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是刻毒和愚昧的，是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大倒退的重要原因。《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显然，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康熙统治下的满清始终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对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明朝末期荷兰屡次在军事和贸易上败给明朝，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荷兰便改变了这种颓势，因为明朝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贸易能力随着满清的摧残而荡然无存，而满清统治者还一再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注：满清这种伪朝，乾隆这样的鞑虏它们居然也有脸皮以窃封自己为‘天朝’真是无耻之极）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乾隆的意思是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满清禽兽皇帝们的心理了。若是明朝海军尚在，若是明郑舰队尚在，被打得只能买明朝令旗以求不被劫掠的荷兰人敢如此作为吗？

　　等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这近400年的时间里，距离明朝海军出动500艘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艇之一福船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歼灭日本海军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这群野蛮、愚昧的满清鞑虏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使团在观察过清朝的帆船后，马嘎尔尼写道“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祖先的方法。”

快沉没的破船

福康安平定西藏，征服廓尔喀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清朝的著名战绩

乾隆朝名叫福康安平定西藏，征服廓尔喀，为保全我国的疆土完整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也是保持了国家领土性维护了国家土地的主权，并且扫平了叛乱，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

康熙帝缔造了巩固和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的子孙雍正、乾隆继承了他的基业，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长达150年的“康乾盛世”。
……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看一个历史时期是不是盛世，得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方面考虑。 康乾时期，政治上虽不比唐太宗、朱元璋时那么人才济济，但也还算清明，特别是雍正肃清吏治后，朝政安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君主专制的发展也避免了朝政的混乱。 经济上，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漕运的疏通，免赋政策，而且一度开了海禁，改土归流等。康熙末年人口首次突破一亿，到乾隆时就达到三亿，虽然给当时造成了一定的人口压力，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中国GDP曾一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这在中国也属首次。 文化上，康乾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进入汇总阶段，许多领域达到了顶峰，民间小说兴起。但由于多种因素，现代科学未能跟上西方的步伐。 清朝疆域广大，边界线很清晰，绝对统治范围有大概1300万平方公里。元朝、唐朝虽然疆土也很辽阔，但绝对统治辖区也就是中东部一些地区。 康乾时期社会也比较安定，当然也与政府的高压政策有关，但试想一下，哪个朝代没文字狱呢？中国的哪位皇帝的姓名没有避讳的？ 民族就更不用说了，康熙平漠西蒙古叛乱，雍正改土归流，土尔雇特回归祖国。清朝前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 纯属个人见解

“近几年以来，阎崇年先生通过央视“百家讲坛”及一些著作，提出如下重要观点： 满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人永恒的骄傲。 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清兵入关掳掠，很难说悲,应该称喜。 辛亥革命只是清王朝新政的延续。（引自人民网强国论坛：阎崇年语录） 对于这些观点，本人一直表示不敢苟同。今从历史学角度，特别是如何评价满清皇朝所谓“康乾盛世”的学术问题，揭露史料的真实面目，以历史的真相对于阎崇年先生提出辩驳,并请博友们讨论。 满清康熙皇帝像 针对多年来对于满清皇朝“康乾盛世”的阵阵歌功颂德，我反复探索思考之后，提出一些实事求是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续115年。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这百年辉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 我们必须追究：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满清入关吞占全国以后，实际上跟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类似，造成中华文明的毁坏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中止了明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扼杀了科技文艺事业的进步。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时期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为光荣和“民族骄傲”，而必须深入清算，总结历史教训。 直到如今，它的后遗症仍然阻碍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始终存在着血腥的民族冲突 几乎没有文化（甚至刚刚开始使用文字）的满族统治者从入关开始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血淋淋残酷暴行，到覆灭前夕“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齿诅咒，从始到终，哪里有什么“清朝政权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江浙一带（包括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都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省屠净。历史上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难？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中叶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比。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谓“仁政”。 清朝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它征服的中华各民族看作奴隶，实行野蛮血腥的民族高压政策。强调满汉不通婚；筑起种族隔离墙，不准汉族去东北，不准蒙族平民入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歧视。 从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满清皇朝的斗争。 康熙明黄缎绣平金龙云纹大阅甲 “康乾”社会比明代大倒退 满清入主中原，造成社会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习、农奴制的烙印，随处可见。野蛮的“圈地运动”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华全国的生产力。社会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厌恶的喳喳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 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摊丁入亩”的税制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扼杀了产业化的苗头。 旁观者清。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康乾”工商业远逊前朝、落后西方 我国宋代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经过蒙古元朝的大破坏而逐步复苏，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在这“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 康乾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6330余万 ）；经过战乱后的恢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乾隆大阅甲胄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 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满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爱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满清乾隆皇帝像 关于“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史料极多；鲁迅先生也有所阐述。本文选取乾隆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字狱，引录如下： （1）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3）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4）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5）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6）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是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旨在维护专制。 （某些内容转引自《清高宗乾隆帝》和《关于康乾盛世》等文，有改动；原作者未详，特致谢意！引用历史档案资料恕不一一指明出处。） ［附录1］康乾盛世的工业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 清廷下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者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康乾盛世经历115年 是历史上3大盛世中时间最长的 主要还是皇帝好康熙28岁就干出盛世来 真够厉害的 可惜死的太晚害他儿子就做了10来年的皇帝 50来岁就米西了 乾隆要是像他爷一样8岁登记 那他就执政81年嘞 长寿王

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抹落日余晖！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