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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书中写到在20世纪80年代，在民营企业上班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而自己做生意的则会被称作个体户，意思是没有组织的人，不受体制保护。

而如今已经21世纪都快过去五分之一了，父辈们仍然会认为公务员、国企是第一选择，稳定；仍然认为找工作是个大难题，你要是辞职了，那可是天要塌下来的事情了。甚至在国企工作也没用，你还要有“编制”。

他们的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只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出现而已。

这种认知的兴起，跟时代关系不大，而是跟时代主流群体的个人成长经历，关系很大。甚至有时候不光是认知的变化，还包括历史的变革，等阻力不在成为主流声音，阻力也就不存在了。

1978年改革的开始是由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彼时动乱刚刚结束，小平同志刚刚回到领导岗位。

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文章发表之后，不出意料地在全国引起四面讨伐，胡福明自己甚至都做好了吃牢饭的准备。

最后还是小平同志拍板决定，该文章符合马列主义，才使得风波平息。而这句话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稳定压倒一切”一脉相承，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以及成长边界方面，奠定了中国改革思想的三大基石。

当然除了这次拍板，在之后的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小平同志多次做出了重要的拍板，在扭转思想观念，主导社会变革方便居功至伟。

1978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小平同志当选政协主席，而他作为政协主席主持的第一个大会，就是“全国科学大会”， 在大会上，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也为后续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领导人在大会上承认，在很多方面，中国落后世界水平15-20年，并且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 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科技研究公关重点。

站在40年后的今天回看1978年，很多现象可能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或者是啼笑皆非：整个工作的环境是松松垮垮的；工人的身份和职位，是可以世袭的；一个日本记者甚至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140多年前的机器，并且机器还在正常运转……

当时距离现在不过40年，在这短短的40年间，我们从一穷二白，变成了如今的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别人一两百年才要走完的道路。

经济可以增长，科技可以发展，而整个的国民心智，社会氛围，以及全民文化水平却不是短时期可以发展起来的。在这种错配关系中，产生一些社会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发展了几百年的列强法国，到现在尚且混乱不堪，更何况是我们。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飞速的发展可以掩盖一些问题，转移注意力。而如今，在增长放缓的时候，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而已。

这些问题包括人口，包括环境，包括国企等等，然而是非功过并不能简单以现时作为评判标准。

1978年的中国，在政府层面的动作，也透露出了某种抉择。中国政府相应停止了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而在1978年，随着邓公的付出，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荣毅仁也翻了身，当选为政协副主席。

彼时，荣家在内地的资产几乎分文不剩，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在父亲的授意下，将之前家族留在香港的纺织厂的分红结算了一下，竟然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带着这笔资金，荣智健开始创业，最初的业务是向内地贩卖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等。吴晓波在书中陈述，当时的“内地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

1979年，在荣毅仁的提议下，中信公司成立，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成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

当然，变革并不仅仅萌芽在聚光灯下的政治事件和商人动向中，也在遥远、偏僻、贫穷的山村里。同样是1978年，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冒着被沙头的风险，签订了大包干契约，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包产到户的制度，让农民彻底摆脱了遏制人民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也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能。

看似毫不相关的两条历史轨迹，也因为这一制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纠缠到了一起。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脱离了出来，而大量的闲散人口，很自然地转入了工业制造领域，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契约带着一股壮丽的话，那么发生在江浙一带的变革，则透出一丝狡黠。

江苏省华西村的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早在1969年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到1978年的时候，华西村已经是富甲一方了；而在浙江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也悄悄地度过了它的10周年纪念日。

而以上两种模式，也代表了中国民营公司成长的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的乡村基层政权极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上，而后者则大半是个人创造。

在改革开放伊始，小平同志本来是想尝试用“巨额资本秘籍投入”的方式来拯救中国经济，为此中央政府还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金，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然而这个目标不久后就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很多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而半路夭折了。

之后小平同志迅速改变了路线，将重点放在了国有企业的改造上，与此同时，在地理位置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了特区实验，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而这两个路线也是成为了今后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一直至今。

面对尚未开垦的巨大中国市场，几乎所有国际巨头都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第一个来的是美国的通用汽车，不过可惜的是通用的董事会并没有能够同意当时墨菲提出的合资提议，合作无疾而终。直到20年后的1997年，通用才进入上海，而彼时，德国大众已经赚得杯满钵满了。

在通用说不的同时，大众开始了和上海领导人之间的谈判，一直持续了10年，中方一直坚持的底线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而不久以后，我们看到了满大街跑的桑塔纳，也看到了迅速推广开来的合资模式。

然而合资这种躺着赚钱的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车企提供了酣睡的温床，使得中国的车企逐渐丧失了自主创新的能力。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也是从此刻开始，中国正式开始了改革开放。

2

1979

彼时的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仍然身在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光在经济上远远落后，在文化上更是与世隔绝。

