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法书籍：《夏小正》，《太初历》，《甘石星经》，《大衍历》，《十二气历》，《授时历》等等；

而现在的书籍有：《中国古代历法》和《中国历法图书》

圭表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仪器。说白了，就是利用太阳的影子的方向来判断时间，利用太阳影子的长度来判断节气。
先说利用影长判断节气吧，影子的长度有太阳的高度角决定，太阳高度越高，影子越短。夏天太阳高度角比较高，冬天太阳高度角比较低。相应的，夏天正午影子较短，冬天正午影子较长。在特定观测点，特定节气太阳正午高度角是特定的数值，影子的长度也就随之确定了。从而判断节气。
其次是用影子的方位判断时间，原理也很简单。影子的方向和太阳的方向相反，上午影子向西，下午影子在东。但是，因为节气的不同，导致太阳纬度的不同，相应时间太阳的方位也会不同，导致影子的方向的变化。观测时要知道现在的日期，找到相应的刻度，然后来找地面上投影出的时间点即可。
圭表一点都不复杂，天荒坪（江南天文观测很好的地方）就有一个圭表。如果理解能力尚可，10分钟就能解释清楚怎么通过它读时间，判断节气。对我这样有一定基础的人，自然是一眼就能知道各种坐标的意义了。

至于中国古代的历法，对于楼主的要求没有帮助，如果说《梦溪笔谈》有圭表的使用方法，那是差不多的（类似于百科全书吧）。但是具体的历法不会有这样的内容（万年历+历法订立原则云云，类似于工具书+专著）。
还有一点，不敢说自己文史功底有多好，但是至少在平均水平以上，读读唐诗宋词不成问题，但是翻开二十四史，只能说自己孤陋寡闻……那些书籍，且不说专有名词，就是字面内容我估计楼主都是一头雾水。
真有兴趣理解的话，看看百度百科，能读懂的话已经能打下基本的框架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606.htm?fromId=611095

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的没落和中西天文学的融合

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虽然在个别领域仍有所发展，在个别时期也曾有复兴的苗头，但从整体上看，它经历了长期停滞，渐趋衰落，并融入世界 天文学发展的总潮流中去的历史过程。

一、传统天文历法的停滞和西学的东渐
自明初开始，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二百年中，除了对异常天象的观测仍在 继续，个别实用天文学（如航海天文学）有所进展外，天文历法的研究完全 陷于停顿的状态。
明初统治者对天文历法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策：“国初学天文有严禁， 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这严重地摧残了民间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至明 孝宗（1488—1505 年）时，曾“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 应者”，(61)可见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此外，极少数有幸涉足天文历法的 官员，多趋保守，满足于成规旧法以应付日历等的安排，久而久之，对于历 理渐渐茫然无知，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间有改革历法的议论，亦并无 真知灼见之识，或为“祖制不可变”的强大思潮所淹没。遂使有明一代，沿 用元代授时历，一无更改，殊可悲叹！
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国初的禁令已松弛，间有朱载堉、邢 云路等人起而对授时历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朱载堉先后献上圣寿万年历和黄 钟历，虽然从整体上看它们乃是授时历的翻版，但在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等 问题上较授时历有所修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对上自古四分历，下 至授时历的历法作了全面的评述。邢云路还在兰州立六丈高表，进行了万历 三十六年（1608 年）冬至时刻的实测工作，进而算得回归年长度值为 365.24219 日的新值，与理论值之差仅约 2 秒，是为我国古代、亦为当时世 界上的最佳值，(62)这是在传统历法经过长期停滞之后，迸发出的灿烂火花。 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 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 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汇的复杂过程。 先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学者，崇尚西法，他们与传教士一起，共同编 纂了《崇祯历书》，对西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对西法的传播起了极重要的作 用。到明清之际，则有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兼通中西之法，他们尽力取中 西法之长，力图融中西法于一炉，如王锡阐编撰的《晓庵新法》便是中西历 法合璧的产物。清初，以杨光先为首的一批官员，对西法采取全然排斥的态 度，其自身对传统历法又茫然无知，这对于天文历法的发展是无益有害的。 这些情况，大概反映了明末清初人们对西法传入的三种不同态度。
1723 年，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 1840 年鸦片 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 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时的学者只能埋头于对古代 传统历法的注释和整理工作，而西方天文学在此间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 以望其项背了，传统天文历法的落后状况已成定局，而这时的中国学者还不 能自知。
1840 年以后，长期禁锢的门户才被打开，近代天文学知识第二次以全新 的面貌传入，在中国学者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天文学知识的世界， 人们才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翻译、学习新的天文学知识，踏上了追赶近 现代天文学发展潮流的艰巨而漫长的道路。

