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英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以为它是一个国家。其实它是一个联合王国，由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组成。其结构很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

目前，英国是由四个国家组成，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其中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同处一个岛屿上，而北爱尔兰孤悬于另一片岛屿上。

英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各组成国都保留了自己的“首都”、“国旗”、“国歌”，在参加足球比赛的时候，它们都有各自的足球队。所以世界杯上没有英国队，而是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

这么说来，英国是不是看起来很有意思？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主要由秦、楚、燕、赵、齐、魏、韩七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相互独立，拥有各自的文化、经济、政治体系，又同时听命于周王朝。虽然周王朝到战国末期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原则上还是这样的。

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够分裂出这么多的国家，主要是周朝建立之初实行的分封制造成的。那么，英国又是如何形成现在的局面呢？这还需追溯到4000年前。

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正处于尧舜禹时期，而这时的欧洲大陆上同样生活着一群野蛮种族，他们称之为凯尔特人。后来，一部分凯尔特人不满欧洲大陆的生存现状，开始登上隔海相望的不列颠岛，成为了岛上的第一批居民。

凯尔特人到达不列颠岛后，不仅带去了劳动力，更把语言和文字也带到了那里。他们在蛮荒的孤岛上，开始了自己与世无争的生活，远离欧洲大陆的尘嚣。

这样一生活，就是2000年。到了公元1世纪，也就是我国的大汉王朝时期。强盛的罗马帝国开始入侵不列颠岛。当时罗马军队统帅凯撒带领数万军队，从不列颠岛的南部开始入侵，凯尔特人也进行了强烈的阻击战。先后成功阻击了罗马人的两次进攻。

公元43年，罗马的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再次领兵入侵，很快就占领了不列颠岛的南部，也就是如今的英格兰地区。罗马人开始定居下来，并带来了他们的文字和语言。

又过了500年，大约到了中国的隋末唐初，欧洲大陆上日耳曼人强大崛起。他们共有三个部落，分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他们借助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迅速对外扩张和迁徙。不列颠岛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这帮日耳曼人比罗马人更野蛮，在他们强大的威慑之下，罗马人多次抗争无效，被赶出了不列颠岛。日耳曼人还强力驱逐土著的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无力抵抗，一路向北迁徙。

日耳曼人占领了不列颠岛南部之后，也开始了分封制，像我国周朝初年一样，诞生了许多小国家。这些小国家也是天天征战，最后也只剩下七个比较大的国家。

200年后，到了公元8世纪。这时候中国开始进入了唐朝末期。

这时候一帮来自丹麦的海岛，号称“维京人”的部落也看上了不列颠这块土地。他们像蝗虫一样侵蚀着英格兰的沿海地区，日耳曼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与维京人展开了漫长的战争。

一开始，七大国乱做一团，被维京人打得连连败退。最终集思广益之后，推选出阿尔弗雷德为盟主，大家开始并肩作战。一直抗争了几十年，最后由阿尔弗雷德的孙子埃塞尔斯坦取得胜利，统一了整个英格兰，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

日耳曼人统一了英格兰之后，原来被驱逐到苏格兰地的凯尔特人很不服气，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多次的争夺战。苏格兰曾发动了两次著名的战争，试图推翻英格兰的统治。

到了16世纪，不列颠已经被分割成以日耳曼后裔为主的英格兰王国，原土著凯尔特人为主的苏格兰王国，威尔士公国和爱尔兰王国。又过了几十年，四兄弟开始和谈。

英王室先是和威尔士签订了《联合法案》控制了威尔士，17世纪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苏格兰王位，成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共同的国王，于是兄弟两组合成了联合王国。

到了19世纪，爱尔兰也通过《联合法案》加入到了这个联合王国。但是1921年爱尔兰南部脱离了英国，而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于是就形成了如今英国的样子。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历史不过是凯尔特人和欧洲其他民族斗争的过程。这四个邦国虽然联合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的文化和习俗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包括语言。

2021年1月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社论有一篇题目是《脱欧后英国在世界的位置》，对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全球化不列颠”（Global Britain）计划颇有微词，对英国与欧盟的分离表达忧伤情绪，对英国重振“帝国”雄风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似乎代表了大多数英国精英的理性认知。与一味追求脱欧自保甚至无节制留恋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几近传统保守立场的“脱欧派”不同，相当比例的英国精英及有教养人士并不认为大英帝国有能力“昨日重现”，历史情结代替不了地缘和世界秩序的冷酷现实。