据霍英东的回忆，当时投资内地，最大的就是政策风险。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泼水节的画，其中有一个裸体少女，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而这个裸体少女，就成了霍英东判断局势的一个标志，画在即心安。

1979年，从零开始的中国开始一点点恢复一个正常国家的样子：政府成立了外管局，央视成立了广告部，以全聚德为代表的老字号重新开张，旅游业起步，保险业也在讨论之中……

当整个世界对这个睡眼朦胧的雄狮还不知所措的时候《经济学人》就已经对中国做出了语言。其分析道，拥有土地、能源、劳动力的中国的出口品，长远看来一定会如洪水猛兽般奔向世界。

而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也在中国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中国的做法是“三来一补”，中国提供土地、能源、劳动力以及原材料，外国提供设备、原始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最早出现于1978年。1978年7月，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设在虎门境内的太平服装厂与刚上合作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

1979年的世界并不太平，各国动乱不断，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韩国总统被射，联合国对伊朗制裁……不过在经济领域，日本是当之无愧的焦点。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在刚刚苏醒的中国，邓小平也把日本当成了第一个学习的对象。

1979年，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美国也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利用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巩固和加强知识产权的优势，成为了美国的国家战略。

在78年的三中全会上，中央认识到在国家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权利过于集中，应该需要大胆下放。而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79年，国务院宣布了8家大型国企进行企业自主权试验，首钢位列其中。

而在改革后的头三年，首钢也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不过自主权的下放，并不能解决本质上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二，清晰的产权和健全的法制，这两点没有解决的话， 即便是发展，也是难以持久的。

企业自主权的下放，并不能解决产权清晰的问题，管理者在拥有权力之后，必然和资产所有者，也就是国家产生各种纠葛，首钢就是一例。

在商品极度短缺的时代，随着需求的上升，首钢的效益快速增长，首钢越来越有钱，而有关部门的索取也越来越大。最开始首钢上缴利润为5%，后来一直上升到7%。

双方矛盾在1986年激化，北京财政局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时任首钢管理者周冠五拒不执行，接着财政局强行从银行扣款。矛盾的最后，还是小平同志拍板决定，维持首钢的承包办法不变。

这并非小平同志第一次拍板解决争端，也不是最后一次。在其后的十多年中，这位小个子政治强人多次在做出重要决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1979年，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其后的30年中，国有企业经历过数次改革，不过贯穿始终的，是中央及各级政府，作为国企的拥有者，如何竭尽全力的保全和壮大它们。

与其说是企业的改革史，不如说是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史。政府，国企管理者，民企，外企这几个不同市场决策，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一直在东拉西扯，讨价还价，直到现在。

北方的国企权力下放如火如荼，而南方，小平同志干预下的“经济特区”也渐渐成型，与此同时，时任招商局第二十九任董事长的袁庚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招商局，就是轮船招商局，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其后招商局虽然命途多舛，往日荣光不再，不过招牌却保留了下来。

招商局当时在编制上隶书交通部，而袁庚当时担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监管招商局。同样在浩劫中被打倒的袁庚，上任不久就提交了一份大胆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几天后，他正式提出了在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

本来袁庚只是想要一小块地方，没想到中央领导大笔一挥，直接给了七八十平方公里。当然袁庚没敢要，只要了一个半岛，就是蛇口工业区。

虽然蛇口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也没有财政拨款。不过袁庚争取到了两个权利，一个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金以下的工业项目，另外一个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再加上袁庚的四处奔波，两年时间，蛇口已经热闹非凡。

不过最终，因为在发展商缺乏中长期战略，管理上简单粗放等原因，蛇口还是衰败了。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不过袁庚在他离开之前，力排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分别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南山（港口）开发公司。

蛇口开发区筹办半年以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

在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同时宣布了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而在1979年2月，知青返城大潮的当月，又发布了闲散劳动力可以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的报告。

这也算是确立了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当然只是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傻子瓜子，因为雇工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界限是8个人，超过8个人，就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了，就是资本家了……当时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居然顾了12个人，这是不是在正面怼马克思？

到了1982年。那个时候，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顾了105人，而辩论声还是不绝于耳。这时候，是小平同志，再次讲话，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傻子瓜子得以留存。在政策上正式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是在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

当年的中国已经悄然迈出了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步。在珠三角地区，很多之前的逃港者返回内地办厂，而办厂的形式就是之前说过的“三来一补”，这种方式由港商解决了原料、技术和市场渠道，我们只需要付出廉价的劳动力。而这种方式也由此成为了南方工业兴起的主要模式。

而政府官员对于偷渡客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变：之前，偷渡客是严厉打击的对象；而现在，还是同一拨人，却受到了当地县级政府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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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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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饭桶戴老板：技术换市场：从关山难越，到暗度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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