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和叔齐对武王伐纣的事怎么看待?姜太公对伯夷和叔齐有什麽评价?怎么说呢,在韩愈的伯夷颂中只单单描写了他们的品行,确实,在史记中...
伯夷和叔齐对武王伐纣的事怎么看待?姜太公对伯夷和叔齐有什麽评价?
点评一下伯夷叔齐的行为我认为他们太迂腐!
伯夷和叔齐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最高境界的代表?
伯夷、叔齐独行其志,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名人,包括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艺术家、文人学者、帝王将相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褒扬伯夷、叔齐。
1、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伯夷、叔齐。
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韩愈等等,对伯夷、叔齐都有著述。现简述如下。
孔子在《论语》中曾先后多次赞颂伯夷、叔齐,评价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并评价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评价夷齐为“圣之清者”。管子曰:“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韩非子曰:"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写过一篇《伯夷颂》,赞颂伯夷、叔齐。
2、用诗词的形式讴歌伯夷、叔齐。夷齐的让国精神和耻食周粟的高尚气节,使各代诗人深受感动。他们题诗作赋,咏颂伯夷、叔齐。见于文字记载的,咏颂伯夷、叔齐的诗多达近百首。著名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等都有传世佳作赞美夷齐。
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橘颂》中把夷齐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榜样,“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广州刺史吴隐之上任之前,听说广州城外有一泉,人称“贪泉”。传言赴广州作官者,若饮此泉之水,就会变成贪官。吴隐之上任伊始,就痛饮三瓢贪泉之水,并赋诗一首,以言其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也终于没有成为贪官。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俘囚禁期间,曾写过一首《和夷齐西山歌》。“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
风不至兮,德之衰矣。”元兵统帅劝降时说,“国己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文天祥正言以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凯问书与不书?”并咏诗抒怀: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伯夷、叔齐的事迹,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影响到周边国家。清代,朝鲜使者柳梦寅写过一首《夷 齐 庙》,“首阳苍翠郁嵯峨,滦水悠悠也自波。土俗尚闻孤竹庙,邦人能唱采薇歌。一时贤士知俱出,万古高名问孰多。此地清风吹不尽,荒台只是旧山河。”“ 邦人能唱采薇歌”,说明当时朝鲜人对伯夷、叔齐是相当崇拜的。
3、用美术、书法等艺术形式描绘伯夷、叔齐。
南宋著名画家李唐以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首阳山为题材,画了一幅《采薇图》。此画系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采薇图》刻划的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精神。图中描绘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坚定沉着;叔齐上身前倾,表示愿意相随。伯夷、叔齐均面容憔悴,身体清瘦。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图中人物刻画生动传神,森森然正气溢于毫端。这幅画的创作年代,正是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一些朝廷官员丧失民族气节,主张投降。李唐则以这幅画的形式弘扬高尚气节,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采薇图》传世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晚清入宫,至今已近千年。
绘画大师徐悲鸿称赞《采薇图》“为绘画史上的极峰。”《采薇图》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华夏文明的骄傲,同时又是炎黄子孙高尚气节的展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孤竹文化的延续。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书写过《伯夷颂》长卷,后为秦桧所藏,辗转多人后,清代入宫。1949国民党逃往台湾,将其带到台湾。继范仲淹书《伯夷颂》之后,元代书法家邓文原也书有《伯夷颂》。
“先哲吾师表,斯文古鼎铭。义形扣马谏,书胜换鹅经。故事征皇祐,乡祠谒仲丁。登堂睹遗墨,山雨飒英灵.心田垂世远,手泽历年殊。谁购山阴序,真还合浦珠。身惟名不朽,书与道同符。诸老珍题在,犹堪立懦夫。蜀后学邓文原顿首。”
邓文原书《伯夷颂》,现存故宫博物院。
在上海博物馆,保存着一件明代崇祯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伯夷、叔齐人物故事笔筒》,是我国珍贵文物之一。此件高21.9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为16.8厘米。整体直身,内外均施白釉。筒身四周以青花绘制,是一件典型的十七世纪明晚期景德镇精美青花瓷制品,弥足珍贵,堪称国宝。以伯夷、叔齐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瓷器、铜器、雕刻,明清时期还有很多。
4、以庙宇的形式祭祀伯夷、叔齐。
以庙宇的形式祭祀伯夷、叔齐,最早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清康熙永平知府彭士圣《重修清节祠碑记》云:"自汉熹平五年已有祠。唐天宝七载祀义士八人于郡县。崇祭则自此始。《水经注》为北魏时所著,《水经注》记载,“孤竹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说明北魏时期已有孤竹祠。孤竹祠无疑是祭祀伯夷、叔齐的祠堂。前蜀韦庄《鹧鸪》诗中有“