二、航海天文知识的发展
在航海中，观测日、月、星辰以确定船位和航向的方法，至迟在汉代已 见端倪，到明代则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明代前期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 伟大航行所促成的。
在《郑和航海图》中，从苏门答腊往西途中所经过的地点，共有 64 处当 地所见北辰星（即北极星）和华盖星（即小熊星座β星、γ星等八颗星）地 平高度的记录，这是航海中利用了天文定位法的明证。类似的记录，还见于 清初的《顺风相送》一书中，说明天文定位法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它与利用指南针针经法相参照，是为这时航海定位的两大方法。
在《郑和航海图》中(自己去看），还有四幅附图，称为“过洋牵星图”，它以图示 的方法标出船位经印度洋某些地区时所见若干星辰的方位和高度角，这就更 具体和形象地表明当时人们由测量星辰的地平坐标以确定船位的天文方法。 而在《顺风相送》等书中，还有关于观测太阳出没以确定方向的方法，它是 以歌诀的形式表达的，是民间的比较通用的一种天文导航法。
用来观测星辰方位角的仪器大约是指南针，而观测星辰的高度角的仪器 叫做牵星板。据明代李翊的《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它由 12 块乌木板（最大 约 22×22 厘米，依次减小）和一块四角皆缺（缺口大小不一，分别代表某一 定角度）的象牙板组成。观测时，左手拿一块乌木板，向前方伸出，右手牵 直穿于木板中央的引绳，使绳与木板垂直，又令木板的下边缘与水平线相切， 眼在绳端仰视，使木板的上边缘（或置象牙板在木板上边缘以调节之）与星 辰相切，由此便可测知星辰的地平高度。

三、《崇祯历书》的编纂
崇祯二至七年（1629—1634 年），在徐光启和李天经先后领导下的历局， 聘请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耶苏会士参加，编辑了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 欧洲天文学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崇祯历书》，共计 137 卷。 该书分为节次六日和基本五目，前者是将历法分为日躔、恒星、月离、 日月交会、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六个部分；后者是指法原（天文学理论）、法 数（天文用表）、法算（天文学计算中必备的数学知识，主要是三角学和几 何学）、法器（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以及会通（中西各种度量单位的换算 表）五大部分。其中法原 40 卷，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是全书的核心，它不 但论述了历法本身，而且还着重讨论了作为历法基础的天文学理论和计算方 法等问题。 该书采用了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以为地球是宇宙的 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绕地球旋转，而五大行星则绕太阳运行。这个体系

