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御路前行，在石人石马的尽头就是乾陵的最后一道陵门－－朱雀门。此门为乾陵内城的南门，也是进入主陵区的最后一道大门。

在谢阁兰于20世纪初期所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朱雀门的阙楼土石台基已经十分残破，原有在外围包裹的石质及城砖都已经不全。其基座上由瓦砾堆积而成一个小山坡。在裸露的夯土楼基之上也因自然的风蚀及鼠鸟而露出了一个个深洞。

“阙”是中国古代城门、宫殿或者陵园的一种标志性建筑。因通常左右各一中间有缺口而名为阙或双阙。随着历史的演变，阙由原来的单阙演变为组合的形式，逐渐形成最高等级的三出阙建筑，这种建筑在古代社会为帝王专用，地位尊崇。在唐代，阙楼最高等级即是三出阙。

三出阙雏形阶段是先秦的阙。由商代甲骨有阙的象形字推测，最迟在商代便有了相关的建筑，但目前我国尚未有考古发现商周的阙的实物。不过在西周时代阙的礼制性已经有所体现，似乎仅有王室和鲁国方可使用。

而随着春秋礼乐崩坏，阙的使用在诸侯各国相继出现，成为诸侯国王宫的象征，身份依然尊崇。最迟至战国晚期，诸侯国陵园便开始使用阙。或许就是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由于阙的传播发展，阙由单阙的形象而逐渐组合演变为二出阙或者三出阙。

唐宋时期，陵阙中三出阙得到广泛应用及宫阙整合。经过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整合，隋唐社会又形成大一统局面。阙制出现新的变化，汉魏时期流行的城阙、宅阙、墓阙、庙阙日渐减少;树立于宫城的宫阙数量也明显变少，一般只设立于宫城南门外。相反陵阙非常发达，在陵制完备的唐代帝陵共有六组三出阙建筑，除四门外设置三出阙以外，朱雀门外的乳台、鹊台也各设置一组三出阙建筑。而宫室内的三出阙逐渐减少，仅皇家宫城南面设置一组凹字形的三出阙建筑与城门为一体。

因为阙楼下方楼基为砖石或土石结构，上方则为木质楼宇，因此，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实体阙楼样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在一些皇家陵寝的壁画，以及作为陵墓附属的石雕建筑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们最原初的辉煌。

下图是从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的墓道中提取的壁画，其中在整体壁画的前部就在左右墙壁上各画有一组三出阙的阙楼图。作为太子，本应是二出阙楼的样式，但因懿德太子之父唐中宗将懿德太子墓以皇陵规制进行建设，因此才会将代表帝五的三出阙画入了太子墓之中。

在重庆的中国三峡博物馆中，一进门有一对乌杨双石阙，出土于重庆市忠县乌杨镇将军村。

主阙通高5.4米，进深1.7米，于2001年在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工作中发掘出土。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自上而下依次由脊饰、阙顶盖、上枋子层、扁石层、下枋子层、主阙体、阙基七部分构成，具有顶盖出檐宽、阙体收分大、构造简洁的特点，因而显得造型格外挺拔、巍峨，对汉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阙身雕刻青龙、白虎等图案，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神韵。

此阙为国内最完整的石阙遗存，据猜测是因其建在临河的坡地，还未完工就遭遇滑坡之类的灾害，石阙被埋，所以保存甚好。

在第四期《国家宝藏》来了一件特殊的国宝和一位特殊的守护人。特殊的国宝是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仪仗图》，特殊的守护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女建筑师张锦秋，国际编号为210232的小行星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张锦秋教授是著名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弟子。她曾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盖了两座“三出阙”，一座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另一座则是在2021年上海世博会西安大明宫案例馆。

大唐芙蓉园位于西安市城南的曲江开发区，大雁塔的东南侧，大唐芙蓉园是2002年在遗址以北仿唐复建而成。园内建有许多仿古建筑，是中国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景区由张锦秋教授担纲总设计，大唐芙蓉园大门两侧的“三出阙”就是根据《阙楼仪仗图》复原设计的。西安大明宫案例馆根据大明宫含元殿阙楼“三出阙”的思路来设计的，按栖风阁1：1比例复原的。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看不到原汁源味的唐代阙楼，但这座仿制的三出阙却是最接近史实的，如果去西安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离大唐不夜城不远，可以下午到大唐芙蓉园去游览，晚上刚好步行到大唐不夜玩旅游。

