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这两词的使用相当普遍，然而这两词一般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也因此对这两词的使用往往是根基于舆论上。对于这两词的区分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公平的结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场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义学者罗伯特·诺齐克便是强调区分“历史过程”和“最后结果”两者的20世纪知名理论家之一[1]。但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约翰·罗尔斯则主张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过程为根基的推论[2]，而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使用军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属于最后结果。
反对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为左；而接受之则为右：通常，政治上的争论都是聚焦于政府究竟应该（干涉主义）或不应该（自由放任）介入经济以救济贫穷的问题上。诺兰曲线将这个差异作为左派和右派两大差异的轴线之一。不过，政府的干涉并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财富或平等主义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为了满足某些财团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团主义的政策。
偏好一个“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一个“更小的”政府为右：政府的大小在这里可以视为是政策和立场的差异，虽然政府雇员的数量通常被用以作为主要指标。不过，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无政府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与这种政治光谱不相合，反而如同诺兰曲线一般垂直于左右派之外。
平等为左；自由为右：提出这种区隔的是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欧主张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因为只有左派会想要保护或促进平等，而右派则会想要维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样都宣称同时追求平等和自由两者，然而他们对这两词却又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一个现世政府为左；一个宗教政府为右：这种差异在美国、印度、和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明显（这些地方也是反教权主义代表左派的区域），有时候也包含中东。
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不过，19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便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为特色，而这波浪潮主要则被归类为左派，而在宗教/现世的冲突上，现世主义者往往更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宗教自由超越集体的信仰价值。不过，被许多人视为右派的法西斯主义也强调“国家的组织概念”，抱持著集体主义的概念，将国家看作是一个集体的实体。
革新为左；保守为右：虽然在一些国家里“右派”和“保守派”往往被视为同义词，但这一区分在讨论左派右派的光谱时很少获得重视。
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这个公式是由美国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才为人所知的，但最早则是由埃德蒙·伯克所构想的。
支持国家独立、自治和主权—尤其是小团体为左；仅支持建立国家和政府为右：一些团体可能会被右派视为恐怖份子、但却可能被左派视为自由战士。右派的运动通常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并反对其分裂。在欧洲，支持欧盟者通常来自左派，而支持国家主权者则来自右派。
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在左右两派都可以发现，左派的保护主义是以确保国内的工作机会为目标，而右派的保护主义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司和经济。
认为人性和社会为可变性的为左；认为它们为固定性的为右：这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争论例子之一。最先以此定义左右派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在这里左派认为邪恶和痛苦是由社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问题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认为邪恶是人性必然产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说有人必须因为好保护这样的保守的侧面，一方的人性本恶说有人必须因为坏改变这样的革新性的侧面。

是这样的：

左：激进 强势 改变 创新

右：保守 顽固 坚持 保留

很好理解的。
懂了吗？

简单说就是激进和保守，过于激进的为左派，过于保守教条的为右派

左派冒进主义，右派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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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消除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
　　从现象上看，两极分化是分配问题：有的人占有大量财富，花天酒地，有的人则一贫如洗，生活困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是，停留在现象层次上来理解两极分化是不够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必须到生产领域中去寻找两极分化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就两极分化谈两极分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分配方式都不是人们主观的选择，不是随意地确定的，而是由生产方式客观地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社会产品如何进行分配，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人们可以改变分配的具体做法，但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却是事先由生产方式决定了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不能停留在分配关系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该深入到决定分配方式的生产方式中去，通过研究生产方式去把握分配问题。对于两极分化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中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极分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因而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如果把两极分化仅仅看作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仅仅看作是分配问题，那么，这种认识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
　　资本和劳动的两极对立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对立则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表现形式。因此，只有从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把握两极分化的实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