比利玛窦等人传来的托勒玫地心学说有进步，但较哥白尼体系却是个退步。 该书还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日月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现 象，而此时小轮系统已被开普勒证明是一种主观的虚构，天体绕中心体作椭 圆轨道运动才是真谛。从这两方面看，《崇祯历书》所根据的并不是当时先 进的理论，而是业已落后的东西。 尽管如此，第谷体系和小轮系统对中国学者来说，也还是较新颖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该书还引进了一系列新的天文概念和计算方法。如明确的地球 概念，测量经纬度的方法，日月食计算新法，周日视差和蒙气差的改正值， 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严格的黄道坐标系统，冬至点和太阳近地点 的区别，圆周的 360°制等等。它还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 等人的部分科学成果和天文数据。如它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 的材料，基本上译出了其中的八章，译用了哥白尼发表的 27 项观测记录中的 17 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在日面上运行的新发现；译出了开普勒《论 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几段材料，等等。这些都大大扩展了人们在天文学领 域的视野。
清初，传教士又将《崇祯历书》略作整理进呈给清帝，改书名为《西洋 历法新书》，共 100 卷。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成为当时天文学 家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最主要著作，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王锡阐、梅文鼎等人的天文工作
清初，涌现出一批积极学习、研究中西天文学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兼通 中西天文学的流派，王锡阐和梅文鼎便是其代表人物。
王锡阐（1628—1682 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梅文鼎（1633 —1721 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他们对中西天文学均采取去伪 存真的科学态度，并脚踏实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王氏之学以精深见长。在深入钻研中西天文学和亲自从事天文观测实践 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63)他指出西法有精到之处，但还存 在不完善以至讹误的地方。如西法以为月亮在近地点时视半径大，因而月食 食分就相对地要小些。王锡阐则正确地申明：月亮在近地点时，其本身大小 是不变的，而地球影锥的截面却肯定要大些，所以月食食分不会反而减小。 又如，他指出了传教士汤若望在计算日食时刻时，把定朔时刻和食甚时刻混 为一谈的错误，以及把平气和定气合二为一的曲解。王锡阐还认为中法虽有 不及西法之处，但也不乏超胜的部分。他极力阐明传统历法的优点，在对我 国历代黄赤交角测量结果分析中，敏锐地提出了黄赤交角古大今小的正确概念。 在《五星行度解》一书中，王锡阐还在第谷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 独特的行星运动理论，并推导出了一组公式，用于行星位置的预报。
晓庵新法》是王锡阐融汇中西天文学的杰作，这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 以传统体例形制出现的历法，在内容上兼收中西历法的长处，并有所发明创 造。如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独立发明了计算金星、 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了细致地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 方法，等等。
梅氏则以博大闻名，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在数学方面，但对天文学亦多所 论述。仅天文学著述就达 40 余种之多，有对传统历法的评述、注释和研究， 有对《崇祯历书》的评论及正误补缺的工作，有对古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和 对他自己所创制的仪器的说明等等。这些著作对于中西天文学的异同得失有 着十分深入中肯的评介，对中西法的融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薛凤祚是与王锡阐齐名的另一位学者。他经过 30 余年的学习和研究，写 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十分系统、详尽地介绍了欧洲天体运动的计算方法， 并充分利用了传入不久的对数这一有效的数学方法。该书是我国学者独立完 成的影响很大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

五、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1760 年，法国耶苏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进献《坤舆全图》，在图的四周 说明文字中，肯定了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并介绍了开普勒运动定 律和地球为椭球体的事实。但是，这幅世界地图，连同前不久传入的表演哥 白尼学说的两架仪器，都被锁在深宫密室之中，没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才真正掀起了学习西方天文学的热潮。
1844 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书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 军事和科学技术作了介绍。其中译载了好几篇有关哥白尼学说的文章，并附 有地球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的图象，这是第一批公开宣扬和肯定哥白尼 学说的中文文献。 1859 年，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 《谈天》一书，这是近代天文学传入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该书是英国天文 学家约翰•赫歇耳编著的一部深入浅出的优秀天文学著作，原名《天文学纲 要》，在西方曾风靡一时，广为流传。《谈天》是据原书 1851 年新版译出的， 书中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已取得的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有对太阳系结构和 行星运动理论的较详细的叙述，有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 行星摄动理论（包括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彗星轨道理论等的论述， 有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的讨论。从而展示了一幅崭新的、 丰富多彩的天文学画图。 李善兰为《谈天》写了篇极其精彩的序言，极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日心 说、开普勒三大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的正确性，尖锐地批评当时一些 保守的中国学者对哥白尼学说的歪曲和攻击。 《谈天》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874 年，徐建寅又把 1871 年 为止的天文学最新进展补充进去，出版了《谈天》增订本。经由李善兰等人 的努力，从哥白尼开始到牛顿完成的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之上的近代天 文学知识，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1885 年，康有为写了《诸天讲》一书，其后屡经修改，到 1930 年他去 世以后才正式发表。该书介绍了许多天文学最新知识：恒星光谱型，太阳的 化学元素组成，太阳上的核反应，以及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设，张伯伦 和摩尔顿提出的太阳系形成的半碰撞假说，乔治•达尔文的关于月亮起源于 因地球迅速自转而从地球分离出来的假说，等等。
康有为以及严复、谭嗣同，以至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是哥白尼和牛顿 学说的信奉者，又都十分重视对宇宙演化学说的学习、研究和引申，这些都 曾是他们批判封建主义而变法革新的思想武器。 他们的工作，为近代天文学的传播，起了独特的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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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的公元纪年历法就是采取西方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经过世代连续不断的努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文学体系。中国古代天文学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历法，换一句话说，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中国古代历法不单纯是关于历日制度的安排，它还包括对太阳、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运动及位置的计算；恒星位置的测算；每日午中日影长度和昼夜时间长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预报等等广泛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历法的编算相当于近现代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为此，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观测与研究活动：譬如对历法诸课题的共同起算点——历元的选定，对一个又一个天文学概念的阐述，对种种天文常数的测算、各种天文数表的编制，对具体推算方法、天体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抉择和改进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还包涵更广泛的内容，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仪器的设计与制造，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以及对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长期系统的观测与记录等，它们与历法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分丰富多彩的体系。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下面我们拟分六个阶段（即如下六节）简要地加以介绍。

