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狂人》是一本由陈少宝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2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音乐狂人》精选点评：

　　●喜欢港乐的大约都会喜欢看这本书

　　●这次讲述特别是香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乐坛故事是来自一位业界大佬的独特角度，填补了巨多我当年听歌的很多背景，收获满满。哥哥和校长的冷矛盾真的不以他俩个体来左右，歌迷的力量以及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博弈才是真经。略略后悔被我仍了的那些卡带，其实每一张卡带的封页上都会打上出品方的logo。大佬总体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也在很多场面上表达了自己对某些艺人的评价，艺人在公众的形象和在发行公司的形象完全不可比较，面对出名和钱财的时候会更真实。辉煌不在，但辉煌犹记在心，同时也致自己那段逝去的年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WoW，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

　　●一个时代的记录。没有任何的修饰，全都是过程与细节。远比八卦好看。

　　●能读到挺多第一手资料的，收获不少。能参与到伟大作品的诞生过程中真好。

　　●从现场听陈少宝的分享，到买下书看完，大概一个月不到一些。当作音乐八卦在看，也有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在里面。厉害角色。

　　●通俗好看，很多地方欲言又止，也是很功力～

　　●跳着看了自己想看的部分，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歌坛幕后，撇开陈少宝这个人身上的颇多是非，还是有一些可读性的。

　　●作为当年宝丽金的高层，陈少宝经历了香港乐坛从辉煌的顶点到衰落的过程，而他自己所处的地位使他见证了当年香港音乐人的各自经历和特点，很多在书中也是直言无忌。看得出，他对于张国荣、beyond等人情深义重，而对于很多年轻歌手则是颇有微词。尤其是直言不讳的批评张柏芝、揶揄陈冠希、揭露郑中基等等，成为这本书里的猛料，也可见这些明星当年的艺品。作为一个唱片业的高层，本书里涉及了较多签约歌手的内幕，对于当年香港乐坛的运作也使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可以明显感受到香港乐坛从高峰到低潮的过程遭遇的种种困境。全书可读性很强，料也很足，就是最后关于陈先生自己官司的部分，语焉不详，乏味的很……

　　●出差的时候一口气看完，好多小八卦之前是不知道的，王靖雯手撕合约的传闻被击破，叶倩文曾经打算过档新艺宝也是奇闻，手撕陈冠希张柏芝喜闻乐见，末了希望李进、Paco、陈家瑛都能出本书。

　　●很多港乐制作的往事，一直感兴趣它们的诞生。

　　《音乐狂人》读后感(一)：《音乐狂人》：细数香港乐坛那些辉煌的历史

　　如果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那么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着香港流行音乐的印记。从Beyond的《大地》，张学友的《吻别》，张柏芝的《星语心愿》、李克勤的《红日》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不记录了那时的心境；从有着“粤语流行曲开山祖师”之称的许冠杰，到“全香港艺人最不想与之同台演唱”的林子祥，再到“两王一后”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以及后来的“四大天王”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和郭富城等星光熠熠的巨星，无不承载着那时的狂热。回想起上世纪的追星之旅，至今仍然是热泪盈眶，满满的全是记忆。

　　香港流行音乐的兴盛，不但给几代人带来了深深的印记，更对华语乐坛带来了巨大冲击，直接推动了华语音乐的发展和兴盛。在这背后，既有着物质文化的繁荣因素，更有着音乐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力推手。如果缺少这些商业化运作的音乐工业，就不会这些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更不会有红极一时的明星大腕。可以说，在每个闪耀巨星的背后，都有着商业人士的影子。陈少宝，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陈少宝曾经是红极一时的“6啤半”组合的一员，后来在新艺宝、宝丽金、香港环球等知名公司中担任总裁或高层，捧红过王菲、Beyond、张国荣等一大批歌星，将他们的音乐事业推向高峰。宝丽金后被环球收购后，他旗下的歌手包括黄贯中、余文乐、黄伊汶、麦浚龙、李克勤及谭咏麟等众多大牌。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少宝的慧眼识人，就不会有香港流行音乐的繁盛，或者说令香港乐坛减色不少。虽然陈少宝在环球唱片港区总裁期间，曾经因涉嫌贿赂被廉署拘捕，但丝毫不能掩盖他巨大的功绩。陈少宝在其自传《音乐狂人》中，以率真、幽默的语言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制作历程，更从侧面展示了香港乐坛的崛起和兴盛。

　　捧红影星才能卖出唱片，卖出唱片才能为公司谋得利益。这是音乐唱片工业的商业逻辑。陈少宝正是遵循了这一逻辑，挖掘、捧红甚至让原本不温不火的明星变得大红大紫，成就了香港流行乐坛一个又一个奇迹。

