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驰驿祀魏徵

一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结束后，胜利者们讨论如何处理李建成、李元吉的左右一百余人。有人提议：“这些人同罪，籍没。”尉迟敬德不同意，说：“有罪的是那两人，今天已经诛杀了。如果再追究他们的下属和同党，不是安定社稷的策略。”

于是，这一天，以皇帝李渊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只追究李建成、李元吉的“凶逆之罪”。其他的同党和下属，一律不追究。

当时在玄武门外面率兵为李建成李元吉血战，并杀死了朝廷的守门将领敬君弘、吕世衡的谢叔方、冯世立、薛万彻等人，都没有被追究，并得到了任用。李建成的太子洗马（从五品上）魏徵也得到了任用。

因杨文干之变而流徙于巂州的李建成的前太子中允（正五品上）王珪、前太子左卫率（正四品上）韦挺也被召回并任用。魏徵、王珪、韦挺三个人都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正五品上）。

一同被流徙于巂州的前天策上将府兵曹参军（从五品下）杜淹，当然是立即荣归并受重用。杜淹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从三品）。

但是，前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同党和下属，并没有因为皇帝李渊的赦令而感到安全。他们一方面心怀疑惧，另一方面，有的徼幸者乘此机会告发其他人以邀功请赏。谏议大夫王珪把这个情况书面告知了皇太子李世民。

武德九年七月十日，皇太子李世民下令：“六月四日以前同东宫及齐王有关联的人，十七日前同李瑗有关联的人，都不准互相告发。违反的人反坐。”

当时，又担心河北州县同前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关系密切的人发动叛乱。魏徵建议李世民进一步加大对河北州县的工作力度。

皇太子李世民对魏徵说：“你到河北去，安扶、晓喻河北各地。特许你便宜从事。”李世民又让秦王府法曹参军李桐客当魏徵的副使。

七月十一日，魏徵出使宣慰山东。那时候的所谓“山东”，是山之东。所谓“河北”，是河之北。魏徵走到磁州，遇到州县械锁前太子千牛（正七品上）李志安、齐王护军（正四品下）李思行，正在送往京师长安。

魏徵跟副使李桐客商量说：“我们俩受命的那一天，皇太子下了命令，前太子宫、齐王府的左右，都不问罪。现在又抓了李志安、李思行等人送京师，那么其他的人谁不担心自己？派遣我们俩去河北还有什么用，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宁可自己担当风险，也不能荒废了国家的大计。今天我们俩如果释放了李志安、李思行，让他们回去，不问罪，那么河北的州县很快就会全都知道了，就会相信了朝廷的赦令。从古以来的惯例，大夫出京巡查，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公务，如果有利于社稷，可以专断。而且，我们俩今日之行，皇太子已经特许，可以便宜从事。主上既然以国士来对待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做出国士水平的工作来回报呢？”

李桐客赞同。于是当即释放了李志安、李思行等人，让他们回去了。魏徵、李桐客通过驿站发出公文向李世民汇报了这件事。李世民知道了很高兴。

李思行在太原起兵前夕，被李渊派往京师长安观觇动静。然后李思行回到太原，带回了李渊想要的情报。起兵时，李思行被授予左三统军。根据目前能看到的材料，太原起兵时有九人被授予统军、副统军。李渊做了皇帝以后，褒奖太原起兵的功臣，其中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免二死，其他十四人免一死，李思行属于免一死的十四人。不过，李渊没有遵守自己的这个褒奖，杀了刘文静和赵文恪。太原起兵时赵文恪是右三统军。李思行做过嘉州刺史，封乐安郡公。李思行一直活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年间，得以善终。李治赠李思行为洪州都督，谥为襄。

二

当初，李孝恭平定萧铣以后，武德五年七月十八日，岭南酋长、隋朝的汉阳太守冯盎，率领所部投降唐朝。李渊把冯盎的地盘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等八个州，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统领这八个州。但是此后，冯盎同周边的州县，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而且，冯盎自己也一直没有入朝参加朝集。其他的州多次给朝廷上奏章，说冯盎反叛。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贞观元年，朝廷经过讨论，认为应该发兵讨伐冯盎。于是李世民诏令右武卫将军蔺謩、中郎将牛进达，率领江、岭几十州的兵力讨伐岭南的冯盎。

发兵以后，魏徵觉得不应该发兵，于是魏徵对皇帝李世民说：“现在国家刚刚安定，实力还没有恢复。岭南是瘴疠之地，山高水深，不便于用兵，又常常发生疾疫。如果应对不好，会造成损失。而且，说冯盎反叛，证据不足。所以不宜出动大军讨伐。”

李世民说：“岭南告发冯盎的人络绎不绝，怎么说反叛证据不足？”

