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君主大一统的没落

欧洲的中世纪晚期以后，世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近代化浪潮，中国则处于君主大一统没落的明清时期。此前，元朝通过武力扩张建立的庞大帝国，中断了中国农耕文明的独立发展之路，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华夏民族及中华文化一直在传承，所以才会有后面大明王朝的崛起。然而，中国的明清时期，中央君主集权开始走向中央君主极权，国家大一统夕阳西下，犹如强弩之末越绷越紧，愈加僵化保守，以致古老的中国迅速落后于近代世界浩浩荡荡的发展潮流。

1.堕落的明朝

1356年，朱元璋加入反抗元朝统治的红巾军，很快继承了病逝的起义军领袖郭子兴的地位，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攻占了江南的半壁江山。1367年，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其它起义军和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后，开始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北伐。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明朝共传16帝，国祚276年。

“洪武四大案”。朱元璋即位后，轻徭薄赋，惩治贪墨，经济社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1373年，左丞相李善长引荐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数年后，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在朝中遍植朋党，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由于胡惟庸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都不向皇帝请示就擅自处理，这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皇权旁落的危机。

1379年九月，越南占城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但胡惟庸和汪广洋等人便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而礼部则反唇相讥，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汪广洋因此被处死。接着，朱元璋又以汪广洋曾违法纳官妇女为妾，下令追查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1380年正月，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枉法诬贤”“擅权枉法”“蠹害政治”等罪加以处死。胡惟庸死后，他的罪名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他“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谋反”等罪名，以致同谋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

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御制《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又杀了几十家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位居“勋臣第一”的韩国公李善长，在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免于追究。十年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罪名上告，朱元璋便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70余口一律处斩。

在总结胡惟庸案的教训时，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帝的权力下移给丞相等实际掌权者，而皇帝又久居深宫，不能体察民情，导致很容易被臣下所蒙蔽，一些好的政策也得不到很好贯彻。为此，朱元璋借机废黜存续了千余年的左右丞相之职，后又废除了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彻底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将中国古代的君主集权推向了新的高峰。朱元璋甚至还在《太祖实训》中明确规定，今后不许再立丞相，否则凌迟诛族。

在行政权力集于一身还不够，朱元璋很快又加强了对司法权力的干预。他首开历史先河，设立了专门负责侦察的内廷机构东、西厂卫。由于厂卫愈加庞大，又出现了锦衣卫、内行厂等特务机构，受皇帝直接领导，互相制约，构成皇权专制的可靠支柱，标示着君主集权统治的空前强化。

中央六部事务也都直接由皇帝一人裁决，虽然进一步强化了明朝的君主专制，却暴露出了更大的弊端。由于皇帝也是人，并不是所有皇帝都如朱元璋那般精力旺盛，加上皇帝也做不到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高度集中的皇权使得皇帝不堪重负，有时甚至贻误公事。为此，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之后内阁制便形成了。起初，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决策的顾问，其权力不如宰相，只能“票拟”。随着形势发展，内阁首辅渐渐成为了实质上的宰相。明宣宗朱瞻基时，皇帝又将宦官势力也拉进来为自己分担，这又为宦官弄权埋下了隐患。

明朝虽然沿袭了前朝的科举制度，但此时的科举已经失去了它在初创期的积极意义。为了严格控制士人的思想，明朝设置八股取士，规定科举考试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只准采用程朱理学的释经观点，答卷的文体由八个部分组成，即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此举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导致文风日下，使得培养出来的人特别是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成为了顺从皇帝的奴仆，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

明朝还废除了地方行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军政。“三司”是朝廷在地方的派出机关，互不统属、分权鼎立，互相牵制，遇有重大事宜，由“三司”合议，上报中央部院，便于中央垂直领导，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更加强化了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

朱元璋在平定天下后，曾大封功臣，但开国没多久又滥杀功臣。他借有的功臣越过礼法，为非作歹，制造了“洪武四大案”，大肆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

明朝初年，每年各布政使司下属的府州县都需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缴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得驳回重新造册，且必须再盖上地方大印才算完成。因当时交通不便，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很长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前朝就有的习惯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1382年，朱元璋获知此事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此案是否冤狱，争议较大。