今天，在我们旅游乾陵之时，虽然朱雀门的两座三出阙阙楼已经无存，但近年对乾陵修整之后，已经将原有破败的阙基座重新用青砖包裹起来，恢复了原有三出阙台的样式，虽然看不到原有阙台，但对于遗址保护而言却是很好的。

虽然今天我们看不到最初乾陵三出阙最初的风貌，但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结合发掘的实物、考古文献来在视觉上复原乾陵三出阙。

下图是记录片《大唐帝陵》中所描绘唐高宗入葬之时、乾陵刚刚修建完成的恢宏场面。

在翁仲之北、三出阙之南，竖有两通高大壮观的巨形石碑，一通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一通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堪称“历代群碑之冠”。

位于西侧三出阙台基址南面的为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

述圣纪碑通高7.35米，边宽1.86米，座宽2.97米，总重约89.6吨。碑由顶、身、座三部分构成。其顶呈一完整的庑殿式房屋建筑模具，四檐角各雕一头顶斗拱的护法力士像；碑身由五块方石以榫卯扣接而成；座呈方形，由四块方石拼成，其正面阴线刻海石榴纹饰和瑞兽《獬豸图》，长254厘米，宽63厘米。獬豸形态与翼马座所刻相同。

与中国现存的其它石碑相比，这通碑比较独特，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的名称特殊，除了以碑文命名的称谓以外，当地群众又叫“七节碑”，因此碑从上到下分为七节，故称之。而七节的节数被后人赋予一定含义。七节恰好与天文上的“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吻合，意喻高宗李治一生的文治武功犹如“七曜”照耀天下。明代《乾州志》以及《陕西通志》等地方文献上记载了郡人宋廷佑的一段话：“西碑(即述圣纪碑)后自制，碑制四方如棋局，俗称‘七节碑’”。可见，这个俗称至迟在明代就被称呼了。

第二，石碑造型与众不同，首先，高约60厘米的碑首的设计与制作并非唐代流行的螭龙盘绕园形，而是唐代建筑形制中最高等级的庑殿式的顶盖，有屋脊、有筒瓦、有滴水、有勾头，与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墓中石槨槨顶造型一致，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庑殿式建筑的又一实例。碑首无任何形式的碑额，碑身则是用五块石料垒叠而成，以榫卯相连，稳固可靠，碑的底部则是用四块规格相同的青石拼成一个正方形基座，从而支撑着重约几十吨的碑身。座的南面与东西面均雕刻了大量的线刻画，内容有装饰性的花卉，凶恶的猛兽和流畅的云纹，布局均衡，刻工精细，是乾陵石刻线画中的精品，亦是唐代石刻艺术佳品。总之，这种造型的石碑唯乾陵独有。

《述圣纪碑》碑文为武则天亲撰，中宗李显(李治与武则天第三子)书丹，字法遒健，深得欧(阳询)虞(世南)遗意。全文主要论述了高宗李治的生平史略和执政时期的“文治武功”。

除碑身第一石无字外，分别竖行阴刻于二、三、五石阳面，第四石文字已漫泐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初刻时填以金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的剥蚀，金饰已自然剥落。但仔细查看，仍可见金屑痕迹。碑身两侧为宋明时代文人学士游乾陵时的题刻。

所有历史文献中都找不出《述圣纪》全文，亦向无拓本流传，仅在清代人编的《全唐文》、《金石萃编》、《唐文拾遗》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四部文献中，可见其部分文字，其中《全唐文·97》之“述圣纪”共770余字，《金石萃编·60》之“述圣纪”共1000余字；《唐文拾遗·8》之“述圣纪”共1200余字；《八琼宝金石补正·38》之述圣纪共385字；且有些为重出，因此，不能合成一篇全文，这样，出自女皇武则天之手的这篇述圣纪全文亦就无法看到了。

看不到全文，也就无法知道述圣纪一文的字数，但我们可以依据现存文字分布状况，推断出一个大约数目。第二石文字虽风化严重，但从其痕迹中仍有判断出该石从右至左共46行文字，每行26字；第三石虽存17行文字，但都属满行，这样每石应刻字大约在1200左右，五块石料共刻6000字。上述四部文献收录的文字最多才占全部文字的1／3。

那么，为何文献中收录不全，亦无拓本流呢?据分析，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此碑高达7米左右，捶拓、收录文字极为不便；