魏徵说：“冯盎如果反叛，必定乘着国家不安定的时候分兵占据险要，攻掠临近州县。但是现在告发冯盎反叛已经几年了，冯盎的兵并没有出境。这是冯盎没有反叛最明确的证据。”

魏徵又说：“其他州既然怀疑冯盎反叛，陛下又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对方担心，所以不敢入朝。如果派出使者前往，宣示朝廷的坦诚公道，对方惊喜于免去祸患，可以不出兵而顺服。”

李世民于是诏令罢兵。蔺謩派遣副将到京师来上奏章，说明可以击败冯盎的理由。李世民仍然坚持罢兵。

贞观元年十月四日，李世民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从五品下）李公掩持节前往岭南宣谕。使者李公掩所到之处，溪洞酋领皆来听命，南方全部安定。冯盎派遣自己的儿子冯智戴，带着自己给皇帝的表奏，随使者李公掩入朝觐见。李世民多次赏赐冯智戴，任命冯智戴为卫尉少卿（从四品上）。

冯智戴就是“胡、越一家”中的“越”。贞观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从前汉朝的未央宫开宴会， 67岁的太上皇李渊让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冯智戴咏诗。李渊开心的说：“胡、越一家，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事情。”

李世民说：“当初岭南各州都说冯盎反叛，大家都建议我发兵讨伐。只有魏徵建议我派出使节安抚。我听从了魏徵的建议，只派出一名使者，于是岭南安定了。魏徵的这个建议，胜过十万大军，不可不赏。”赏赐魏徵五百匹绢。

李世民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核心团队是这样的：裴寂为司空，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陈叔达、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宇文士及为中书令，杜淹为御史大夫。

参加平时政务会议的人，通常还会有吏、礼、民、兵、刑、工六部的尚书。这时，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李靖为刑部尚书，裴矩为民部尚书，唐俭为礼部尚书，屈突通为工部尚书。

此外，各部门的副手和下级人员，如各种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治书侍御史等，以及各级御史们和谏议大夫们，也参加会议，并且也可以发言。

李世民曾经同大家讨论今后治国的大政方针，说：“经过了隋末的大乱之后，短时间内国家不容易通过教化达到安定。”

魏徵说：“不是。人生活在安乐之中就骄逸，骄逸就想着出乱子，出乱子了就不容易安定。人生活在危困之中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向往安定，向往安定就容易行政。大乱之后的人容易引导，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

李世民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一个国家一百年，然后才能通过教化达到安宁吗。现在国家经过隋朝末年的大乱之后，想通过教化达到安宁，短时间里怎么能做到呢？”

魏徵说：“这是说的常人治国，不是圣哲治国。如果由圣哲之主通过教化治理国家，只要使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一个月就能见到效果。三年成功，都太晚了。”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不同意魏徵的说法。他们说：“三代以后，人心逐渐不再厚道，变得奸诈。所以到了秦朝，就加大了刑法的力度。到了汉朝，更又杂以霸道，综合运用武力、刑法、权势等手段治理国家。这都是因为单一的教化手段，已经不能达到安定的目标了。难道秦人汉人不想通过教化手段达到安定吗？魏徵一个书生，不识时务，纸上谈兵。如果相信他说的空话，必定会败乱国家。”

魏徵曰：“五帝、三王统治下的民众，也是从前代延续下来的人，并不是从其他地方交换过来的，仍然达到了安定。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教化手段而已。这个是查一查古代典籍的记载，就可以知道的。当年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仗，非常混乱了。战胜之后，恢复了太平。后来九黎乱德，颛顼（zhuān xū）征伐九黎，战胜之后，恢复了安定。夏桀乱虐，商汤流放了夏桀，商汤在世的时候就得到了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然后到周成王时就太平了。这些不都是大乱之后得到的太平吗。如果说人变的越来越奸诈，不再淳朴，那变化到今天，应该都成为鬼魅了，那还怎么可能有太平呢。”

封德彝等人都说不过魏徵，但是都认为魏徵说的不可行。

贞观元年，一斗米值一匹绢。到了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一斗米只值三、四钱。旅行的人们不用自带粮食了，在路途中就可以很便宜的买到粮食。于是流散的人们都回到了家乡。这一年社会安定，判处死刑才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到五岭，人们外户不闭，已经不需要依靠厚重的外大门来经常性的防御盗贼了。