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并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赋税。此案牵连全国的12个布政司，牵涉的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皆被处死，“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蓝玉统兵多年，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自恃功高，骄横不法，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甚至不听君命。北征还师时，夜扣喜峰关，因关吏没有及时接纳，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他霸占东昌民田，私蓄奴婢，纵奴作恶乡里，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进行走私。凡此种种恶行，终于引发朱元璋的杀心。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便将蓝玉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有关系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

朱元璋制造的“洪武四大案”，其中胡惟庸案空前打击了宰相权力，郭桓案和空印案极大震慑了贪腐官员，蓝玉案则彻底消除了军事将领对皇权的威胁。但是，在此过程中，朱元璋大肆杀戮无辜人员，甚至使用残酷手段制造系列冤狱，以致人人自危，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除了朱元璋之外，中国古代较为出名的杀功臣开国皇帝还有出身同样低微的刘邦。有人便据此认为，出身穷贱的人性格一般都很扭曲，称帝后更容易诛杀功臣，这完全是一种既蠢又坏的阶级阴谋论。这种观点和今天时常流行的“穷人当官后更容易贪腐”如出一辙。然而，历史上那些寒门出身的贵子、人穷志坚的贤者不在少数，而那些号称世家大族出身的乱臣贼子、衣冠禽兽也不在少数，而且他们一旦坏起来，很多时候比那些毫无根基的人坏得更彻底。总之，你我都是凡夫俗子，别以出身论贵贱，利益诱惑之前，贪欲驱使之下，大多数人都一样！

虽然，杀不杀功臣与皇帝出身无关，但大开历史倒车的朱元璋，残酷嗜杀却是史实。特别是他在临终前，竟然下了一道“责殉诸妃”的遗诏，更是比杀功臣还狠，使得曾在商周时期流行的人殉制度一度死灰复燃。有人甚至说，因为这道命令，影响了明朝200多年的国运。朱元璋死后，有40余位未生育过孩子的嫔妃随之殉葬，她们大多被上吊杀死，死前更是“哭声震殿阁”，极其凄惨。据记载，明代的殉葬制度实行了五朝，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去世前才废止。

郑和下西洋。1398年，朱元璋驾崩，因太子朱标死得早，朱标的儿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明惠宗，年号建文。朱元璋生前，为建文帝解决了朝中几乎所有的权臣，却并未打压分封各地的儿子王爷，以致各地诸侯日益坐大，直接威胁年幼的建文帝的统治，于是为加强中央集权，历史又开始重演削藩之乱。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占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即位，改元永乐，为明成祖，史称“靖难之役”。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

朱棣登基后，文治武功颇为显著，在他治下被称为“永乐盛世”。他率兵五征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并分而治之，不使任何一方独大。镇压兀良哈蒙古，安抚东北女真各部，维持地方稳定。编修《永乐大典》22937卷，约有3.7亿字，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遗憾的是，后来该书大多惨遭历史浩劫，仅存800余卷也散落世界各地。

但是，朱棣也强力镇压异议者，他恢复了锦衣卫，设置东厂，方孝孺更是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异见者。御史大夫景清为替建文帝复仇，一直隐忍，某日下朝时想刺杀朱棣失败，被擒后便破口大骂：“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尔背叛太祖遗命，真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朱棣勃然大怒，命人将他处以“磔刑”，肢体分裂剥皮，在腹中装进茅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还不解气，朱棣又下令诛灭了景清九族，后又转相攀染，凡景姓族人及他的老师、亲戚、朋友、学生等几乎都被斩尽杀绝，共株连数百人，酿成“瓜蔓抄”惨祸。

在朱棣的强势统治下，明朝内部局势稳定，社会经济得以较快恢复。由于南方造船业的日益发达，加上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等，为了宣扬大明国威，朱棣以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为名，自1405年开始派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下西洋，与各国来往，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

据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相当于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船舶用途不同，可分为宝船、马船、粮船、坐船等类型，船队人员主要分为指挥、航海、贸易、后勤、护航等部分。船舶体型较大，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载重800吨，可容纳上千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

郑和船队还把航海天文定位（天文导航）与导航罗盘（指南针导航）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称为“牵星术”。用“牵星板”来观测定位，并据此判断船舶的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在天文导航时代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因而，郑和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海洋环境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而很少发生意外事故。