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财富出现两极分化的原因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Q1: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中国当然无法消除。因为两极分化本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目前哪个国家都无法消除它。只是，有些富国和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做得好一点，将扶助穷人或财富的重新分配做得好一点，于是我们就发现有些国家，如美国，就有很多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其实，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表示美国就消除了两极分化现象，因为美国的富翁与穷人比起来，差距可能比中国还要大。但是美国穷人的生活质量比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比起来可能还要强点。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美国两极分化现象不是很历害。
中国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消除两极分化，而是应该想办法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要怕让老百姓多得了点钱。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中国的内需才能旺盛，中国的经济才会有更强的拉动力呀。所以，中国的官员们应该想办法制定政策，让中国的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收入水平提高才行。这样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从而人们不会再注意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了。
我的观点：两极分化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如何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不再去关注这个问题而已 。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

Q2:关于两极分化，马克思早就作过阐述。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所分析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财富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深刻揭示了依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对收入进行两极化分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产生和发展，塑造出了两个对立的、能够采取统一行动的贫富两极利益共同体。而造成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产生的基础则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事实上，私有产权制度是使两极分化制度化、凝固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制，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使两极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化了。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有些学者指出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的“有产阶级”，他们仍然处于从属于资本的地位，仍然受资本的剥削和奴役。所以，财富分配两极化倾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仍然存在着占有巨额财富的当代资本家阶级，也存在着拥有一定财产的现代工人阶级。

马克思对两极分化产生基础的分析，无疑是科学的。他深刻说明了私有产权制度是两极分化产生、存在和延续的制度性根源，揭示了私有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在关系。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一般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并没有必然性联系。虽然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要清晰、明确，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市场化改革国家的实践证明，公有产权、特别是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兼容性，而且它们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导致两极分化的必然性。但是，市场经济的确要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收入差距拉开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任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分配，收入差距扩大到贫富差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处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收入差距拉大乃至出现贫富差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的是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从而对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督和约束乏力；有的是在体制转轨初期“商机”的大量“突现”及收入分配机制“聚变”带来的超额利润；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是产业、行业发展不平衡；有的是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差异；有的是违法违规经营；等等。

然而，贫富差距的存在并不等同于两极分化的出现。虽然两极分化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结果，两者也有着前后承递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区别，这可以从质、量和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来看：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两极分化表现了富有者对贫穷者劳动的无偿占有，体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在分配关系上的对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两极分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劳动依附于资本权力的结果，以及基于资本权力之上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结果。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和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会导致收入分配规则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会越来越富，贫者会越来越贫，两极分化也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资本权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目前比较流行的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五等分比差法、十等分组分析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等分析收入差距的技术和方法，都可以在量上或收入构成上反映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尽管这些分析指标仅仅局限在量的方面的测定，但在说明贫富差距的具体程度上，无疑是科学有力的。当这些分析方法显示出贫富差距相当大的时候，例如基尼系数显示出超过0.4，是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的差距过大，就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五等分比差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层分别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与贫穷者在社会中的比重和构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数量上一般比重达到8%～10%。中国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费人数及财富占有者都不足1%，城乡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左右。因此，轻易根据这种状况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两极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贫富差距程度较轻，或者贫者和富者没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第三，从“两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阶层的出现和社会阶层的改变，一方面，富有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不仅表现为富有者群体的出现，而且形成了一个富有者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颇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与富有者阶层相对应的是贫穷者阶层(当然这里的贫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他们也作为一个稳定而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主要区别是，贫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发展到贫富群体出现后的表现形式，而两极分化则具有阶层或阶级性质，是贫富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出现后，影响到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且贫穷者和富有者作为两极对立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于社会阶级结构之中。所以，当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但富有者只在整个社会中占极少数，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力量影响到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贫穷者尽管作为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弱势群体存在，尚不能作为现实的能够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存在的时候，是不能称之为两极分化已经存在的，即使“贫”、“富”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一个阶层特别是阶级概念。

第四，从发展趋向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所表现的是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通常表现为相对的贫，只是相对于富有者阶层财富增长的速度或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来说，贫穷者群体在社会总价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绝对的将贫和富理解为向“两极”的发展，特别是将“贫”理解为“赤贫”或绝对贫困化的话，显然是片面的。