第二，此碑大约在明代中期倒塌，五块石料，有一部分石块的阳面(刻字面)沉埋于地下，人们无法看到所刻文字，清人谢质清在《转轩诗存·8》中写道：“石人断首各僵立，述圣字迹埋蓬蒿。”文献中收录的文字估计就是倒塌后石面(刻字面)朝上的石块，人们容易收录抄写。

建国后，1957年，陕西省文化局会同乾县人民政府整修乾陵石刻时，原陕西省文管会贺梓城先生对此碑考证，收录了1500余字，发表在《文物》杂志1961年第3期上；1980年，乾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写《乾县文物志》时，乾陵博物馆张永祥先生对此碑作了详细全面的文字考证，最后确定，述圣纪碑现存文字1630个，收录在《乾县文物志》上，这是自宋代以来收录文字最多的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述圣纪碑》记录了唐高宗的遗嘱：戒厚葬，藏习书。“自古圣皇，咸尊菲葬，谷林稽岭，唯闻简素之仪；毕陌迴渠，俱崇节俭之制。德弥厚者葬弥薄，圣逾重者瘗逾轻。且珠宝(以下泐)安厝之时，必□□绝明器，唯施凡木，灵物止。……因天造无侍人功，微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圣道，自钦顾命奉以周旋。藏殓之资，一遵遗志。”

唐人多爱王羲之墨迹，高宗和武则天尤甚，曾亲自摹写和收藏。据《谭宾录》和《旧唐书·王方庆传》(卷89)载，李治与武则天“尝就求羲之书，凤阁侍郎王方庆献之，书共十篇，御武成殿，遍示群臣，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士人韵其宠。”根据高宗临终遗嘱，将其所藏字画都埋在墓内，可以推测；乾陵玄宫内可能藏有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宝章集》全文和唐高宗的飞白书手迹。乾陵发掘之时，或许能使唐代藏之于“秘阁”的重要典籍重见天日。

那么，此碑碑文作于何时，碑石又立于何时?

根据韩理洲先生的考证，这篇文章是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所写，时间大约在文明元年(681年)正月。

碑文最后刻有年月时间，惜字迹残损较多，风化严重，尚可认清者有“岁”、“四”、“十”、“月”、“年”、“十一”、“月”等8字，刻在第五石最末一行，可能为碑文落款或立石时间。李显曾于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即位，嗣圣元年(684年)二月被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五月迁于均州，后又迁徙房州，因此，中宗撰书的时间应在公元683年12月—684年2月之间，唐高宗葬于乾陵的时间是文明元年(684年)9月，那么，此碑树立时间应在其时。

乾陵述圣纪碑在今天看来，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研究唐代帝陵墓葬的体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长篇碑文，从文字数量上讲，是武则天一生所撰诗文之最。据考证武则天一生所撰文章约70余篇，文字较长的大约有《升仙太子碑》、《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改元载初敕文》、《改元光宅敕文》等，这些文章的文字数与述圣纪相比要少的多，不但如此，在唐代碑文中亦是极为罕见的，一般说来，字数的多寡虽不能作为评价碑文质量高低的标准，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武则天很高的文才水平和坚实的功底，她倾全部心血，注入全部精力，对高宗一生作了总结，把自永徽以来唐代的成就全部记在了高宗名下。使用的文体为初唐盛行的六朝骈体文，引用典故，堆砌词藻，是武则天擅长此道的表现，符合《文心雕龙》所要求的“文体庄重，气象恢宏，典雅有则，要言不烦，既纪功颂德，又昭告当时，还传之后世”。是一篇盛唐初期质量较高的碑文。

第二，就目前所知，这是唐代第四位皇帝中宗李显留下的唯一的一篇墨迹。中宗李显，两次执政，时间很短，因而留给后人的文化艺术品—书法作品瘳瘳无几，大概这是唯一的一篇在世作品。因此，它就为唐代帝王书法作品这个文化艺术宝库中增添了新内容。初唐帝王，几乎人人都有作品流传于世，李世民有《温泉铭》、《晋祠铭》；高宗有《李勣碑》、《纪功碑》、《万年宫铭》；武则天有《升仙太子碑》；睿宗李旦有《顺陵碑》；李隆基就更多了，诸如《石台孝经》、《经太铭》、《凉国长公主碑》、《鄎国长公主碑》等。述圣纪碑墨迹使得李显亦留下了唐代帝王的墨宝，从而在祖国历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据传唐人碑文不用书丹，由书者用墨笔直接写於石上，镌工按墨迹刻治。但述圣纪碑如此高大，如中宗皇帝仆伏跪坐书碑如何受得了。但此碑书法工整俊秀，似有名家之势，试想以这种姿势写6千字，又越写越精神，实在难以想象，如果唐人碑不书丹的说法属实，那必然还有另外的办法，希有识者予以研究。仔细观察李显书法，可见字体正楷，相当劲秀，是楷似行、逸劲粗疏，既有欧阳询外方内圆、方圆并用、骨气劲森、雄强温雅之特点，又具虞世南字字珠玑、温圆玉润、外柔内刚、俊朗沉厚、横平竖直之韵味。可谓唐代书法艺术品中的佳作，亦是唐楷造字之法规典范。难怪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先生在《金石录》中评价说：“字法遒健，深得欧虞遗意”。

