日伪阵营的“伪装者”。他是贫农出身，生性豪爽，好打抱不平，在乡间颇有人缘。1925年，青年黄标曾带领近百名农民暴动，反抗苛捐杂税。

红军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后，黄标毅然投身革命，成为红军中的一员干将。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湘鄂西开始“肃反”，黄标不理解，带着自己的小兄弟们出走。

回到家乡的黄标成为劫富济贫的好汉，当地人尊敬地称他为“四哥”、“四爷”，不过，他仍对革命念念不忘，暗中打听组织的消息。

1938年，日军占领沔阳，汉奸雷筱圃满脸堆笑地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为皇军效力，黄标避而不见。他有心报国，却苦于势单力孤，心中苦闷。

1940年的一天，黄标家中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新四军襄南军分区。黄标脱离队伍多年，乍逢亲人，不由得热泪盈眶。然而，他们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黄标如遭雷击：请他接受雷筱圃的邀请，打入敌人内部。

黄标黑着脸，激动得嘴唇发颤，大声说：这不是让我当汉奸吗？

经过耐心劝说，黄标犹豫再三，终于点头同意。

黄标出任日伪清剿大队长、维持会长后，在内荆河上设卡收税，一时间财源滚滚，让日军赞不绝口。他每月“贪污”二十万银元，暗中送给新四军做军饷。同时，他积极营救同志，传递情报，工作卓有成效。

黄标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时，却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老母亲在家上吊了！

原来，黄标当“汉奸”后，家乡人以他为耻，七十多岁的母亲气得以泪洗面，家人怕她寻短见，日日看护，终于还是百密一疏，老夫人在房中自缢而亡。

黄标的心中滴血，但身在虎穴，又不能表露于外，只能强忍眼泪，继续接受人们的唾骂。

抗战胜利，黄标终于扬眉吐气，重返组织大家庭，任襄南军分区汉沔指挥部副指挥。遗憾的是，不久国军重兵围困中原解放区，黄标在突围时负伤，孤身一人和大部队失联。

他苦苦等了三年，终于等到湖北解放，黄标满怀希望地来到武汉，然而原部队经过几轮变动，早无从寻找。最后勉强找到一名认识的战友，介绍他在武汉市公安局任职。

黄标虽逃过极刑，但因为能证明他身份的人不多，因此还是被判入狱十年，并于1953年病逝于狱中。二十多年后，才被平反昭雪。

二、

1938年9月，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一家名为“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高调招聘职员，一时间应聘者络绎不绝，但爱国人士对此嗤之以鼻：这家公司表面上是开火车的，实际上却是特务机构。

一名面容瘦削的年轻人来应聘，他气质儒雅、谈吐不凡，被日本人一眼相中。这位名叫程和生的青年年方24岁，他入职满铁后，办事得力，很得日本上司的欢心，一名叫中西功的特务尤其关照他。

不久，这位频繁出入日本机构的“汉奸”被熟人认出了身份：他真名郑文道，广东香山人，曾是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正好赶上日寇全面侵华，一腔热血的郑文道毅然北上加入游击队，万万没想到，他居然重新出现在上海滩，还投靠日本人当了走狗，认识他的人无不摇头叹息。

郑文道在上海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抗战爆发后，郑文道投笔从戎，女友虽然难以割舍，却也表示理解。如今郑文道重返上海，欢天喜地地去找女友，没想到女友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骂他是卖国贼，坚决地赶走了他。

其实，郑文道是一位地下工作者。日本特务中西功的真实身份是日籍党员、红色特工，他潜伏在日本特务机关，需要一个可靠又得力的人帮助他传递情报，郑文道被选中，他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脱下军装，但深知责任重大，还是挑起了重担。

郑文道去向中西功“汇报工作”时，热情的中西功总会递给他一支香烟，这根香烟的两头装着烟丝，看上去平平无奇，但中间已被掏空，放着细细的纸卷，里面是重要的情报：日军扫荡的时间、日军袭击根据地的路线甚至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将南下的讯息，都通过郑文道之手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去。

1942年7月，郑文道向往常一样去上班，刚走近大楼，几名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一拥而上，他知道自己身份暴露，冷冷一笑，并不反抗。在押解途中，沉默的郑文道趁日军放松警惕，纵身往车下一跃，昏死过去——他并不知道中西功已经被捕，想用自己的死保护中西功。