孤竹庙前啼暮雨”句。韦庄,五代前蜀诗人、词人。因《鹧鸪》诗得名,人称郑鹧鸪。孤竹庙于孤竹祠应为同物。唐代诗人李颀有《登首阳山谒夷齐庙》诗一首,“古人已不见,乔木竟谁过。寂寞首阳山,白云空复多。苍苔归地骨,皓首采薇歌。毕命无怨色,成仁其若何。”说明唐代已正式以夷齐庙命名。据《永平府志》记载,宋大中祥符四年曾访庙遣官致祭。清惠、仁惠谥号则封于政和三年。元至顺元年颁庙额曰"清圣古庙",久废。曾移于郡城内东北隅为明洪武九年,郡丞梅珪所建,未几复废。景泰五年,郡守张茂乃重建于孤竹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玺请于朝,赐今额御定祭文。而后,到明末清初,又经过五次较大规模的复修。祭祀伯夷、叔齐,见于记载的帝王,就有元世祖、明宪宗、清圣祖、清高宗、清仁宗五位。他们到夷齐庙祭祀伯夷、叔齐,或颁以祭文,或题写诗篇,都十分庄重。这些祭文、诗文,史志中都有记载。到夷齐庙祭祀伯夷、叔齐的达官贵人、文人学者、平民百姓,包括国外志士仁人,更是不计其数。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伯夷叔齐,是顽固不化
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二君的传记位列于史记列传中的首篇,考其中缘由,太史公当深许其志洁义重。伯夷叔齐以国相让以致二人离开故国而奔西伯,其志无意于权势名矣,其志不能不谓之洁,武王伐纣,其讽之为“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其不畏于强权,其义不能不谓之重。然志洁义重如二人者,竟饿死于首阳山,将死之时作诗“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后世多有将其视为不能随时俯仰且顽固的典型,或名之为书生意气。
在评价伯夷叔齐前,必须要解决武王伐纣的性质。对武王伐纣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伯夷叔齐的认识与评价。在记载武王伐纣的《牧誓》中,武王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爵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商纣的罪过主要是宠爱妲己,打击贵族。文中的“百姓”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黎民百姓,而是贵族的代名词。后世之人常将种种罪恶尽归于末代的败亡之君,多不识不思败亡之渐由来远矣。孔甲乱商。九世而殒。商纣诛比干,囚箕子,有抑制食封贵族、振救班爵制度之弊的作用。其征讨东夷之时,武王起兵袭其后,在战略上讲是成功的。在道义上则不尽居道德的制高点上。
史家所提倡“不虚美,不隐恶”。伯夷叔齐生于其时,又身为孤竹国的王子。学在官府的传统未被打破,学术尚未下移至平民中间,其对当时政治的认识与了解要远比后世之人更清晰深刻。当二人叩马而谏,自当认为武王之举不为世范。在周朝建立之后,又以之为耻,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夏启称王而家天下,征讨有扈氏扬言“恭行天之罚”,有扈氏灭。《淮南子》认为“(有扈氏)知义而不知宜也”。士为知己者死,有操守而守之不失乃可称之为士。道德操守不适于在政治领域的生存,中国历史上多的是一幕幕的武戏,真有几场文戏也不过是武戏的变种。止干戈以卫社稷,社稷不是道德可以维护不失的,干戈是维护社稷的硬性力量。
伯夷叔齐是蔑视暴力而有人文情怀的理想政治者,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操守,不会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轻易其志。在他们看来商王的统治固然不好,武王的治理未必强过商王几分,其自身上有不足之处,何足言“恭行天罚”于“大邑商”。当文丁杀季历,西伯囚于羑里之时,周商已是两代世仇,借言拯救黎民百姓,其中为其父祖报仇成分抑或不少。故伯夷叔齐有“以暴易暴”之说。伯夷叔齐对于时局的了解远较我们更深,故其劝阻武王伐纣的行动。
我们后世之人多耳食,多道听途说,更多以讹传讹,进入春秋战国学术下移多有对现实不满者,言必赞美三代之治,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圣王。在赞美武王的同时,讽其“以暴易暴”的伯夷叔齐就成了冥顽不灵的泥古不化的学究式人物。商朝末年———任何一个朝代的末年都是较为混乱的,秩序破坏,统一不再,还有谁会独守自己的理想与操守?伯夷叔齐固有所辨别,孤竹国国君之位不足以动其心,其志洁义重不愿为浊世的政治所污,故就西伯以期遂其志。至于武王起兵征商,二人视之亦当如孙中山先生之看军阀“南与北一丘之貉”。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太史公感叹如伯夷叔齐者不得善终,盗跖之徒竟享高寿。“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非独清士贤者所独享;恶,亦非盗寇奸宄所独占。善恶自有其判,善恶二字不能断尽古今之事。角度有别,则眼光有差,则结果有所不同,善恶就会有新的评判。我们应当如何选择?伯夷颜回等人安贫乐道,以其地位才华寻富贵则是易事,而他们没有选择富贵权势。盗跖之徒为恶不断,以其为恶之力做善事亦是易事,而他们同样不会选择与人为善。“道不同,不相为谋”,众人所取所重不同。如上所言,有操守而守之不失乃可称之士,伯夷叔齐之行的意义在于精神的充实和内心的强大,其不以世俗的物质为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为最可钦敬之处。而其隐居首阳山,我不能违心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如伯夷叔齐者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而姜太公则为政治上的务实主义者。
“以暴易暴”固然有其错处,消极避世也不是一种积极人生所当有的。商末周初混乱之世未定,如尽如伯夷叔齐,天下一样无法太平,二人在首阳山隐居的生活也不能实现。姜太公为《六韬》以致治,乱世杀伐故不可免,然“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历史进步的原动力首要在物质的创造力,精神上的追求是附着在物质之上的。伯夷叔齐自可隐居,天下苍生能达其境界的有几人?为自己的理想操守可以就死的人物是可敬的,能守其操守而又可致民安乐的人更是可敬的。事功学派提倡务实而不务虚,道德与功利是一体的。或许是分工不同,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存在正是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问题。伯夷叔齐带有苦行性质的坚持给了我们什么?士人的典范?孤独的理想守望者?令人耻笑的顽固?我以为给我们以深远的人文思考。姜太公周公因时制宜的务实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是几百年相对安定的秩序与和平。二者优劣,见仁见智。理想与现实,各有其用。无现实,理想无所依附。无理想,现实无所升华。
你认为伯夷、叔齐的行为可取吗
2、伯夷和叔齐自以为是道德的典范,却不愿意去教育别人向善,也不愿意去影响别人为善,他们作为一国的王子,我真的看不出他们的道德高尚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满满的为了个人的私誉,为了小小的私德,放弃公德,放弃大德。 而伯夷、叔齐之辈行为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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