第三，述圣纪碑的形制，尤其是碑顶的造型，传到了边远地区的西藏，反映了边疆与内地文化交流方式。

第五，它是我国帝王陵墓唯一的一通圣功颂德碑，据记载，唐代属于为帝王树碑立功颂德的石碑有两通，一是乾陵的述圣纪碑，一是刻于唐开元十三年，由达奚珣作序、吕向撰颂并楷书的“述圣颂”(该碑原在华岳庙内，现藏陕西碑林)，从时间上看，乾陵述圣纪比述圣颂碑早40余年，从立碑位置上看，乾陵述圣纪一开始就立于唐高宗陵前，为实实在在的帝王述圣颂德，而“述圣颂”则是立于庙内，是为五岳之神述圣，是人们意识中的“帝王”。

乾陵述圣纪碑的树立，打破了帝王陵前不立碑的贯例，它是我国最早、规模最大、文字最多，造型独特的帝王陵前的圣功颂德碑，也是第一块帝王陵前刻字的石碑。是武则天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上的一个创举，意义深远，不可低估，这通石碑，作为中宗来说，是母亲为其父撰文歌项颂德，作儿子的亲自为父书丹，而文章的载体——石碑本身的建筑及名称又独特，因此称它为唐代“三绝碑”当之无愧。

建国前，述圣纪碑并非今天的样子，何正璜女士40年代初期考查时，“此碑已折毁成数段”。那么，根据文献记载推断，碑身倒仆在地的时间约在明代嘉靖年间，明嘉清34年12月12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关中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地震，历史上称为“关中大地震”，其影响范围很大，造成历史上少有的灾害，那么，位于关中中心的乾县，深受其害。估计，这次地震造成乾陵陵园内的述圣纪碑等一些大型石刻倒塌。

建国后，1956年8月6日，当时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1957年7月，陕西省文化局拨出专款整修乾陵地面石刻，此事委托乾县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此次整修，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将倒者竖立，倾斜者扶正，危者加固，并在石刻周围设置了保护栏杆，共加固了10余件大型石刻，对述圣纪碑的整修，首先是将倒塌的碑身采用现代化的起重机器，根据碑石文字按顺序层层垒起，其次修复了碑顶，恢复了当年的模样。

我们从下边两张分别拍摄于20世纪初及建国后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在照片左侧的1909年左右拍摄照片中，述圣纪碑断裂多节，散落四野。建国后的照片中，已经将散落的石碑再次还原。

从唐高宗在弘道元年（683年）去世并于其后入葬于乾陵。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一直在洛阳执政。

公元701年，武则天改元“长安”，随后其在离开长安整整20年之后，首次回驾。虽然在现存的史书中并未记载武则天曾到乾陵进行祭祀、吊谒。但我们有理由推测，或许带着二十年恩怨交织的情感，带着二十年山重水复的记忆，女皇武曌或许也曾孑然一身地出现在乾陵神门的御道之上。三十年的夫妻生活，他是她再出生天的恩人，也是她迈向皇位的基石，权力撕扯、恩怨浮沉，那都是一种深入骨髓、难以磨灭的感情。

年复一年、燕燕于飞的少女，已在岁月中凋残老去，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在记录片《大唐帝陵》中，为了体现这一猜测的情节，特意制作的老年武则天游历乾陵的场景。这段内容制作的非常好，不仅将乾陵的壮阔展现，同时，也赋予了乾陵以人性的一面。滔滔白发行走于空旷的皇陵之中，绿树青山也不能掩盖老去的身容。在光耀之下，端摩由自己亲自撰写的《述圣纪碑》。那字体行间的点点金字即是记录也是一种回忆。

在东侧三出阙基台的南侧、与述圣纪碑遥遥相对的位置，安放了一尊更为高大的石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无字碑”

