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他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并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学校，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米夫担任副校长，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
1904年出生的王明（陈绍禹）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凭借一口流利的俄语以及把马列主义术语记得滚瓜烂熟的能力，很快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王明趁此机会拼命巴结米夫，成为米夫欣赏和重点培养的对象。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米夫试图直接把王明弄进中央领导层，但遭到与会代表的集体抵制而未能如愿。
3年后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一手操控下，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基层实际工作不到2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而此时已经过了37岁的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还是在米夫的一手操控下，虽然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但身为候补常委的王明却在实际上把控了中央领导权。2个月后，王明就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5个月后，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次月，由王明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向忠发的被捕，让继任总书记一职的王明十分害怕，他经常坐卧不安，让人为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到了1931年7、8月间，王明见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严重破坏，害怕继续留在上海，干脆辞去总书记一职，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去了苏联。
但王明辞去总书记一职，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不意味着就此抛下了他处心积虑许久才攫取来的最高领导权，他通过选择并遥控代理人来达到他继续操控中央领导权的目的，而这个代理人就是博古。
王明在飞往苏联之前，先就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3人一起在博古家里开会，王明提出成立临时中央局，要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而当时博古的身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一跃成为临时中央局成员并成为书记和负责人。
安排好代理人之后，王明这才携妻子于9月25日从上海动身飞往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博古就成为王明推行“左”倾路线的代理人，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到几近覆亡的危险境地。
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在中央苏区遭到了毛泽东的抵制，对此，王明和博古就对毛泽东报以疯狂的压制和排挤。
1931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嫡系精锐部队对根据地进行“进剿”，毛泽东和朱德根据变化的形势，放弃原来在闽赣边界消灭敌人的打算，改为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为突破口，来打破这次大规模的“围剿”。
但在王明授意下，派出的中央代表团来到苏区，命令毛泽东、朱德集中有限兵力主动出击，毛泽东据理力争，更加引起了王明和中央代表团的极度不满。9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长文，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严厉批评。
9月18日，王明在飞往苏联的之前还连续给苏区中央局发电报，严厉批评毛泽东。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这次会议，中央代表团集中火力，从“军事路线、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等方面问题上，对毛泽东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并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
这还没完，远在苏联的王明又遥控指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电报来调整苏区领导机构，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就意味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也没了。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重兵压境之下，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但此时，苏区中央局提议撤销毛泽东总政治委员之职，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和朱德刚刚给国民党军以重击，就收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要他们率军北进，而北进之敌有3个师，且蒋介石正调集重兵在此地等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商量后改道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再寻找战机。
随后，周恩来等人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压根不听解释，苏区中央局甚至决定暂停红军行动，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就是要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此会史称“宁都会议”。
会上，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和顾作霖等大多数委员再次严厉指责、批评毛泽东，指责毛泽东拥兵自重，指责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他们不顾周恩来的坚决反对，通过了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决议。毛泽东被迫离开亲手缔造的红一方面军，去了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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