这一年的年初，大唐发起攻势，北突厥土崩瓦解。然后，诸蕃君长都到长安城来朝觐大唐皇帝，请李世民做他们的天可汗。李世民说：“我是大唐天子，又兼任你们的可汗吗？”此后给诸蕃酋长发文，就署名天可汗了。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我刚即位的时候，不止一个人上奏章，建议我要‘威权独运’，不能委任给下面的大臣们。还有人建议我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以安中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从了魏徵的话。不过几年，遂得华夏安宁，远夷宾服。这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又对魏徵说：“美玉隐藏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玉匠琢磨出来，就同瓦砾没有区别。遇到好的玉匠，才能成为宝玉。我虽然不是美玉，但是你像玉匠一样切磋琢磨，用仁义约束我，用道德启发我，帮助我建立了这些功业，你也是一个好的玉匠。可惜不能让封德彝看见这些了。”

封德彝病逝于贞观元年六月一日。

魏徵是一个帮助皇帝李世民做出英明决策并取得巨大成效的人。对于魏徵在政务上的功劳，李世民一次次的给予丰厚的赏赐。同时，魏徵的官职，也迅速上升，没过几年就成为宰相一员了。平日里，魏徵同其他宰相一道，随侍在李世民身边，或者互相讨论着办理政务，或者谈古论今，或者饮酒作诗，感情是很亲密的。

贞观四年，当时的宰相是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及王珪。李世民同诸位宰相宴会，李世民对王珪说：“卿识鉴清通，尤其善于谈论。从房玄龄开始，把大家都品藻一遍，然后再自我品藻并同诸位宰相比较。”

王珪的品藻，字词十分精湛。大意是说：论忠心，我不如房玄龄。论文武双全，我不如李靖。论口才好，我不如温彦博。论才干，我不如戴胄。论谏诤，我不如魏徵。论爱憎分明，我稍强于他们各位。（“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济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

李世民听了非常高兴，称赞王珪说的非常到位。各位宰相也非常认可王珪对自己的品藻。

魏徵很喜欢给李世民写奏章表明意见。魏徵写给李世民的奏章非常多，篇幅大的也非常多。除了讨论具体事务以外，其中很多奏章都是讨论“唯以道德为务”的，比较抽象。

三

魏徵对李世民，事无巨细，都要说上几句。宰相们在一起同李世民讨论时，魏徵是属于话多、插话也多的。同朝的其他人，大约会嫌魏徵话太多吧。

有个权贵（没有记载具体姓名）讨厌魏徵，多次对李世民说：“魏徵每次谏诤，一遍一遍的说，反反复复的说，陛下不听从就不停止。把陛下当成幼主，没有把陛下当做长君。”

李世民说：“朕年少时不好学问，只好弓马。从起义开始，到封王以后，不断建立大功勋，都是偏于武的。对于文的方面，理道，政术，都不留心。当了皇太子，立即就需要安定天下，需要提高自己的为政能力。当时只有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弘我以道。我当时在怀疑中勉强听从他们，没有想到效果非常好。几年坚持下来，天下太平，都是魏徵他们的功劳。所以对他们特加礼重，每事听从他们，并不仅仅是私人感情。”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是功勋卓著的大元帅，是冲锋陷阵勇猛善射的武将。归根结底还是一介武夫。一眼望去，还真的不像个特别能治理国家的人。李渊有废立之心时有所犹豫，并且最终没有选择李世民，也并非毫无道理。谁能想到李世民后来还真的学会了写诗写文章，练成了书法，顺便搞出了贞观之治。

有一个叫霍行斌的人，告发魏徵谋反。

李世民看了告发信，说：“这个告发信完全没有写出一点依据。不用鞫问了。这个霍行斌应该交付有关部门定罪。”

魏徵说：“臣承蒙陛下厚爱，成为近侍，没有以善而闻名，现在反而有了大逆之名，臣罪该万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将何以自安。请鞫问霍行斌吧。”

鞫问的结果，当然是还了魏徵清白。魏徵再次拜谢皇帝李世民。李世民说：“你的品性，我是了解的。其他人诽谤你，这也由不得你。不用谢。”

贞观十年正月，魏徵借着自己因为参与修成五代史而被提拔为左光禄大夫（从二品散官）的机会，写了一个表奏，附在崔确的表奏后面上报给李世民，再次申请解除自己侍中的职务。侍中是门下省的首脑，是宰相，正三品。

魏徵在表奏中说：“陛下多次破格提拔我，对我的恩泽很深。我也一直想着报效陛下。但是我本来就有眼疾，又患上了风疹，身体非常不好。天色稍微暗一点，就看不见几步之外的人。转动稍微快一点，就胸闷心乱。现在天下无事，朝廷里人才也非常多，应该不需要我这个病人了。可是陛下又把我提升为二品官。恳请陛下解除我的侍中职务，让我做一个二品散官，陪侍在陛下身边，拾遗补阙吧。”

李世民让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崔敦礼去跟魏徵说：“我有缺点错误，你总是指出来。我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就算你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也要留你在左右，随时咨询。何况你现在的病还不算重。不同意你辞职。”