“无字碑”立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阙楼遗址前，高大雄浑，闻名于世。该碑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约98.8吨。圆首方砆，碑首刻有八条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龙。

螭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喜欢登高，其形常见于古代青铜彝器、碑额、屋脊、殿柱及印章之上。碑身两侧各刻有我国目前最大的《升龙图》一幅，高412厘米，宽119厘米，龙爪锋劲尖利，身躯骄健扭动，腾云驾雾，充满活力。碑座阳面正中线刻《狮马图》长214厘米，宽66厘米。图中雄狮昂首怒目，威猛强健，而马却俯首屈蹄，安然就食。

中国古代帝王陵前立“无字碑”者，以唐乾陵为最早。

乾陵“无字碑”盛唐时立，但却未刻唐人一字，个中缘由，后人纷纷猜测。如今留在碑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是宋明以来文人学士游乾陵时的题诗刻文，计42段，阳面32段，阴面10段，且大多数已模糊不清，唯碑阳面正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清晰可见。这段文字经有关语言文字专家研究考证，被确认为是失传几百年，当今最难读的死文字，曾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称为，“二十世纪之谜”的契丹小字。旁有汉字译文，额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铭文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响臣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迴廊四起，不胜欣怿。与礼阳太守酣饮而归，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书职方郎中黄应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题，右译前言。”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为金太宗完颜晟年号，皇弟应为太宗之弟。从此刻文可见金代时乾陵陵园已是殿庑颓塌，荒凉无睹，并在天会十二年以前有过一次大的维修。因而，这段铭文及其书体，对于今人研究契丹文字的历史、书法艺术和乾陵陵园的营建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字碑”之说，起源较早。史载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率军70万南侵，淝水一战，晋太傅谢安以八万兵力击溃了苻坚，“淝水之战”遂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谢安死后，有人认为谢安功高莫名，应立碑而不刻文。意即功劳之大，非语言所能表达。“无字碑”之说，可能由此而来。

封建社会的帝王陵前本来是不树碑的，墓室内也不放墓志铭。其用意是认为皇帝的功德太大，难以用文字去表达。但是，乾陵却突破了这一惯例，在朱雀门外竖了两通高大壮观的石碑，一个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一个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堪称“历代群碑之冠”。

到目前为止，对武则天“无字碑”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德大说。

有人说武则天以女子称帝，创前代末有之奇局，自认为功高德大，可与秦始皇相匹。秦始皇尝作无字碑以颂其德，武则天仿而效之，故有此碑；而另有人说武则天死时，自认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故仅立白碑，不刻文字，取《论语》“民无德而称焉”之意。

其二：自惭说。

有人说为，武则天喜欢自诩，临终大树贞石，以歌功颂德，但撰写碑文时，愧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留下了“无字碑”。

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史书上有关武则天晚年的材料较多，但没有临终“自惭”的记录。再者，武则天生前曾为其父武士彟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为其母杨氏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为自己立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临终前怎么会一下子“惭愧”到这步田地?如果说武则天确曾惭愧，那么她为什么还要留下这块白碑?为什么临终前不将它碎毁?

其三：称谓说。

有人说，“无字碑”不是武则天自己立的，而是唐中宗李显给武则天立的。白碑立好后，李显在武则天的称谓是书为皇帝还是镌为母后问题上举棋不定，从而形成了“无字碑”。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有些道理，但是，两《唐书》载，武则天临死前，曾宣布去帝号，死后亦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且终中宗之世，通称“则天大圣皇后”。因此，唐中宗真要给武则天立碑，称谓是不成问题的。纵或有些称帝称后之纠纷，也在乎中宗一念之间，何至于举棋不定，以至留白碑一通!

其四：非碑说。

有人说，“无字碑”不是碑，而是“祖”，“祖”代表宗庙，当然不写文字。持此种说者是见“无字碑”在左，“述圣纪碑”在右，便硬与古代的“左祖右社”相类比。殊不知“左祖右社”并非陵墓碑石。史载先秦时代，天子诸侯立“祖”于宫殿之左，以祀先祖，置“社”于宫殿之右，以奉土神，谓之“左祖右社”。故持此说者是误解了“左祖右社”的含义。

