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准备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蒋介石为防止这一计划,调集几十万军队对突围西进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等多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
12月4日,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前严峻敌情,也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减弱的实际情况,坚持从通道北上,不惜冒进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亲自促成了党中央通道芙蓉会议的召开。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的芙蓉木林庵临时动议,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建议改变进军路线,西进贵州,进攻力量薄弱的黔军,让部队获得喘息时间。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当晚7时许,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次日,军委又再次发出电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史称“通道转兵”。
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芙蓉会议不仅促成了通道转兵,暂时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还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开端,也是红军长征中决定命运转折的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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