见面以后，李世民又对魏徵说：“矿石有什么可宝贵的呢。工匠把矿石锻造成为有用的金属器具，就宝贵了。我把自己比作矿石，把你比作好工匠。你虽然有病，但是还没有衰老，怎么能辞职呢。”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魏徵又当面向李世民请求逊位。李世民也不好再不同意了。贞观十年六月六日，李世民任命魏徵（是年56岁）为特进（正二品散官），仍然兼管门下省的事务。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仍然参与讨论。对判处徒流以上刑罚的犯罪，要详细表达意见。俸禄、赏赐、随从人员等各项待遇仍然按照职事官对待，不按照散官对待。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以后，皇帝李世民各种思念去世的老婆，因而被其他人狠狠的议论，其中就包括魏徵。他们认可的，是思念李渊（贞观九年去世），那是孝道。而思念老婆（即使是皇后），他们是非常不认可的，非常不以为然，不过他们没有说明不认可的理由。李世民知道了，很不自在。然后就发生了李世民“移旧阁”的事情，爆发了李世民与魏徵两个人的直接冲突。

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我有疹病，所以移了一个旧阁，那个人就诽谤我修建望陵台（望长孙皇后的昭陵，而不是李渊的献陵），你们必须为我鞫问清楚。”

李世民问杨师道：“你说姜行本在移旧阁的工地，用了十车铜，听谁说的？”

杨师道说：“魏徵说的。”

李世民问魏徵：“你听谁说的？”

魏徵不吭声。

李世民再三的问，魏徵才说：“说用了十车铜，是谏争用语。臣如果说出了他的姓名，他就是诽谤。结果不会增益陛下的圣德。”

李世民说：“我有事，都向你说。现在你为了下面的人，不向我说。是我尽心对待你，而你不尽心对待我了。”

然后李世民转向御史台的官员们，说：“你们把魏徵带到御史台去鞫问。”御史台的职责之一，就是弹劾官员。

魏徵负气而出。

李世民对治书侍御史（御史大夫的副手）杜正伦曰：“从前我有事问房玄龄，房玄龄回答说不知道。魏徵当即说，哪有大臣向皇帝汇报工作，还有所隐瞒的。我现在问他，他就不回答。让御史推问，他就气呼呼的这样走出去。如果我的儿子能谏诤，还如此骄慢，也要打死。看魏徵这个意思，国家离了他就不能治理了。你去快快的问他。”

杜正伦按问清楚，用奏章上报给了李世民。

魏徵也写了一个奏章，附在杜正伦的奏章后面上报，说：“刚开始移旧阁时，陛下就告诉我们了，是为了避湿，工程的规模不大。我后来一听说望陵台的说法，就打算报告陛下，为此还同杨师道商量过，我当时就说这个望陵台的名字不对。不愿意说出姓名，并不是为了隐瞒这个人。”

然后魏徵说出了这个人的姓名，是一个少府监官。接着魏徵又详细说了自己同这个少府监官的对话内容，说自己问移一个旧阁需要多少费用，回答是：钉鍱要用个十车五车的吧。魏徵在奏章中同时闪闪烁烁夹杂了很多其他的话，意思还是你皇帝不应该问这么详细。

李世民看了奏章后，让释放了魏徵，不再问罪。

第二天，皇帝李世民在百福殿，魏徵进来感谢皇帝的宽大，然后退出。

李世民让御史大夫韦挺去对魏徵说：“你的罪，重于千钧。朕任用你，超过了齐桓公任用管仲，自近代已来，没有君臣相处的这么好。昨天问你的事情，你隐瞒不说，我现在想起来都很生气。如果你昨天没有说出来，不会再跟你见面了。说起来，我任用你已经十年了，一朝失去，我心里是很可惜的。你出去以后写出了姓名，我认可你的忠诚，所以不再问责。”

魏徵请韦挺转达自己的话，说：“臣本来是该死的人，蒙陛下破格提拔，在中枢机构做近侍已经十年了，对陛下的感情很深。昨天的事，臣罪该万死。陛下统一海内，养育百姓，安定天下，所有决策，都是出于陛下。臣服从还来不及，哪里有什么功绩。臣昨天如果死了，今天不可能再有幸奉见陛下的圣颜了。”

魏徵对李世民的谏诤，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地方，还是有的。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礼部尚书王珪对李世民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马下车，这样表达尊敬，不符合规定。”

李世民说：“你们都觉得自己尊贵，觉得我儿子地位低吗？”

特进魏徵说：“自古以来，亲王的班次在三公之下。现在的吏部尚书、侍中、中书令，虽然都是三品，但也都是天子列卿，以及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下马，不是亲王们应该接受的。从前也没有这样的例子，现在也不符合规定，确实不可以。”

