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史书中，清史稿属于比较差的一部。编修人员鱼龙混杂，修书时间也很短，成书匆匆，政治观点问题严重，有必要重修。

1、修史者立场错误
《清史稿》撰者多为满清遗老，其故国情结很深，而袁世凯政府窃自辛亥革命，本身就是顽固反动的封建余孽，不可能对史馆宗旨律以进步的革命的要求，因此《清史稿》作者在修史中明确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对清朝皇帝歌功颂德，而对清朝统治之黑暗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腐败卖国未能如实反映，反而有意掩盖粉饰。对于反清革命一概反对，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诬称为“匪”、“逆”、“贼”、“寇”。虽身在民国，仍持反对辛亥革命、反对民国的态度，不仅对兴中会、同盟会成立及孙中山等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略而不记，间或有所记述，必加以贬斥，称革命烈士之牺牲为“伏诛”，称武昌起义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

2、人才不足，组织不力
清史馆开馆之先，并没有进行修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开馆之后，聚集了一批晚清名士，但是这些“翰苑名流，文章名宿”，多数非史学专才，其中以桐城古文派居多，于古文则雅驯，于史例往往未娴，因此，人们认为“修清史人才，远不如修《明史》人才”。

3、史料搜集利用有限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既有清政府主持修定的历朝实录、圣训、起居注、部院则例、方略以及各种典籍，又有大量私人著述；既有现存的大量清朝中央衙门的原始档案，又有许多民间的碑传家谱等；既有丰富的汉文史料，又有许多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既有中国自身产生与保存的史料，又有外国保存或产生的有关中国的史料，等等。编纂清史，要穷尽所有清史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能必要的，但是，要编纂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那些主要的史料是必须搜集掌握并充分利用的。

清史开馆，于式枚等建议于史料方面要“搜档册”、“采书籍”、“勤采访”，颇为中的。但在编修过程中，做得远远不够。图书方面仅江浙、甘肃等省录送少量著述文献，以及京师大学堂、江浙图书馆书目等，“余多未送”。其采访，各地辑送过一些官绅履历事实，而于大量的经济、社会史料全未涉及。尤其是档案史料方面，除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接收利用外，其余基本上没有能够利用。如军机处档案，保存着数千册数十万件满汉文上谕，上百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实为清史之根本材料”，当时“存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堂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多未见”。内阁档案，既有《满文老档》、满文《国史院档》、《秘书院档》、《密本档》等大量清初档案及许多地图等，史料价值极高，又有100余万件题本、各种杂件等，“清史馆未利用”。内务府档案，“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顺手利用”。而宫中各处档案，包括大量档册、近百万件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均未能利用。清史馆未能充分利用清代档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当时档案未能集中保管，尤其是宫中各处档案仍为溥仪小朝廷占有，难以取阅，另一方面这些档案尚未经过系统整理，不便利用。中国的史料尚且利用有限，清史馆更无力也无意顾及到国外的史料。史料搜集利用的局限，是影响《清史稿》质量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清史资料的利用条件（包括收藏保管、整理、出版、现代技术手段等）已远胜当年，应该在修史中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充分利用。
4、体例不够详明
《清史稿》仿《明史》，用传统的纪、志、表、传体例，略有增删变通，其中不尽合理之处及修纂中的混乱现象仍很突出。南明政权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天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前后达十四年，影响所及十余省，按照传统史书宜设“载记”，《清史稿》中仅以《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洪秀全》等几个人物传代表，于其政权建置、史事大半阙略，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均未立传。《清史稿》设志目十六，较《明史》增邦交、交通二志，但是如“宗教志”等一些重要内容均未设志（宗教志初设，后来删除），即所修诸志亦参差不齐，如《河渠志》仅记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竟遗最重要的第一大江长江，其他如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重要江河均缺载。《天文志》只记载到乾隆朝，其后半叶之天文全无内容。《时宪志》所收“八线对数表”，是中学生就应学习掌握的普通数学工具书，于清史毫无意义。其表列目十类，设外戚等无用之表，而于总理衙门大臣年表等反缺。列传设置更属混乱，据考证一人二传者达14人，列女传开列数百人，绝大部分是封建纲常的牺牲品，并无彰显意义，而于一些重要人物如思想家严复等反而无传，将民国十六年投湖的王国维列入《清史稿》忠义传更属荒谬。《清史稿》从清王朝的封建立场出发，于体例设置阙略不详、混乱不明的毛病是比较突出的。