第五，从社会承受力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一个社会因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社会承受力是一定时期社会对某一限度的贫富差距及其各种效应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会承受力主要表现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下形成的心理张力，它因国别、环境、时期而异。社会承受力无非是居民个体承受力的集合，并最终通过个体行动表现出来。因为居民并不是以经济学家手中的数字作为自己对社会现实及政策满意与否的判断标准的。所以，如果说收入差距扩大到相当大程度、但仍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属于贫富差距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则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向两极发展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

通过分析可知：
A、细胞分化的结果形成组织，正确；
B、细胞分裂的结果是细胞数目最多，不正确；
C、细胞生长的结果是细胞体积增大，不正确；
D、细胞停止生长不会形成组织，不正确．
故选：A．

以“公民自由（个人自由）”为核心是左；以“经济自由”为核心是右：左派认为“公民自由（个人自由）”是核心，而“经济自由”只是经济模式的选项。右派则视“经济自由”为核心，认为“经济自由”会最终带来“公民自由（个人自由）”。
公平的结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场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义学者罗伯特·诺齐克便是强调区分“历史过程”和“最后结果”两者的20世纪知名理论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约翰·罗尔斯则主张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过程为根基的推论，而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使用军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属于最后结果。
反对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为左；而接受之则为右：通常，政治上的争论都是聚焦于政府究竟应该（干涉主义）或不应该（自由放任）介入经济以救济贫穷的问题上。诺兰曲线将这个差异作为左派和右派两大差异的轴线之一。不过，政府的干涉并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财富或平等主义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为了满足某些财团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团主义的政策。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对于少数民族、中下层民众等弱势群体进行援助、保护，而右派偏好顺其自然、自由竞争，即使其结果是造成主导种族、阶层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偏好一个“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一个“更小的”政府为右：政府的大小在这里可以视为是政策和立场的差异，虽然政府雇员的数量通常被用以作为主要指标。不过，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无政府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与这种政治光谱不相合，反而如同诺兰曲线一般垂直于左右派之外。
平等为左；自由为右：提出这种区隔的是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欧主张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因为只有左派会想要保护或促进平等，而右派则会想要维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样都宣称同时追求平等和自由两者，然而他们对这两词却又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一个现世政府为左；一个宗教政府为右：这种差异在美国、印度和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明显（这些地方也是反教权主义代表左派的区域），有时候也包含中东。
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不过，19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便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为特色，而这波浪潮主要则被归类为左派，而在宗教/现世的冲突上，现世主义者往往更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宗教自由超越集体的信仰价值。不过，被许多人视为右派的法西斯主义也强调“国家的组织概念”，抱持着集体主义的概念，将国家看作是一个集体的实体。
革新为左；保守为右：虽然在一些国家里“右派”和“保守派”往往被视为同义词，但这一区分在讨论左派右派的光谱时很少获得重视。
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这个公式是由美国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才为人所知的，但最早则是由埃德蒙·伯克所构想的。
支持跨国家团体为左；仅支持独立国家和政府为右：一些左派团体可能会被右派视为恐怖份子、但却可能被左派视为自由战士。右派的运动通常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并反对其变动。在欧洲，支持欧盟者通常来自左派，而支持国家主权至上者则来自右派。
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在左右两派都可以发现，左派的保护主义是以确保国内的工作机会为目标，而右派的保护主义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司和经济。
认为人性和社会为可变性的为左；认为它们为固定性的为右：这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争论例子之一。最先以此定义左右派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在这里左派认为邪恶和痛苦是由社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问题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认为邪恶是人性必然产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说有人必须因为好保护这样的保守的侧面，一方的人性本恶说有人必须因为坏改变这样的革新性的侧面。
社会主义为左；资本主义为右：这是近代最广为所知的分法，多数媒体中提到左右派时也多半是指此种分法。这里的社会主义泛指高税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预调控的政治体制，而不一定是共产党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提倡激进革命、持平等主义观念的一派称为“左派”；将倡导保守主义、持精英主义观念的称为“右派”。

不过，左右都是相对的，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他的政治观点和阶级属性；很多人都喜欢以“左派”自居，并谴责那些和自己不同观点的人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已然成了浮夸的辞藻。

政治上的左右派别，是从人们因不同的阶级利益影响所形成的立场、观念为指导而产生的各自所持的观点以及采取的行动来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