无论对脱欧立场如何，脱欧已成既定的政治事实，标志着英国进入了21世纪的新历史。用约翰逊首相回应苏格兰独立派的说法，英国首次公投脱欧与此次公投相距40年，英国人民作出了不容易的决定，而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也需要等上40年，需要下一代人的审慎参与和决策。十足的后知后觉味道。这是脱欧之后英国即刻面临的分离危机，寻求分离的还不仅仅是苏格兰，更包括在历史上一度产生宪制危机的北爱尔兰。根据英欧之间的《北爱尔兰议定书》，北爱尔兰与爱尔兰（欧盟）之间维持原有通关自由化法律安排，但需要在北爱尔兰与英国本土之间建立“硬边界”，从而进一步加大和诱导北爱尔兰的离心倾向。

在欧盟内部，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长期排斥英国参与欧共体，直到后来英国才勉强加入，但自身内部从起点上就存在分裂意见，因此在1974年进行过首次脱欧公投，没有通过。彼时的欧共体制一体化整合程度尚浅，英国向欧陆让渡主权与管治权相对有限，而英国之经济（尤其金融）与产业优势得以扩展到欧洲市场，英国人也可以在欧洲广泛区域自由就业和定居。然而，随着1992年欧盟的建立及其后欧洲共同体内部政策、法律、财政、外交等领域的深度一体化，英国的议会主权与司法权开始受限，欧盟共同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和难民政策带来的负担开始呈现，英国脱欧公投思潮与组织化开始高涨。

对苏格兰民族党而言，脱欧公投的通过开启了苏格兰独立进程的新时代。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历史恩怨上溯千年，威廉o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至今仍是苏格兰民族独立意识的重要历史偶像。就宪法关系而言，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实质性整合源于1707年的《联合法案》，但苏格兰的独立诉求始终没有熄灭。英国的内部宪制史，就是一部不断加码的“自治分离史”：苏格兰、北爱尔兰自治权的不断下放和升级，并未换来地方对中央的积极国家认同，反而给地方分离主义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合法活动权利与自由空间。自治并非不可兼容于统一的国家宪法秩序，但如果缺乏成文宪法或法律对自治权的边界及其监督机制进行清晰规定和强有力执行，自治不过是进一步分离的“政治摇篮”而已。

就现实性而言，苏格兰民族党在2021年12月31日英国最终脱欧之后即刻取得了推动“二次独立公投”的谈判筹码和政治优势：其一，苏格兰本身具有较为强烈的分离民意与社会政治基础，2021年独立公投即有44%的比例赞成，唯因当时英国脱欧取向未明及英国政府多方威胁阻挠，未能顺利通过，而现在英国自己脱欧了，曾经压制和说服苏格兰人民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其二，苏格兰有强烈的意愿通过先脱离英国再加入欧盟，以便延续苏格兰人民在欧盟共同市场范畴的一系列权利和自由，即便不能尽快分离独立，苏格兰民族党也会尽量争取苏格兰获得类似北爱尔兰的“一国两制”之宪制地位，从而迈出朝向分离独立的重要一步。

与苏格兰的跃跃欲试相比，北爱尔兰曾经在1980年代的“北爱共和军”时代有过激烈的分离抵抗运动，而今日之脱欧带来的北爱尔兰特殊地位安排将再次刺激“统一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追求。北爱尔兰的分离与苏格兰有所不同，主要不是为了独立建国及再次加入欧盟，而是为了实现“统一爱尔兰”的民族国家统一理想。

北爱尔兰的这一分离倾向将基于长期的分离历史以及现实制度安排上的“英式一国两制”模式而加速展开。对于“一国两制”在英国脱欧一系列安排中的适用性，英国政府曾表达极力反对的立场，认为将损害英国的主权与经济体系完整性，但最终不得不接受类似“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否则与欧盟的整体协议就无法达成。但这显然为英国国家统一及宪法秩序的完整性埋下了严重的结构性隐患。尽管北爱尔兰相比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更小，但因其历史、政治和现实条件更加易于导向分离路线。

然而，如今的英国已成“全球化困兽”：其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各殖民地的独立，掏空了大英帝国的内外双循环系统，且价值观与国际体系的权力变迁导致昔日帝国架构无法再造；其二，美国接收与整合了大英帝国的主要遗产，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英国二战后只能日益加深对美国霸权的依附来维持既得利益；其三，英国在替代性的区域国际体系中均不占真正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名不符实的英联邦，还是五眼联盟，或者欧盟。

由此评估约翰逊的“全球化不列颠”计划，貌似野心勃勃，实质举步维艰，局促彷徨间难措手足。《经济学人》批评英国政府“志大才疏”、“力有不逮”是有道理的。走出困境，英国需要抛弃殖民帝国思想残余以及“唯美是从”的战略习惯，真正立足实际修复与欧盟、中国这两大政治经济增长极的实质性合作关系，从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正道事业，或可适当补救分离危机与全球化困局带来的更大崩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