如今纂修清史，必须在宏观上反映有清一代的制度、史事和重要人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于体例制订一定要详慎明确。
5、史事考订不细
《清史稿》一书因所用史料有限，又仓促成书，很多史事未能详细考订，错误失实之处很多。当年傅振伦《清史稿评论》多有列举，容庚先生批评其“毛举细故，”经台湾学者对该书进行全面系统地清理，凡正误、异同、脱衍、得失诸端加以检校疏注，共校注47,000余条。即便如此，据有的学者研究，仍有不少错误未能较订，可见《清史稿》错误失实之处确实不胜枚举。其错误失实，主要有时间、地点、地名、人物、人名、官职、爵位、书名等类，多数都是未能详细考订造成的。如《公主表》载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为“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错误非常明显，或为笔误，或为排印时错衍“八”字。又如《忠义传》包立身传称浙江诸暨包村拒太平军，“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至其失败，“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试想太平军牺牲十余万人该是何等重大的战役，有谁见过“六十余万人”的大村？编者在利用史料时显然未加考量辩析。如此等等，这些是编印中的错误，占绝大多数。另有一类，属于当时的研究结论后来被推翻纠正的，如《世祖本纪》称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今人研究认为李自成是被当地地主武装击杀，而非自缢。
回答者：fenkeng123

1，与二十四史不同，《清史稿》是满清遗老编的书，而非后来人编的，所以不能算正史，估计什么古啊斋啊就是这帮老家伙的自称（如史记之“太史公曰”）2，《清史稿》编者史满清人，按照满清编《明史》的习惯，先作出一个稿，再由国家审定后当正史发布，但中华民国没有审核通过。
3，《清史稿》由于史稿，所以错误百出，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地方非常多，虽然篇幅大，但内容却不全面，文章水平也参差不齐。其史料价值非常低。
4，《清史稿》为满清避讳，诋毁明朝，诋毁抗清义士，诋毁革命，因此没有北中华民国审查通过。

最后，《清史》还没有成书呢

你这是在网上复制时的出现的隐藏字。是国学网特有的，不止清史稿。而且我看清史稿，不管关内本还是关外本，都没有哦。有的也不是正史。诸如清通鉴，东华录等等

上一篇：卷五百二十一 列传三百八 下一篇：卷五百十九 列传三百六

　　《清史稿》本纪25卷，记载12个皇帝。在各本纪中，以乾隆的本纪分量最重，为书6卷，占本纪部分的四分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编修清史的多为旧文人，不少还是顽固的清朝遗老，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写书时仍对清朝皇帝大加歌功颂德。

　　《清史稿》有志135卷，分为16目。它的志与《明史》15志比较有不同的地方，如把《五行志》改为《灾异志》，把《历志》改为《时宪志》，还将《仪卫志》并入《舆服志》，新增加了《交通志》和《邦交志》。《地理志》分量最多，有书28 卷。《艺文志》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完全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名称次第进行编排。新增加的《交通志》记载了当时的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情况。《邦交志》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主要记载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

　　《清史稿》有表53卷，分为10类。这部分内容大都是吴士鉴、吴廷燮、刘师培等撰写，还算是编得不错的。其中《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二表，相当于《明史》的《宰辅表》。《部院大臣》相当于《明史》的《七卿表》。《疆臣年表》记载各省总督、巡抚和各边关将军都统的更替；《藩部表》记载属国的事情；《交聘表》记载当时中外使节的往来；而这些，又都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

　　《清史稿》有列传316卷，分量相当大。类传有《后妃传》、《诸王传》等14目，共为62卷；其余均为诸臣传，共有254卷。类传中的《畸人传》，是根据阮元的《畸人传》以及后来的《续编》、《三编》而成，有书2卷，记有数学家梅文鼎、李善兰等人的事迹。列传中的材料，多采用清朝国史馆所修纂的《国史列传》，现在该书仍在，改称《清史列传》，所以这部分史料价值不大。应该指出，诸臣传的最后一传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的传。把《洪秀全传》摆在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曾反叛清朝统治的“三藩”之乱之后，其态度和目的可想而知。编修者们作为清朝遗老，对于忠于清室的臣民，绝对称扬备至。《清史稿》中，《忠义传》长达10卷书，叙述人物达400人之多，其中不少人是忠于清室的臣民。该传的最后一名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到了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把各卷刊印出版，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不少学者将其列为“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之一。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 、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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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有志135卷，分为16目。它的志与《明史》15志比较有不同的地方，如把《五行志》改为《灾异志》，把《历志》改为《时宪志》，还将《仪卫志》并入《舆服志》，新增加了《交通志》和《邦交志》。《地理志》分量最多，有书28 卷。《艺文志》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完全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名称次第进行编排。新增加的《交通志》记载了当时的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情况。《邦交志》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主要记载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

主要是因为《清史稿》中的部分历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不是正史。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

清史稿是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 ，关于《清史稿》是否正史，外界没有说《清史稿》并非清朝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