1405年六月，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途径麻喏八歇国时，该国东西二王交战，西王误杀郑和船队登岸人员。事后，西王派使者谢罪，郑和也未深究。在三佛齐旧港，郑和想招谕当地海盗陈祖义，谁知他诈降，还想袭击船队，被郑和击败，杀敌5000余人，烧毁敌船10艘，生擒陈祖义等3人，并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1407年九月，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朱棣下令斩杀了陈祖义，宽恕了谢罪的西王，褒奖了旧港之战的有功将士。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这次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1408年初，郑和船队开航，访问了占城、暹罗、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再次驶往印度洋，到达柯枝、古里，册封了古里王。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

1409年10月，朱棣在派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等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启了第三次远航。此次航海规模庞大，随航官兵达2.7万余人，海舶48艘，访问占城、暹罗、满剌加、东西竺、苏门答剌、锡兰等国。

访问满剌加时，郑和赐给当地酋长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助其建立满剌加国，暹罗自此不敢侵扰满剌加。途经锡兰时，该国此前一直打劫过往商船，国王亚烈苦奈儿想“谋害舟师”，被郑和察觉，便没有过多停留。回程再经锡兰时，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派他的儿子发兵5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的归路。郑和趁敌军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2000官兵趁夜突袭王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家属。而后，郑和率众拜访当地寺庙，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此事，寺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1411年六月，郑和船队归朝，朱棣赦免了亚烈苦奈儿，另立锡兰国贤君。

1413年，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进行第四次远航。统军2.7万余人，船舶40艘，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吉兰丹、孙剌等国。到占城时，郑和赐给占城王冠带。到苏门答剌时，苏干剌刚刚弑君篡位，明朝认为他是“伪王”，郑和便没有给他封赏。苏干剌恼羞成怒，率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军奋起抵抗并获胜，生擒了苏干剌。此后，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1415年八月，郑和船队回国，苏干剌被诛杀。

1417年六月，郑和船队奉命第五次出航，主要是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等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在柯枝，郑和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1419年八月归国，各国使节随船来访。

1421年三月，朱棣派郑和送16国使臣回国，开启了第六次远航。到达占城、暹罗、锡兰山、苏门答刺、满刺加、幔八萨等。1422年九月，郑和船队回国。

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驾崩，朱高炽即位为明仁宗，调整了朱棣的外交扩张政策，对内减轻民困，对外战略收缩，宣布停止下西洋。1425年二月，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率下西洋将士镇守南京。五月，在位不到一年的朱高炽病逝。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派遣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开启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之行。次年二月，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在长乐停留约半年。期间，郑和曾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于十一月建成，树立了《天妃灵验之记》碑，并铸造铜钟一口，“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此后，郑和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郑和在途中去世。

1434年六月，太监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回国时，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随船队到北京朝贡。1436年，辅政大臣以年幼尚未亲政的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下西洋就此落幕。晚年，王景弘潜心整理航海资料，撰有《赴西洋水程》等书。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大明船队远航至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航线。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系列海上探险行动。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方面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郑和下西洋遗传的一字形长卷《郑和航海图》，后被明代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改为书本式，绘图20页，共40幅，记载了530多个地名，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实用性胜过了波特兰海图。

然而，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只是基于“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等传统观念上的外交行动。这种忽视经济实利的官方行动，只是朝廷宣扬国威的一种自我陶醉，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殖民掠夺的性质完全不同，以致最终难以为继。随着下西洋活动的停止，海洋也从此被明朝彻底封闭起来，中国与西洋各国的联系戛然而止，导致在世界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张居正改革。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为明英宗，宦官王振弄权，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盛并经常寇边。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讨伐明朝，王振怂恿明英宗集结20万大军御驾亲征，但很快遭遇溃败，后回师至土木堡，再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王振被将军樊忠所杀，史称“土木之变”，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兵部侍郎于谦拥戴明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为明代宗。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援军陆续赶到，于谦率领明军奋勇抗击，屡破瓦剌军，也先无奈撤军，北京保卫战获胜。此后，于谦力排众议，继续巩固国防，拒绝求和，于次年再次击退瓦剌的多次侵犯。