其五：遗言说。

有人以武则天自显庆五年(660年)参预朝政到补龙元年(705年)归位中宗，内辅外临数十年，治宏贞观，政启开元，维护了唐王朝的强盛局面，确实算得上一个风流人物、巾帼英雄。因此，遗言“已之功过，留待后人评价”是有可能的。孰不知，此说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我怎样写(武则天)》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该文略云：“没字碑，是纪念武则天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由后人评价，不刻文字。”此说近似情理，它一提出来，很快被人们接受，后来又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展了这种观点，并擅自去掉了原话中的“据说”二字，使语气变得十分肯定。当然，如果武则天果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那么乾陵“无字碑”的真相自然就大白于天下了。但问题在于，有关武则天的最主要的史籍如两《唐书》、《通鉴》、《唐会要》等所载武则天遗制中并没有这样的词句。因此，所谓的武则天“遗言”，纯系想当然而已。从目前情况看，这种观点比较流行。

然而，这种说法却很得到认同。因为：

(一)按照古代的规制，歌颂已故帝王“神功圣德”的碑文、立石，应为嗣君所为(大抵子孙，或由大臣撰写，让皇帝过目认可)，如上述乾陵的“述圣纪碑”可以说是武则天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上的一个创举(当然，其中不乏武则天的一番苦心和目的)。因此，武则天在生前为自己立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后，决不可能再有为自己死后树碑立传的行为。即便如此，在武则天去世后，中宗对违反祖制的这一立碑创举是否赞成，就有发表自己独立见解和采取行动的可能。要不，嗣皇帝决不会立一个无字的石碑。

(二)武则天碑是在她死后由嗣皇帝立的。但是，中宗亲眼目睹了武后一朝的严酷现象，亲身经历、亲耳听到母后对自己及兄弟姊妹的凶狠、残忍。如“潜毙其女以诬王皇后”；大哥李弘死于鸩，二哥李贤被逼自杀，中宗本人旋立旋废，亦几乎被杀，四弟睿宗李旦虽立而无权；子侄辈中，李贤长子光顺被诛，守礼幽于宫中，屡被杖，中宗长子重润“与其妹永泰公主、婿魏王武延基(武则天娘家侄武承嗣之子)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及至有关朝政、个人生活作风等诸方面，当儿子的对于自己的生身母亲的所作所为该怎样评价?“颂德”吧，无德可颂，“述恶”吧，与孝道不合。作为万民天子，表面上还得“道貌岸然”。继位的中宗皇帝太难办了。况且，当时朝中武则天的党羽亦为数不少，中宗还得考虑个人的安危和政权的巩固呢。立碑而不铭一字，恐怕是中宗左右为难的一个万全之策了。

(三)武则天死后，李唐皇室争斗频繁激烈，先是韦皇后效法武则天事；继而睿宗第三子李隆基杀韦皇后并其党羽，又与太平公主发生激烈冲突；直到先天元年(712年)，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后，争斗不安的局面才算稳定下来，在这七年的内争中，也有可能将撰写碑文、刻碑之事搁置一旁而无暇顾及，或因中宗的早死，睿宗的昏庸而无能为文之故。因此，武则天的“无字碑”恐怕也与动荡的局面，中宗、睿宗的修养、态度及别的一些个人因素有关。但是，近年来曾对“无字碑”作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发现在碑之阳面，从上到下，布满了4.5厘米见方的格子，这些格子，绝对不是后人刻上去的，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当初立“无字碑”时是准备往上面刻字的，而且已经写好了碑文。

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格子计算，碑文约3300余字。但为什么又没有往上刻呢?这要和当时的形势相联系起来分析。以武则天之好大喜功，兴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旨在炫耀本人，颂扬武周革命之举措，定会立碑铭文。因之推测：乾陵“无字碑”是武则天死后由嗣皇帝中宗立的。“无字碑”之所以无字，或因嗣君中宗、睿宗对生母武则天的功过难于启齿；或因继位人对违反祖制立的“述圣纪碑”不赞同；或是与当时朝廷内外的形势，当权者个人情况以及武则天遗制“祔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等有关系。

这尊无字碑，游客们到乾陵来都要在此驻足，或凝眸注视、或摄影留念、或指点评说。在他们眼中，无字碑不仅是乾避风头的象征，更是承载着女皇千秋功罪任后人评说的绝世豪情。

今天，这个原本无一定的石碑却刻满了文字，各朝文人墨客的题字已经俯拾皆是，正所谓：功过论争千秋去，无字碑上遍诗文。

古往今来，无字碑不知引发了人们多少猜测与遐想，直到今天，这座无字碑依然默默耸立，铭记着那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那个色彩斑斓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