不过，他被日本人抢救回来，日本宪兵对他威胁利诱，他闭口不言。在一次从审讯室回病房的途中，身体虚弱的郑文道提出要上厕所，此时他步履蹒跚，行动困难，日本兵并不在意，谁知，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只见他挣脱身子从窗口一跃而下，壮烈牺牲，享年28岁。

三、

1941年6月，江苏南通的大街小巷忽然张贴出内容不一的告示，落款清一色是“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自从1938年3月日寇在南通登陆后，南通城里的国军正规军、保安队早已逃之夭夭，如今哪里又冒出一个绥靖军第七师？好奇的人们不由得议论纷纷。

远在南京的汪精卫正在疯狂地招兵买马，以便在和日本人的讨价还价中挽回几分尊严。听说南通拉起了一支人马，他立即换来心腹严甸南，耳提面命道：你去南通看看，如果这个施亚夫真有几把刷子，就招安他个中将师长当当，如果只是虚张声势，也不必打草惊蛇。

严甸南受到了施亚夫的热烈欢迎。不过，他见施亚夫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轻视之心油然而生，毫不客气地提出要查看花名册。

其实，施亚夫手里只有新收编的二百多散兵游勇，而一个师的正常编制至少有七八千人。他一面安排人陪严甸南游山玩水以拖延时间，一面从上海买了本电话黄页，对着《百家姓》和几本账本，生生瞎编出8000多个人名。

一周后，汪精卫和日军顾问晴气庆胤隆重地接见了施亚夫。施亚夫自称曾在冯玉祥军中服役，只因不受重用，愤而辞职回乡，他说起军事问题头头是道，汪精卫频频点头。

就这样，施亚夫混了一身中将制服，威风凛凛地返回南通，不久又成了南京“将校培训班”的学员，俨然已是汪精卫眼前的一位红人。

其实，施亚夫是一位14岁就参加如皋起义，之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受组织派遣，回南通老家组织自卫武装，这一次奉命打入敌人内部，是为了配合新四军反“清乡”的情报需求。

1942年11月，日军华中派遣军磨刀霍霍，准备大规模扫荡苏中，驻南通日军司令小林信男召集各路人马开会。

会上，小林信男喜孜孜地说：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江南新四军首脑人物将在南坎开会，我已布置四个大队，誓将他们一网打尽！

施亚夫心中大震，表面却不动声色。一回到师部，他连夜派人传递情报，粟裕师长得信后大惊，立即让交通员通知众将改变行程。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从海路赴会，焦急的粟裕让小渔船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觅，终于在管文蔚登陆前成功锁定目标，管文蔚掉头而去，逃过一劫。

1943年春，一名日军参谋行色匆匆地闯入师部，递给施亚夫一份命令：立即开拔，配合山本大队，偷袭新四军一师三旅陶勇部。

施亚夫惊出一身冷汗：送出情报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堂而皇之地带队强闯山本大队阵地，声称迷路，要求借道经过。日军一向歧视伪军，自然不肯让道，双方争执起来，恼羞成怒的日军对着天空就是一梭子子弹。

施亚夫被“激怒”了，喝令部下对空放枪，枪声惊动了新四军，意识到大事不妙的陶勇赶紧率部撤离了。

小林信男的计划屡次落空，察觉到内部有卧底，于是开始大力整顿伪军。出工不出力的施亚夫被列为重点关切对象，小林信男先是将施亚夫降职为参谋长，后又准备以开会的名义诱捕施亚夫。

施亚夫本打算抗战胜利后被国军收编，继续潜伏，但形势所迫，遂决定提前率部起义，回到新四军怀抱。

四、

1942年夏天，汪伪统治下的南京城，一座富丽堂皇的公馆里，南京洪帮头目、“大亚山正义堂”山主朱亚雄热情地接待了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年人，此人名叫徐楚狂，持有汉口伪军头目、“中国人民自卫军”司令金龙章的介绍信。

徐楚狂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曾在军界供职多年，他对朱亚雄百般奉承，纳头便拜，口称大哥，把个黑帮大佬喜得眉开眼笑。