1450年，也先释放了明英宗，但明代宗将其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朱见济病死，代宗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1457年，明代宗重病，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政变，拥立明英宗复辟，贬代宗为郕王，处死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1464年，朱见深即位为明宪宗，为于谦平反，恢复代宗帝号，琉球、哈密、暹罗等国纷纷入贡，受到众人拥戴。但是，明宪宗因口吃内向，长年深居内宫，宠信宦官，晚年好方术，以至朝纲败坏。1487年，明孝宗继位，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史称“弘治中兴”。

此后继位的明武宗极好逸乐，明世宗嘉靖帝又信用方士，数十年不上朝，国家外患不断。1550年，北方鞑靼进犯大同，被地方总兵重金收买后，转而直攻北京，在京郊大肆抢掠而归，明军在追击中战败，史称“庚戌之变”。日本倭寇与中国海盗联合走私，频频袭扰东南沿海。

1566年，嘉靖帝驾崩，皇太子朱载垕继位为明穆宗，年号隆庆。明穆宗施政宽容，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等。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抑制土地兼并，国家政局稳定。内阁首辅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高拱被迫辞官回乡，次年高拱也不甘示弱，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被迫下台，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尽管隆庆帝在位仅六年，但通过一系列治国新政，国家形势比嘉靖朝后期有较大改观，后世称为“隆庆新政”。

但是，“隆庆新政”促成的局部形势好转，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朝社会矛盾越积越深的态势。明朝中期以后，王公贵族、官宦勋戚、大地主等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却拒不缴税，致使国库收入锐减，加上外患频生，财政日益入不敷出。

据统计，1551年，嘉靖年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仅两项支出就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收入总共才900余万两。1567年，隆庆元年，太仓仅存现银130万两，而官军俸银、边饷银、补发年例银三项合计就需白银553万两。张居正指出，当时的朝廷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位为明神宗，改元万历，由太后摄政。1573年，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在太后及冯保的鼎力支持下，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他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只有“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1573年，张居正颁行考成法，坚持“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根据公务的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得每件公事都落到实处。通过考成法，张居正改变了明初六部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状况，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的局面，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考成法实施后，所有官员百事惟谨，政风大变，地方如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

张居正在军事上坚持“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方针，重点加强北边防务。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操练兵马，加固城防，修筑明长城。提高边军战守能力，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改变了此前军政主官皆由文人担任，边防军政多受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等多重掣肘的被动局面。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边境开放多处互市，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北方边境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繁荣景象。

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隐漏及人口逃亡等原因，导致户田二籍混乱失真，朝廷征税的田亩、人丁日益萎缩，财源祜竭。1578年，张居正力排众议，下令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结果查出了2亿多亩隐漏土地，大幅扩大了税基。在此基础上，实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即“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此法解除了无地农民的劳役负担，提高了有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张居正推行的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明朝的边境安宁，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这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入不敷出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致万历初年国家一度有了“中兴”景象。

改革虽然给明朝带来了短暂的生机，却无法改变其衰亡的历史宿命，因为改革即便有成果，也难免遭到那些此前大量占有土地却不交税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对。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回家丁忧，但因各种原因，未能丁忧。有人便借此大做文章，史称“夺情之争”。

在改革初期，明神宗还只是一个小孩，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张居正实际上代行着皇帝权力。但是，随着明神宗渐渐长大，其独立意识和帝王思想也日渐滋长起来，日益不满张居正操纵一切的局面。只是在张居正生前，明神宗的这种不满一直隐忍未发。

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不久就病死。明神宗借机发难，直接推动了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张居正任用的官员相继遭到罢职、降级，反对派又重新上台，群起攻讦他的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张居正死时加上的官爵和封号都被撤销，家产被查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新政举措大多被废除，身后一败涂地。

有人从财政角度研究后认为，无论张居正的改革举措是否能一直推行下去，明朝灭亡的宿命也无法改变，因为当时明朝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管理已经失控，财源枯竭实属必然。到了明朝中后期，民间商品经济、外贸活动频繁，可这些经济的增长都未能反馈到朝廷财政实力的增长上来，朝廷的财政运转居然靠的还是人头税和田赋，张居正改革也依旧围绕的是对人头税、田赋的改革，而没有改变税制结构。此外，明朝的军费支出连年增长，即使在万历初年，对内平安无事、对外基本每战必胜的情况下，军费支出依然占到了四分之三左右。而张居正死后，更是达到了八成以上。为此，即使张居正死后改革继续推行，大明朝的财政依然要被军费吸干。

