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河北之间》的作者仇鹿鸣提到，从秦汉到隋唐，华夏大地上一直是以东西之争。如商朝起源于东部部落，而周朝起源于西北部落。

长安是西部的领袖、洛阳是东部的领袖，为了兼顾这两个领袖，如唐玄宗长期没有固定的居所，往返于长安与洛阳之间，试图维系东部与西部割裂。

到了中唐时期，长安的附庸成都、与洛阳的附庸扬州相继崛起，当时称为“扬（州）一 、益（州）二”，至此南方在经济上超越北方的序幕逐渐拉来，以南方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与北方为代表传统势力之争取代了曾经的东西之争，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许多观点认为，中唐以后，北方军阀混战导致了经济重心难移，但这个原因可能不够有力度。

除此之外，南方经济崛起应该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1、人均可分土地变少，拿田利益低于应付义务后，均田制崩溃，人口自由流动，使得经济结构由庄园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

2、南方水网更密集，更有利于航运，而航运是运输成本最低的贸易途径，使得商品经济时代，南方必然强于北方。

宋代起兵于河北地区，进军路径以南向为主，也使得南北之分更加清晰，“原始宋人”与“被击败的南方人”之间的矛盾。

宋代开国宰相都是以河北人为主，南方人首度进入朝堂核心大概是太宗时期。

宋太宗是太祖的弟弟，上位历程颇受争议，与太祖一派有难以化解的隔阂，太宗文官出身，武将几乎都是太祖的扈从，所以太宗及后世对武将行军路径的把控极为严苛。除此之外，为了扶持自己的势力，也必然会拉拢不被待见的南方人。

但太宗时期，依然没有南方人做宰相，只有江西人陈恕，作为三司使，也就是财政大臣。

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管钱是一件非常Low的事情，因此许多身份相对低微的人，都是通过财政大臣上位。如唐玄宗时期，提拔县主簿出身的宇文融执掌户部，但依然受到排挤，被弹劾贬官。唐玄宗说“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你们都说宇文融坏，我把他贬了，现在财政亏空，你们有办法吗？】没人敢吱声。

在战败者与战胜者的南北撕裂下，宋太宗信任南方人陈恕执掌财政，但没有让他进政事堂为宰相，以此达到了某种默契，太宗与宰执开支花不完，同时陈恕又不会威胁河北宰相的权柄。

真宗继位后，有次问陈恕，藏库到底有多少钱，陈恕说皇帝正值春秋之年，如果知道藏库盈余就会享乐放纵，所以不回答。我们现在看当时的史料，陈恕时期的财政状况确实是宋代最好的，不存在三冗问题。

晏殊与“五鬼”：

晏殊14岁以神童中进士，宰相寇凖竟然以晏殊是南方人为由压制：可见当时的传统习惯就是重北轻南。

宋真宗答：

破格提拔南方神童这年，恰好是澶渊之战后的第一年。澶渊之战，王超率领的十万主力大军因违命不赴前线，直接导致了战事以会盟收场。该军队含王超在内的主体队伍，就是太祖赵匡胤起家的河北人，这或许是此后宋真宗重用南方人的导火索。

此后数年，真宗因为寇凖喝酒误事等种种问题，罢免寇凖，但受到了北方元老势力王旦的强烈反对。但真宗不顾争议，进一步扩招南方官员。

真宗后期重用的五个人：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都被称为“五鬼”，这五鬼全部都是南方人。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个称谓带有强烈的地域歧视。

这五鬼中，王钦若与丁谓终于进入了宰相行列，相比前辈陈恕有了巨大飞跃，而这两人也是被【元代·脱脱】所编撰的宋史评价为著名奸臣。不知道如果陈恕真的被升为宰相，是否也会被称为奸臣呢？

丁谓作为陈恕的接班人，也是从财政大臣起步，一直做到了宰执，在他治下，几乎是宋代财政最后的宽裕时期。

仁宗初年，丁谓因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不和被罢免去了海南岛，财政接班人李谘、试图推动茶法改革，被刘太后叫停，此后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数次更迭，均未找到合适人选，三冗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全面爆发。

真宗后期，由于生病神志不清，长期由皇后刘娥控制朝政，仁宗继位后，年仅12，刘娥继续垂帘听政，前后影响朝局约10-15年的时间。刘娥是四川人，重用王钦若与吕夷简。王钦若是江西人、吕夷简是安徽人，再之前的丁谓是江苏人、之后的陈尧佐是四川人；南方人把持朝局近二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把南方歧视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