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这是一个天文学知识开始萌芽和初步积累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动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这些都给后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一、观象授时时期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谢等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以期顺乎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便成为先民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从中也就逐渐萌发出天文学知识的嫩芽。

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阳的出入作为作息时间的客观依据。太阳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现的规律，必定给先民们以极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应是他们最早认识到的时间单位。

自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明显的和意义重大的天象。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月亮的亮光对于人们夜间活动的安排是关键的要素。经过长期的观测和计数，人们逐渐发现月亮圆缺的周期约为30日，这便进而导致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月”的产生。

对于更长一些的时间单位“年”的认识，要较“日”、“月”困难得多，但这是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由物候——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出入等的观察入手，大约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随后才是对某些星象的观测。后者所得结果要较前者来得准确。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1)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传说中的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否则人们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问题。这时的圭表还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测定日影的长度。观测星辰南中天来确定季节，可以减少地平线上的折射和光渗等的影响，其精度自然要比观测星辰出没来得高。此外，从“日中”和“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和最短的日子）等说法，可知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这一点由下述《夏小正》的有关记载亦可证）。这些都说明，此时已进入观象授时相当发达的时代。其标志是：所观测的恒星已由一颗增加到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尧典》还记述了这时人们已经采用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这里以一年为366日，当是人们对恒星周年运动周期的测算得到的结果。由于一年的长度与月的长度不存在整数倍的关系，该初始历法已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予以调整，这显然是一种阴阳历，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在《夏小正》一书中，则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它集物候历、观象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相传它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就观象授时法而言，它是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作为一年中某一个月份起始的标准的。有人认为，《夏小正》乃是一种分一年为10个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为过年日的初始历法。(2)据《夏小正》记载，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悬在上”，其间的五个月为半年；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亦以五个月为半年。也有人认为，《夏小正》还是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由此看来，《夏小正》乃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纯阳历的见解，这是可信的。

《尚书·尧典》和《夏小正》的记载，都反映了观象授时法的重要成果，同时又反映了夏代出现的两种不同系统的历法（阴阳历和阳历）的雏形。它们是由观象授时向有一定规范的初始历法过渡的两种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商周历法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我们可以知道商代行用的历法乃是阴阳历。

首先，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置于年终，称十三月，是为年终置闰法。这时的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在甲骨卜辞中还偶有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记载，这说明这时人们还不能较好地把握年月之间的长度关系，对于闰月设置的多少，还没有一定之规，多半是由经常性的观测来决定，当发现季节与月分名相悖时，便加进一个闰月加以调节，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记载，它们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时期人们还称冬至为“日南至”）。其中有一块卜辞说：“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壬午这一天，贞人扶占卜，举行奏丘的祭仪，迎接太阳南至，会下雨吗？）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二者说的是同一祭祀活动，可证“日南”即为“冬至”(3)。这说明殷商时期已使用圭表观测日影长度的变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已知冬至日，一回归年长度的数值便不难算得。

其次，殷商历法是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起初仅以大、小月相间安排历日，这表明人们以为一朔望月长度等于29.5日。后来，更有连大月的出现，即在若干个大、小月相间的月份后，安排两个连续的大月，这证明人们已经知道，一朔望月的长度应略大于29.5日，这是对朔望月长度测算的一次重大进步，虽然此时对连大月的安置尚无一定的规则。