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了皇太子，是准备让他做君主的。但是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不光是因为年岁大小。如果皇太子不在了，他同母的弟弟就会立为皇太子。以此而言，怎么能轻视我儿子呢？”

魏徵说：“商朝尚质，所以有哥哥去世后弟弟继承大位的。从周朝以来，都是立长子为塚嫡，这是为了杜绝庶子的非分窥觎，堵塞祸乱的根源。这个事情是君主需要特别谨慎的。”

李世民听魏徵这么说，于是批准了王珪的建议。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和亲王都是正一品，亲王在朝会时的班次在三公之下。但是，吏部尚书、侍中、中书令都是正三品，品级比亲王低多了，下马不是很平常吗？李世民当然不同意不下马，还生气。但是经过魏徵胡扯了一通以后，李世民不生气了，同意了。亲王们当时普遍只有几岁十几岁，还都是小孩，所以有的宰相心里不愿意下马吧。看李世民“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这句话，这次大家说的还是李泰。李泰这时18岁。

魏徵在这里单独先说吏部尚书，是因为这时候吏部尚书的班次，在正三品中排第一，高于侍中和中书令，更远高于其他五个部的尚书。此外，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高士廉。高士廉是已去世的长孙皇后的舅舅，是这里所说的亲王们的舅姥爷。

贞观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李世民有了第一个孙子。于是在东宫宴会，五品以上参加。酒酣，李世民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特进魏徵，让他俩坐在御床前的地席上，说：“贞观以前，房玄龄随从我平定天下，夷凶克乱，周旋艰险。房玄龄的功劳，没有人比得上。”李世民解下自己的一柄佩刀赏赐给房玄龄。李世民又说：“贞观之后，魏徵尽忠心辅佐我，安定国家，利惠万民。犯颜正谏，纠正我的过失。古代的名臣，也不能做的更多吧。”李世民解下自己的另一柄佩刀赏赐给魏徵。

司马光笔下的魏徵，同他笔下的诸葛亮一样，体现了古代读书人的一种自恋的理想：“一人而为帝王师”。不过，诸葛亮的这个天生高明的形象，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已经足够明显了。而魏徵，因为没有取得诸葛亮那么唯一的政治地位，不能从容包装，所以在新旧《唐书》中，并没有这样的神奇。

在实际的生活中，人才的逐渐成形也好，事业的一瞬间成功也好，本来并非神奇之物。像陈寿的《三国志》中写的那样，一出场就是必然的顶尖高手，这样的人，世间是不会有的。首先是资源，然后是时机，然后是决断，然后是运气。

魏徵逐步成长的过程中，运气还是不坏的。魏徵家庭条件不好，起点不高。先做道士，然后在乱世中给元宝藏、李密做秘书。李密失败了，魏徵又去游说徐世勣，结果徐世勣失败了，魏徵同徐世勣一道被窦建德俘获。魏徵给窦建德做起居舍人，窦建德又失败了。受益于齐善行的英明决策，魏徵随夏国将臣投奔唐国，得到皇太子李建成的赏识，成为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李建成又失败了。而魏徵，不仅留下了一条活命，更竟然在李世民的手下尽情施展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在历史上能够位列前茅的名臣。

李世民对诸葛亮很有好感，同大臣们对话时，多次提到“小国之相”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做为正面的例子。李世民还拿魏徵来比较诸葛亮，结论是：魏徵治理国家、帮助君王的所作所为，比较诸葛亮，诸葛亮没有胜出；魏徵不如诸葛亮的地方是行军打仗。

魏徵“唯以道德为务”，同权万纪是两类人，所以同权万纪很不对付。司马光是共鸣于魏徵的。《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写杜淹、写权万纪，像是在写反角，但是这两人的形象反而高大起来。权万纪同萧瑀是有一点像的。而杜淹，显然能力超群。但是，司马光心里却另外还有一套自己的喜恶标准。魏徵忌惮权万纪。魏徵对待权万纪，毫无风度形象可言，气急败坏、恼羞成怒而已。

事实上，诸葛亮自己全面执政，“法”的比例当然很大，这是完全不同于魏徵的。

四

李世民对魏徵的感情，集中体现在魏徵去世前后。

魏徵病重，李世民不断从宫中派出使者去探望。魏徵的住宅在皇城东面的永兴坊。使者们发现魏徵的住宅没有正厅。李世民当时正准备建造一个小殿，听说了，就用准备建造小殿的建材为魏徵建造了正厅，五天建成。李世民又派遣宫中使者带着素屏风、布被、素褥、几案、床、杖等，到魏徵家，赏赐给魏徵。李世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魏徵喜欢的类型。

魏徵上表奏给李世民表达谢意。李世民自己手写诏书给魏徵说：“看你的书法，不如平常，很担忧。我这样对待你，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一人。不用谢。”

