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里对宦官的评价很负面，有王振的专权乱国和私植党羽，有刘瑾的厂卫勾结和大兴冤狱，有魏忠贤的勒索钱财和暴虐百姓。很多人会疑问，既然宦官品行如此卑劣，行事如此不堪，为什么皇帝还要听之任之？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明代宦官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权力舞台的。

01 宦官掌权历程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官无过四品”，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同时给予了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等权力。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正统年间，英宗幼冲不能主政，太皇太后张氏“遂专令内阁负责票拟”，令司礼监“批红”。正德年间，司礼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从宦官掌握国家权力的历程来看，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明朝统治者喂养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皇权受到了文官阶层的倾轧，皇帝希望通过提升宦官权力来制衡文官阶层，左提右掣，相互制约。

02 文官的政治诉求

有了赵宋的铺垫，明朝文官阶层的政治诉求已经演变成“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希望圣天子坐朝听政“垂拱而治”。他们认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并不需要执行具体的政务。士大夫也不是君主统治天下的工具，而是与皇帝一样同为治理天下的主体。

对于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当然接受不了。

此时，道德礼法作为封建王朝的宪法，已经被文官们悄无声息地灌输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作为皇帝也必须要遵守。最为致命的是，史书这个古代对皇帝最致命的舆论监督工具也被文官所垄断，得罪文官也就意味着千秋之后的骂名，这迫使皇帝不敢和文官们直接撕破脸皮。

简而言之，文官阶层占领了社会舆论、道德标准、伦理纲常的高地，并享有最终解释权。

03 宦官当炮灰

怎么办？怎么向文官开战？于是皇帝想到了宦官。

之所以选择宦官，主要是宦官有三样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阉割制度使宦官受到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身残的自卑和身份的卑贱，助长了内心的怪戾和阴鸷。

由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观点影响，整个社会阶层对宦官的排斥，加重了对社会的报复性心理。

作为皇帝的家奴，且因阉割使家族蒙羞，宦官基本上和家人亲断义绝，使得宦官敢于得罪文官，同时对皇帝有绝对忠诚。

好了，炮灰也有了，那就开战吧。

——内阁有票拟权，那就给司礼监批红权，内阁的票拟没有司礼监的批红就不能形成效力，没有皇帝点头内阁的票拟就是一张废纸。

——让宦官掌控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独立于六部，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直接逮捕、关押、审判朝廷官员。

——对不听话的文官施以廷仗，由宦官来行刑，扒掉裤子，一杖下去皮开肉绽。你要体面，我偏不给你体面；你要斯文，我偏不给你斯文；你要自尊心，我偏要打碎你的自尊心。

——既然文官攫取了武将勋贵们的兵权，那就让宦官去监军，处处掣肘，并且监视文官的一举一动。

——将宦官派到全国各地监矿监税，对税收、盐务、采矿、采办、织造这些垄断业务进行监管，严格控制各税收。

04 文官的反击

不得不说，这就是帝王心术，直接从政权、财权、军权等维度对文官进行降维打击，让文官自顾不暇、疲于奔命。

接下来该文官来反击了。

文官使用了最狠毒的武器——舆论。简而言之，用唾沫钉子淹死你。

皇帝是君父，文官还不敢太过分，只能用一些花边新闻来编排一下，于是青史就有了宣德斗蟋蟀、正德豹房淫乐、嘉靖修道炼丹、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天启热衷木匠这些不痛不痒的记载。

但是，对宦官，文人可是睚眦必报的。

小样，我治不了皇帝，我还治不了你？

于是文官们纷纷捐弃前嫌，抱成一团，对宦官开始了全方位的绞杀。有人负责弹劾毁谤的，有人负责煽动民怨的，有人负责挖坑构陷的，还有人负责青史毁誉的，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皇帝来说，宦官是工具，主要用途是在限制文官的过度膨胀，用弃也只在一念之间，贤时便用，不贤时便黜。宦官作为皇帝最忠诚的奴仆，前仆后继地投入到对文官的绞杀中，因而也在青史留下一堆骂名。

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是我们所处的立场不同。

对于文官来说，宦官就是奸。但是对于宦官来说，文官就是奸。

1644年，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留下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皆诸臣误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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