不久，徐楚狂走马上任伪中央军校的上校战术教官。

从此，地下工作者徐楚光打入敌伪，开始在隐秘战线上建立奇勋。

湖北浠水人徐楚光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叔们抚养长大，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怀着年轻人的激情，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可惜入学才几个月，就遇上“四一二”和“七一五”，国民党背叛革命，分校也告解散。

国民党的无耻和凶残反而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他毅然决然地加入鄂豫边红军，表现出色，很快升任连长。但1929年冬天，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级决定让他打入国军内部从事兵运。

在族叔徐剑锋（浠水县县长）介绍下，他顺利入职浠水县自卫大队。之后他遵照组织命令，在国军四处打工，桂系和“东陵大盗”孙殿英都短暂做过他的老板。

他打入伪军，是受八路军派遣，千里迢迢奔赴武汉，来到南京后，他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新四军。

改名徐楚狂的徐楚光在南京结交的第一位朋友是参赞武官洪侠。徐楚光发现洪侠谈吐不俗、颇有军事才能，只是眉眼间常有抑郁之色，不知为何屈身为汉奸，一问之下，原来洪侠原在重庆当军官，因为人正直，得罪了上司，被一撸到底，一气之下投了敌，冷静下来后肠子都悔青了。

徐楚光一见有戏，找准时机告诉洪侠：我在新四军有朋友，可以帮你牵线搭桥。

1944年3月，洪侠得到汪伪第20军军长项致庄重用，徐楚光趁机将地下党员马蕴平、乐伟平安插在洪侠的公署内，汪伪的军事情报得以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新四军。

1945年2月，洪侠领到一份“项致庄亲启”的绝密文件，他果断拆开查看，竟然是日军计划扫荡茅山根据地的作战计划与密码本，于是，马蕴平连夜誊写一份送往新四军。项致庄发现密件被拆开过，面现愠色，正要发作，转念间恢复平静的神态，假装毫无察觉——他是个聪明人，懂得留后路。

徐楚光最大的成绩，还是策划警卫三师起义。警卫三师是汪精卫的“御林军”，拱卫南京，虽是伪军，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徐楚光发现师长钟建魂为人正派、生活也很简朴，多次试探之下才知道，钟建魂竟然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前辈，当年因为被捕和组织失去联系，而他之所以投奔伪军，居然是为了拉走一支队伍，好重新回归革命阵营！

1945年7月下旬，原计划在新四军攻城时里应外合的钟建魂，收到伪政府撤换他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率麾下3000余人奔向淮南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徐楚光继续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10月遇害牺牲。

五、

1942年春天，一场紧张而严肃的考试正在南京举行。这是汪伪政权“政治训练部直属政训班”的招生考试。

考场中，一名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埋头答题。他准考证上的名字叫邱世彗，其实这不是他的真实名字，因为报考需要高中以上学历，他只得借用姐姐邱世慧的文凭，换上自己的照片，为掩人耳目，又将“慧”字下方的“心”擦去，化名邱世彗。

他真名邱世毅，扬州人，年初来南京讨生活。他的侄女邱洪悫（辈分是侄女，年纪却要大上几岁）在汪伪印铸局局长家当家庭教师，邱世毅于是走这位局长的门路，成功在玄武湖园林管理处谋到一个职位，暂时安定下来。

邱世毅中榜后，经过半年的学习，被分配到伪二十五师任中尉参谋。他办事干练，工作忘我，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对他赞不绝口，提拔他为少校作战参谋，得以列席作战会议，和大佬们谈笑风生。

日伪军的军事情报也通过邱世毅，层层传递到新四军。

原来，邱世毅15岁时孤身一人前往吴桥参加新四军，做过文化干事、宣传干事，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性格文静，小小年纪却有沉稳的大将之风，因此被派到敌人内部。

邱世毅高升作战参谋后不久，便获得一个重要情报：驻宝应的伪军欲向兴化移动，以分割苏中根据地。邱世毅及时送出情报，新四军得以预先埋伏，在三垛打了一个大胜仗，日伪军折损过半，气焰大减。

抗战胜利后，邱世毅再次出发，潜伏沪宁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于上海解放前夕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