然而，从人性角度看，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也是历史必然。张居正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吏治腐败等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庸官贪吏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他们的抵触和反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悲剧也总是在反复重演，此前的秦国商鞅变法、北宋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即使国家因改革而受益了，但改革者无一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损害国家利益可以，触动他人利益也行，但轮到自己头上就是不行，哪怕有千万条高大上的理由，也要强烈反对。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改革推不动，王朝就必然覆灭。

东林党争。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失败，明朝的最后一次自我拯救行动也宣告破产。明神宗在全面掌控朝政之初，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围绕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之间的立储问题而展开的“国本之争”，明神宗迫于大臣压力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后，便开始不理朝政。他整日深居后宫，使得朝廷陷入了空转之中。官僚队伍受此影响，也不误正事，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使得明末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成为党争的重要工具。

1593年，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主持癸巳京察，乘机结援同党，导致大批官僚被免。辅臣沈一贯怂恿明神宗罢官了为同僚伸冤的御史袁可立，引起轩然大波。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得罪明神宗被革职，便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主张改良时政，“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得到广泛支持，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

为反击东林党人的攻击，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还有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楚党、齐党等党派，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以致“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沈一贯因“伪楚王案”与沈鲤互相倾轧，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及御史张似渠等人，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

1611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辛亥京察，与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侍郎王图制止，此时朝廷已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齐、楚、浙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在此前后，朝廷接连发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使得明朝迅速走向衰亡。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为泰昌元年。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明光宗。贪婪酒色的明光宗纳了美姬后，决计服用红丸。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便于次日凌晨身亡。登基不到一个月，明光宗朱常洛便死于仙药红丸，此乃“红丸案”。

明光宗驾崩后，其宠妃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赖在乾清宫不走，企图挟皇长子自重。东林党人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重臣，为阻止李氏干预朝政，便逼迫李氏移居至仁寿宫的哕鸾宫，拥立太子朱由校即位为明熹宗，年号天启，赵南星、高攀龙等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启用，此为“移宫案”。1623年，东林党人赵南星掌吏部，主持京察，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提议罢黜，东林党人一时势盛。

但是，由于东林党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士人，有时对个人声名及团体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往往争意气而不争是非。明熹宗也很快发现，面对国库空虚及边境战事吃紧的内忧外患局面，东林党人却一点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没有。特别是在北方农业连年歉收而江南工商业日益繁荣的情况下，出身于东南地区的东林党人却为了党派私利，一直坚持重点征收农业税，而反对向江南地区的商业、盐业等征税，这让底层民众尤其是常年受灾的北方民众苦不堪言，继而激起了民变。面对势力庞大、私心甚重，而又满腹经纶、伶牙俐齿的东林党人，仍是个孩子的明熹宗也束手无策。

为了制衡东林党人，明熹宗只能依靠以魏忠贤代表的宦官势力。魏忠贤则顺势而为，依靠明熹宗的宠信和支持趁势坐大，与浙党、齐党等朝中失势大臣一起排挤东林党。自从朝政有人打理后，喜欢做木匠活的明熹宗便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爱好，而魏忠贤则借机进一步勾结朝臣，培植私人势力，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镇压，以致后来明熹宗也无力控制，还殃及诸多边防将帅。魏忠贤甚至一度自称“九千九百岁”，各地还出现了魏忠贤的生祠。

1627年，落水生病的明熹宗服用“仙药”身亡，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为明思宗，年号崇祯。明思宗继位后，站在了东林党一边，魏忠贤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由于朱由检生性多疑，他在处斩大将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陷入衰落。最后，皇帝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天启年间，明朝内忧外患已不可收拾，朝廷东林党争与宦官专权交织，地方白莲教起义及各地民变、兵变频发，边境女真族努尔哈赤及后来的皇太极接连犯边。崇祯即位后，用人多疑、刚愎自用，导致局势愈加失控。

1629年，皇太极绕道长城攻打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皇太极施用反间计，导致袁崇焕被杀。1640年，清军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降清。1644年，闯王李自成建国大顺，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