再次，殷商时期已明确使用干支纪日法，建立起了逐日无间断的日期记录的系列，从而提供了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等更长的时间单位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干支纪日法顺序循环，几乎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纪日方法。

再其次，商代已将一天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段，甲骨文中可见的时段专名有：明（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这是一种把白昼均分为六个时段的方法。有人认为，把一天分为百刻的制度，亦自此始。(4)

这些便是商代历法对于年、月、日、时刻安排的大体情况，西周历法与之大同小异。在金文中，亦有不少十三月的记载，并以“胐”（新月）为一月的开始，均为明证。但《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据研究，这当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发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5)这是我国典籍中关于朔日的最早记述。由此看来，大约在西周后期已有以朔代替胐为月首的尝试。由于朔并无具体的天象与之对应，它必须在测知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后，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应用，乃是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金文中经常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种名称，对此，古今众说纷纭。一为定点月相说，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二千年来人们多宗此说。一为四分月相说，认为西周时是将一个月均分为四份，每份约为七天，初吉等依次为各份的专有名称，此说起于近代王国维，一度广为史学界接受。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新说又起，现在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初吉系指初干吉日，即每月上旬的吉日；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别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既望则指满月或其后的一、二天。(6)这些解释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对天象的观测与记录

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对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观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有关天象的真切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是与预卜人事凶吉等占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异常天象。

“贞，日有食”；“癸酉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等，这是关于日食的记录。“六日□午夕，月有食”；“庚申，月有食”；“旬壬申夕，月有食”等，这是关于月食的记录。它们都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的交食现象的记述。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时，人们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还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阳边缘上有三条火焰升腾而起，当是关于日珥现象的记录。

“辛未有新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这是关于新星的记录。

此外，有人认为在甲骨文中还有太阳黑子、彗星等的记事，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证认。

总之，甲骨文中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天象记录，说明我国古代重视天象的观测与记录的传统，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促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就天文历法而言，前进的步伐亦明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阴阳历的定型，和关于宇宙的理论的涌现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特有的天文历法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周室衰微和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数天文学家垄断天文历法的局面。各诸侯国由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都极其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这给流散四方的畴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鲁有梓慎（活动于公元前550年前后），晋有卜偃（活动于公元前650年前后），郑有裨灶（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韦（活动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后四人皆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7)他们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同时并立，在天文历法界内形成了各树一帜、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

一、天文观测的定量化与系统化

1.二十八宿系统的形成和距度的测定

二十八宿是沿天球黄、赤道带，将其临近天区划分成28个区域的恒星区划系统，其名称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璧，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只漆箱盖，上面绘有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恒星系统的完整记载。究其实，二十八宿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年代还要早些，当不迟于春秋时期。据研究，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人们已经对二十八宿各标准星之间的赤道度距（称二十八宿距度）进行过测量，(8)其数值留存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一书中。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为日、月、五星以及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和定量化的背景依据，是为这一时期天文观测定量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恒星区划命名的系统化与《石氏星经》

将天上的恒星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区划和命名的工作，在战国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尤以石申和甘德的工作最为显著，他们对恒星的区划都自成系统。据《开元占经》记载，包括二十八宿在内，属于石申区划的星官有120个，计星815颗，属于甘德区划的星官有146个，计星687颗。他们的工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星官的区划和命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石申还定出了120个星官的标准星具体坐标值，这样各星官的位置和该星官中非标准星的位置都相对准确地规定了。此中，最主要的是对121个标准星（北斗星座选取2个标准星）具体坐标值的测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全数量化的成熟的星表，这就是著名的《石氏星经》。这一成果亦载于《开元占经》之中。对这121颗恒星坐标值的研究表明，许多恒星的坐标值确与石申所处时代的理论值相吻合，但另有一些却与东汉前期的理论值相一致，这说明《石氏星经》并不全是石申当年的测量结果，而是石申创始的天文学派在数百年间长期观测的总汇。即便如此，《石氏星经》亦不愧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石申也无愧为恒星坐标测量工作的先驱。