李世民到魏徵家里看望，支开其他人，同魏徵说悄悄话，说了一天才返回皇宫。第二天又派人给魏徵送去两张被子。

听说魏徵病危，李世民带着皇太子李承乾和9岁的女儿衡山公主到魏徵家看望。魏徵命家里人把朝服盖在自己身上，把朝服的腰带拖展开来。将要辞世的魏徵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皇帝李世民的尊重。

李世民抚摸着魏徵，流着眼泪问魏徵有什么想说的。魏徵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这句话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字面上的意思是：“寡妇不担心自己织布机的纬线，而担心宗周的存亡，因为将会影响自己。”当时皇太子李承乾同魏王李泰的争斗白热化，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魏徵指的是这个事吧。

李世民告诉魏徵，把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李世民对魏徵说：“你看看新媳妇。”魏徵已经不能说话了。

李世民任命魏叔玉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并给魏叔玉赏赐了上朝用的牙笏。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夜，李世民梦到魏徵，梦中的魏徵，像平常一样。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得到了魏徵去世的奏报。魏徵去世时，也许未满63周岁。

李世民亲自到魏徵家里哭丧。敕命诸王及文武百官、诸州计吏，九品以上官吏全部去魏徵家吊唁。当时是年初，正好大多数亲王都从各自的封地回到京师参加朝集。

李世民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为文贞。赏赐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陪葬昭陵。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

将要出殡，魏徵的妻子裴氏说：“魏徵平生俭素，现在用一品官的羽仪来安葬他，他不会同意的。”全部推辞了。用布车载着灵柩安葬，“无文彩之饰，申其宿志也。”魏徵当时的官职是特进（正二品）、太子太师（从一品）、郑国公（从一品爵）、赠司空（正一品）。

送葬日，李世民敕令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计吏，全部参加，送出郊外。李世民登上苑西楼，临路，望丧而哭。令晋王李治宣敕祭之。

李世民望送魏徵，作了一首五言诗：“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惨日映峰沉，愁云随盖转。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李世民亲自为魏徵撰写了墓碑碑文及挽歌辞，又自己书写在碑石上。碑文刻出来后，停放在将作北门，公卿士庶都争着去拓印，“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当时人们说这个碑“二绝”：文章是当今皇帝李世民的文章，书法是当今皇帝李世民的书法。

李世民一直在思念魏徵，又特别赏赐魏徵家实封九百户。又登上凌烟阁，观看魏徵的画像。又写了一首七言诗送到魏徵的灵座，其辞曰：“劲筱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于形无复人。”

李世民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李世民又说：“魏徵去世以后，朕派人到他家里求其书信，在他的书函里得到一张纸，是魏徵正在写的奏表草稿，字都很难辨识。只有前面几行能分辨出来，说：‘安定天下之事，取决于使用的人才，任用善人则国家安定，任用恶人则国家混乱。公卿之中，有喜欢的有讨厌的。对于自己讨厌的公卿，只看见他的恶，对于自己喜欢的公卿，只看见他的善，这样就不能客观合理的使用人才了。所以，对于自己喜欢的公卿能知道他的不足，对于自己讨厌的公卿能知道他的优点，这样，在使用人才时，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避免他们的短处，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想了想，喜欢谁讨厌谁，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公卿和诸位大臣，可以把魏徵的这段话书写在笏板上，发现我这样做了，就劝谏我。”

李世民说着，眼泪流下来了。

后来，李世民又下诏说：“从前魏徵活着的时候，每每指出我的过失。自从魏徵去世，我有了过失也没有人指出来。并不是我从前有过失，现在都是对的，而是百官大臣都顺从我，不敢指出我的过失。所以发出这份诏书，要求你们指出我的过失。你们说了我不听从，那是我的问题。你们不说，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从今以后，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一定要诚心诚意的指出来。”

五

李世民对魏徵各种思念，又是登凌烟阁观画像，又是赋诗，等等。于是很多人不满意，各种各样的诋毁魏徵。然后，杜正伦的再次暴露，成了一个转折点。

本来李承乾谋反败露后，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四日，李世民把已经贬为谷州刺史的杜正伦再次贬为交州都督。然后，李承乾说，曾经派遣侯君集把金带赠送给杜正伦。于是，李世民又把杜正伦配流驩州。

魏徵同杜正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贞观元年，当时还是尚书右丞（正四品下）的魏徵，给李世民上表奏推荐杜正伦，说杜正伦“古今难匹”。李世民破格提拔杜正伦为兵部员外郎（正六品下）。第二年再提拔杜正伦为给事中（正五品上），兼知起居注。贞观四年，提拔杜正伦为中书侍郎（正四品上）。杜正伦的升迁速度十分惊人。

