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笔者《皖南事变前后项英的表现，着实令人费解》一文发出后，有网友拿出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电，来为项英洗白，认为据此电报指示，可证明项英并非不遵守中央指示，而恰恰是遵守了中央“拖一两个月”的指示，才出现1月4日开始北移的行为。

先来看一下这封电报的原文：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你看，从电报发出的时间11月21日算，拖两个月，不就到了1941年的1月中下旬了吗？按这个时间期限，新四军皖南部队1月上旬就开始移动，这怎么能怪项英违抗中央指示呢？

最先持此看法的，曾明确说他根据的是1990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一书中的资料。没错，在该书第66页，就有这封电报，而且题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可以拖一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给叶挺、项英的指示》。

该资料集中， 11月21日那封电报之后，就是12月26日中央给项、周、袁那封带了怒气的指责电。该电很有名，大凡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基本都知道，但为了科普，我还是将其择要列出：

“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在该资料集中，有关中央给皖南新四军的指示，11月21日至12月26日之间，就没有其他电报了。这就难怪有些治史者为项英喊冤：你在一个多月前要我拖一两个月，这才一个月过几天，怎么就怪我拖了呢？

解开这个疑点，是不是可以从下面这两处着手：

第一，11月21日的电示，不是中央的主旨，而是对项英11月18日意见的迁就。

项英于11月18日亥时，曾致电毛、朱、周、叶（剑英）、胡（胡服，即刘少奇），电文中有：

“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做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目前局势有拖下去之必要，也请指示，以作应付，盼急复。”

就是在项英这样的请示下，中央才有了21日同意拖一两个月的回复。但很快，这一回复便被后面接二连三的回复所覆盖、所否定。

第二，12月26日之前，延安的指示电，并非仅有11月21日的一次，而是多次。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不知是出版时受客观条件限制没能收集到更多资料，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中央在11月21日到12月26日之间有很多指示电未能被收录。举几例：

就在中央发出同意皖南拖一两个月的电报后的第二天，11月22日，因为苏北我军即将向韩德勤发起进攻（即曹甸战役），考虑到国民党军肯定要对皖南我军实施报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电文中有：

“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电文中所说的动手解决韩德勤，定于11月底，那么也就是说，中央意图，是皖南新四军于11月底全部移苏南。时隔仅一天，情况有变，指示也就变了，也就没有再拖一两个月的说法了。

在接到中央21日同意拖一两个月的指示电后，叶、项于22日有一电给中央，电文很长，不全罗列了，只列其中重要的几句：

“因此，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这显然是得寸进尺，在接到中央同意拖一两个月的回复后，居然又进一步提出留在皖南的意见。这当然是中央所不能允许的。

收到叶、项22日电后，中央于24日敬二时，以强硬口气回电：

“（一） 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 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三） 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看到没有，这就不是征求意见的语气了，这也不是同意拖上一两个月了，而是命令了，而是必须限期北移的命令了。

电文中所说的敬二时，指的是24日凌晨两点。

就在上封电报发出后的当日申时，即24日下午的15～17点，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再次给叶、项发电，电文更短，口气更硬。电报全文是：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11月30日，延安情报机构掌握了日本诱降蒋介石未能得逞，从而扶植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的动态，毛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形势有转机，给叶、项并告周、叶、胡、陈的电报中，又显得乐观：

“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乐观是乐观，但要求皖南新四军12底之前移动完毕的期限并没有改变，只是和22日要求的于解决韩德勤之前移动完毕又有不同而已。

就在中央发电表示乐观的第二天，陈毅、粟裕报经中央转皖南，提出：

“希夷去上饶以求得移皖北为最好，次则移苏南，如留皖南极不利。”

12月11日，鉴于桂系李品仙将172师由鄂东调到皖东，刘少奇电告中央并转皖南叶、项：

“江南部队如需北移，望从速北移为好。否则，皖东将更破坏不堪。”

12月13日，项英又向中央发电强调困难，意图缓移江北，最好不移江北。中央于14日回电：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期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

到12月26日之前，中央给皖南新四军还有多次电示，其中再没有拖字，而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紧急而又严厉的督促。所有这些资料，都已经公开出版，有兴趣的不难找到，我就不再一一罗列了。

战争年代，形势一夕数变，决策与指示也就肯定要随着斗争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朝令夕改再正常不过。11月21日的电报，即使真的代表了中央的本意，那之后的多次电报也将其彻底否定了。如今网上有些人非要抱着21日的这一封电报死死不放，从而认定皖南事变的锅不应由项英背而应由延安背，合适吗？当过兵的，哪怕只当过列兵，也总该懂得后令压前令的道理吧？打个比方，假如某个团长，昨天命令某连于今日傍晚向西开进，但今天早晨又命令该连于今日傍晚向东开进，那么如果你是这个连的连长，到了傍晚你说你是该往东还是该往西？如果你仍然带连队向西开进，并以团长昨日的指令做依据，算不算违令？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只要是脑袋没让门挤过的都不会答错吧？

有些撰文者，因为提出问题比较早，那时的档案史料公开的还不多，或者虽然发文并不早，但局限于本人对史料的搜集，仅仅根据所能看到的中央11月21日给皖南的指示电，从而认定这个锅不该由项英来背，这情有可原。但在更多电文资料已经公开的今天，特别是在经人提示后，仍然视而不见地仅仅依据21日的电文得出结论，就是断章取义，就是别有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