3.五星观测的数量化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五大行星运动的观测与研究有了重要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五星运动周期的测量。人们已经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运行一周天所需的时间）和会合周期（行星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隔）区别开来。石申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应为11.86年），其实，这一认识的产生当不迟于春秋时期。石申还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应为1.88年）。而甘德又测得木、金、水三星的会合期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载有木、土和金三星的会合周期，依次为395.44日、377日（应为378.1日）和584.8日，此当为战国末年的观测结果，与甘德当年所测的精度互有短长。

二是对五星动态的定量描述。石申和甘德已发现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们都曾形象地用“巳”字形来描述其运行的视轨迹。在《五星占》中则更具体地对木、土、金三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作了定量描述，如把金星的动态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六大阶段，每个阶段则定出所经时日与每日运行的速度，其中对两次顺行还定出二或三个不同的速率。这就是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行星动态表的雏形。行星会合周期的测定和动态表的编制，已使得对行星位置的预报成为可能。

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石氏星经》的出现，以及初始的行星动态度的编制等等，都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业已有相应的测量仪器的出现，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先秦浑仪”。(9)虽然我们还说不清这种浑仪的具体结构，但它应是汉代以后日益完备的浑仪的直接祖先，则是勿庸置疑的。

4.二十四节气的完备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创造。它曾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起初大约仅有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一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形成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由冬至起算，每经一年的1/24日交一个节气，其名称分别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此中奇数统称为中气，偶数统称作节气。二十四节气分别标志着太阳在一周年运动中的24个大体固定的位置，是对太阳周年运动位置的一种特殊的描述形式，它们又能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长短等变化的规律。所以，它们不但具有重要的天文意义，而且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二十四节气自战国时期得以完备之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在广大农村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5.天象观测与记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

自春秋始，对于异常天象的观测与记录，呈现多样化的明显趋向，如彗星、流星雨、陨石等的明确记录均首见于此时。《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僖公十六年（前644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这是最早的陨星记事；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些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等等。

此外，对若干天象记录的系统化又是一大特征。如《春秋》一书中，就有37次日食记录，据考证，其中31次记录是准确可靠的，(10)说明这时人们对日食观测的重视并已使之制度化了。又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绘有形态各异的29幅彗星图象，并赋予各不相同的名称，这显然是对大量彗星观测作系统的收集与归纳的结果。其中彗尾的形态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屈，彗尾的条数或多或少，彗头画成圆圈或圆点，有的圆圈中又画有一个圆圈或圆点，表明人们已经注意到彗头的结构层次，这些都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观测已经达到了比较精细的程度。

二、古四分历法

东汉时期的四分历，故通称古四分历。该历的朔望月长度可由回归年长度和闰周推得：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有19×12＋7=235个朔望月，有19×

取得如此明确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值，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未曾寻得如此规整的闰周，于是在历日的安排中，往往出现多闰或失闰的现象。所以，古四分历的出现，标志着阴阳历完成了从不稳定的、带有某种随意性的形态向明确的、规整的形态的过渡。

在欧洲，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所发现的闰周，罗马人于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所取的回归年长度，分别与古四分历相同，所以，古四分历的这三个基本数据在当时世界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别使用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合称古六历。其实，它们都是四分历，即都采用上述三个基本天文数据，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和每日起始的时刻有所不同而已，历元不同是由于各家观测年代的先后与观测精度的差异造成的，而后二者则纯属人为的不同规定。

到战国时期，古四分历的内容日趋丰富。如它们都以为冬至时太阳位于牵牛初度，这说明对于太阳所处恒星间位置的推算，已是这时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二十八宿的测定结果亦已引入历法中，也当无疑问。此外，二十四节气以及五星位置的推算也已是历法的组成部分。

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天文学研究有着巨大贡献，不仅为现代天文气象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和一定的思路，而且也代表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应该分多个角度来谈。
首先，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问世就告诉了我们现代人古代人民的智慧。
其次，其中的重要材料对考古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再次，如今的很多天文历法都是从以前的演变而来的。
还有，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大都是先于别个国家而成的，也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力量的一个象征。
大概就是这样了，恩，楼主觉得如何？

千古文章一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