贞观十年杜正伦再次担任中书侍郎（兼任），贞观十二年侯君集担任吏部尚书。然后，魏徵给李世民上密奏，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这两人有宰相之材。魏徵请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仆射，还说：“国家安定的时候不能忘记危险，不可以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任侯君集专知。”李世民觉得侯君集“好夸诞”，没有用侯君集做仆射。当时是用了吏部尚书高士廉做尚书右仆射，侯君集任吏部尚书，然后又用了杨师道为中书令、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补了几个宰相的缺。

李世民配流杜正伦后，想到侯君集也犯逆伏诛，而这两个搅到皇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件里的人，都是魏徵竭力推荐的人。李世民于是怀疑魏徵阿党。

而李世民自己，在魏徵去世四个月前，贞观十六年九月四日，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李世民当时对大臣们说：“当今的朝臣中，论忠诚正直，没有超过魏徵的。我让魏徵辅佐皇太子，以此平息天下人的议论和想入非非。”魏徵上表奏推辞，李世民自己写诏书给魏徵，说：“周幽王、晋献公，因为废嫡子立庶子，导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家也破了。汉高祖几次要废除太子，太子因为四个老人辅助，然后得以安全。我现在依靠你，也是这个意思。知道你身体不好，你就躺在床上保护太子吧。”

李世民正在怀疑魏徵阿党，这时又有人说，魏徵自己记录了自己向皇帝李世民前后谏诤的言辞往复，提供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

李世民更加不高兴了。李世民自己亲自写诏书停了衡山公主同魏叔玉的婚事，又让仆倒自己写给魏徵的墓碑，对魏徵的家也逐渐不像从前那么照顾了。

魏徵将谏录给史官留存这件事，可以对比当时其他宰相的作为。王珪、戴胄、高士廉，都是上了奏表，就焚毁底稿，不让其他人知道内容。马周是在临终时亲手焚毁了装订在一起的底稿，说：“管仲、晏婴留下了记录，让后人看到君王的过失，给自己求得了身后的美名。这种事情我不做。”

而且，魏徵的谏录，不仅有奏表的内容，还有奏表的来龙去脉，还有大量魏徵同李世民的对话，以及所议论事项的处理结果。

马周临终焚表草，是在魏徵去世五年后。而王珪、戴胄、高士廉焚稿，都是远远早于魏徵去世的时间。

由此看来，大臣们上奏给皇帝李世民的一部分表奏，特别是直接给皇帝的密奏，在皇帝李世民这方面，并不会去特意保存。如果皇帝这边没有存档，大臣那边又不留存，就不会存世了。我猜想，如果皇帝李世民看了表奏，批转给有关部门办理，才会存档。

其他几个宰相焚稿的记录如下：

《册府元龟 卷321○宰辅部·慎密》，唐戴胄贞观中（贞观四年二月）为吏部尚书、参预朝政。（戴）胄雅有干局，凡所敷奏，坦然可观。时政得失，辄随事封进，多所补益。奏便削藁，由是外无知者。

《册府元龟 卷321○宰辅部·慎密》，王珪贞观中（贞观二年十二月）为侍中，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知国政，（王）珪所有陈说，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得而详也。

《旧唐书 列传第十五高士廉》，其年（贞观十二年七月），拜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辄焚稿，人莫知之。

《旧唐书 列传第24马周》，（马）周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卒，年四十八。

编写《旧唐书 魏徵传》的史官说，他们能详细的读到魏徵的谏录：“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魏徵的谏录，我们现在也还能详细的读到，其文字，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的，并无差别。这部书现在叫《魏郑公谏录》，在《资治通鉴》里叫《魏文贞公故事》，书名虽然不同，但是文字确实都是一样的。你看，李世民如此讨厌这件事，为此，自己的公主女儿也不嫁给人家了，自己写的碑也推倒不给人家用了，对别人的家也不如从前那么好了。但是，也没有把这本魏徵的谏录怎么样。

六

在李世民自己的心里同魏徵和解，是在两年以后，贞观十九年征辽撤兵的时候，“驰驿祀魏徵。”

李世民打算亲征高丽，环顾大臣们，说：“莫离支杀了自己的君主，又杀光了大臣。用刑如同陷阱，百姓动不动就被杀死了，大家手足无措，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为莫离支弑君虐下，现在打败他很容易。”

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的兵机神算，其他人都看不懂。往昔隋末乱离，陛下克平了寇乱。后来北突厥侵犯边境，西边的吐谷浑、高昌失礼，陛下派出将领讨击，大臣们都苦谏不宜出兵。只有陛下明略独断，将这几国一并诛夷。现今陛下将兴师讨伐辽东，臣也感到疑惑。为什么呢？因为陛下的神武英声，不同于周朝、隋朝的君主。如果出兵渡过辽水，就必须胜利。万一不能胜利，不能达到威示远方的目标，必定再次发怒，再次兴兵讨伐。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就安危难测了。”

李世民认为褚遂良说得有道理。

兵部尚书李世勣说：“不对。贞观十五年十二月薛延陀犯边，陛下本来命令我们追击，但是魏徵谏诤，所以采用了魏徵的进言，没有追击。这次失机，就是由于魏徵错误的计策。倘若按照陛下的圣策追击，薛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保五十年间边境无事。”

李世民说：“魏徵此次谏诤，确实没有说对。但是如果一次计策不妥当，就指责他，以后再有好计策，他也不好说出来了。我不久就知道耽误事了，但是没有再说了。”

由是，听从李世勣之言，筹划渡辽之师。

褚遂良多次进谏，其他很多大臣，如尉迟敬德、张亮、姜行本等人，也不赞成皇帝李世民亲征辽东，都劝李世民派遣大将率兵出征。但是，李靖老了，侯君集被诛杀了，一时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主帅人选。李世勣、李道宗，这次都是做为先锋官出征辽东。这次征辽返回后，打算再次征辽时，李世民甚至同长孙无忌说，下次让长孙无忌做大总管，率军前往。

因为有隋朝四次征伐高丽不成功、以至于亡国的前车之鉴，所以李世民一遍一遍的下诏书以及亲口告诉大家，这次讨伐高丽的必要性，和一定能够取胜的理由。

贞观十八年十月，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你们说的我都知道。做成一件事情，是需要时机的。现今国家经略高丽，就是这样。如果在严寒的冬天，非要种庄稼，让尧舜去播种，也种不活。到了春天，随便一个普通的农夫、小孩，都能种好庄稼。这就是所谓天有其时而人有其功也。高丽的盖苏文（莫离支是官名，盖苏文是人名）杀了自己的君主，又诛戮大臣，而且虐待其他人。下面的人无所措手，一方之人都翘首延颈向往被救助。吊人伐罪，今日正是时候。大家说这个说那个，都没有说到这一点。”

李世民留下房玄龄守京师长安，然后又留下萧瑀守东都洛阳，自己带着皇太子李治北上。

贞观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定州，皇帝李世民又对大臣们说：“辽东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魏、周时没有顾上。隋朝时四次出师都失败了，杀了多少中国人。现今他们杀了自己的君主,恃险骄盈。朕晚上想到这件事就睡不着，要为中国报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现今天下都安定了，只有这么一块地方。我要用将士的余力，荡平妖寇。如果我不做，后世子孙，会因为国力恢复，士马强盛，被其他人鼓动征伐辽东。到那时候兴师远征，也许会引起混乱。乘着我还没有老，自己把这件事情办了，不留给后人了。”

然后，李世民留下李治在定州监国，自己率军出征辽东。李世民这次亲征辽东，打下了辽东城、卑沙城，以及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麦谷、银山、后黄等，共十城，俘获人口十万户十八万人，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前后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驻跸之战，对方主将高延寿、高惠真率领其残余部队三万六千八百人战败投降。

皇帝李世民军加上李世勣军，接近十万人，每人有八驮用来运输物资。两军有战马一万匹。这次征辽东，战士死亡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了十分之七八。张亮的水军七万人渡海，攻克卑沙城，遭风溺死者几百人。

撤兵的路上，皇帝李世民以不能取得自己预想的成功，非常后悔。李世民叹道：“如果魏徵还在，必无此行。”李世民发出诏书，驰驿送往京师长安房玄龄处，安排了三件事：以少牢祭祀魏徵；再立起仆倒的那块墓碑；召见魏徵的妻、子。

魏徵的妻子裴氏及儿子们奉诏北上到达李世民的驻扎地，李世民予以慰问并赏赐。

魏徵有四个儿子：魏叔玉、魏叔琬、魏叔璘、魏叔瑜。

魏叔玉袭取了郑国公的爵位，后来官至光禄少卿。

魏叔璘，后来官至礼部侍郎。

魏叔瑜，后来官至豫州刺史。魏叔瑜善草隶，教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华和外甥薛稷。后来人们说到书法家：“前有虞、褚，后有薛、魏”。“虞、褚”，是虞世南、褚遂良。

魏徵的墓一直留存到现在。也有一块墓碑，但是上面没有字，不知是不是当初的那一块。瞎猜一下：仆倒墓碑时，因为上面有当今皇帝的书法，为避免大不敬，所以先磨去了所有的字迹，然后再仆倒。两年后再立起时，没有能够恢复刻字。其实，如果当时有拓本，还是可以再照拓本刻字的。这个拓本的数量，曾经非常多，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份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