　　为电影《打工皇帝》量身定做的主题曲《最紧要好玩》，把歌运一般般的许冠杰推上了歌神的位置，而这张单曲碟的销量，也达到了金唱片的数字。以至于当时候人说，印唱片就好像印钞票一样。王菲初到香港的时候，陈少宝替她选择用“王靖雯”这个名字，还剪了头发，给予全方位的包装，合作的第一张唱片《借口》虽然很不容易而且慢热，但成功地介绍了新人王靖雯，而那首《无奈那天》则让王靖雯的唱片持续销量飙升，更让她拿到了新人铜奖。

　　在主管宝丽金香港亚太地区中文歌曲推广的第一个重头戏，陈少宝和台湾的同事筹备的张学友《吻别》专辑持续爆红，仅在台湾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卖出超过五十万张，之后推出的张学友的粤语碟，每张都像印钞机一样，成为超级挣钱的工具。就是这样，陈少宝成为一个又一个明星的伯乐，挖掘、捧红了数不清的千里马，也为所在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当然，陈少宝的成功也绝非偶然，这既有慧眼识人的眼力，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以及八面逢源的社交力。在和Beyond乐队合作的第一次工作会上，陈少宝提出要改变乐队成员的形象，从剪掉长发开始。这个原本以为是很艰巨的议题，因为当时的摇滚歌手的标志就是一头长发。没想到乐队老大黄家驹带头说：“一定要剪。”然后其他成员也都点头响应。在陈少宝看来，这帮摇滚青年是“长发为君剪”，这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在陈少宝的策划下，Beyond的《大地》一炮打响，迅速走红，占据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的地位。

　　在担任香港环球董事长的时候，有人推荐签约张柏芝。虽然别人评价张柏芝“公鸭嗓”“唱功不行”，但陈少宝毅然亲自操刀，为她准备歌曲，虽然第一首歌因为不是原创而草草收场，但后来的国语歌《星语心愿》让张柏芝迅速成为全香港甚至全华人地区最红的明星，以至于《星语心愿》这首歌一播出就陷入了疯狂，卡拉OK天天打电话催要片子。

　　虽然陈少宝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星，但也总有扶不起的阿斗。一位名叫JUN又被称作恭硕良的歌手，虽然多才多艺，但不配合公司，一点宣传也不肯做，电台、电视台都不去，帮他想办法又说不合适，最终被雪藏起来，不再合作。

　　自身的能力是一方面，取得贵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在自传中，陈少宝同样解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陈少宝年纪轻轻、做人经验不足而被人欺负的时候，宝丽金老板郑东汉把他从商业电台挖走，成为新艺宝唱片公司总经理，开始了音乐人的成长之路。在这段时间里，郑东汉给予了他很多机会，和他一唱一和，让他在唱片界大展拳脚。共事十几年，形成了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即便是在陈少宝吃官司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和律师团队积极应对，最终法院宣判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

　　总的来说，《音乐狂人》这本书，不仅是陈少宝“狂”的半生经历总结，更是香港流行乐坛大事记的综合回顾，既有个人浮浮沉沉的人生经历，更有波澜壮阔的香港音乐发展史。

　　《音乐狂人》读后感(二)：一位“造星者”眼中的香港流行音乐简史

　　“香港歌坛音乐简史”

　　这是写在《音乐狂人》封面上的一句话，而此书是香港音乐人陈少宝先生的个人自传，不过两者并不冲突，因为陈先生的半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乐坛兴衰史，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缔造者之一。

　　2000年，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被环球唱片收购。作为宝丽金前香港亚太区总经理的陈少宝成为香港环球的董事长，同时身兼IFPI（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主席，麾下有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张柏芝等等一众巨星，在新艺宝公司时期他还曾一手捧红Beyond和王菲。当时的陈少宝无疑是香港唱片业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事业迎来高光时刻，但敏锐的他已察觉到盛大华幕背后的危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及盗版冲击，香港唱片工业急速衰落，新旧歌手青黄不接，再加上公司内部复杂的人事斗争，都令他萌生激流勇退之意。不久，他因麦浚龙之父卷入官司，被廉政公署调查起诉，之后无罪释放。历经人生风浪后的他，在宗教信仰里找到心灵慰藉，重拾初心，朝着热爱的音乐之路再度进发，同时也从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香港乐坛的命运起伏当中，体察出种种人生味况。

　　《音乐狂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文本按陈少宝先生的事业轨迹为脉络展开，每章都是他和一位歌星合作的经历，最后三章则是独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书中讲述的并非明星们的“八卦”新闻，而是以音乐人和唱片制作人的专业角度去还原一首歌曲的制作过程，过程中唱片公司与创作人、歌手、经纪人公司、演出公司、电台等各方的磨合，甚至博弈。陈先生用公司高管的视野，简练明晰地为读者们分析每位歌手的商业及艺术价值，截取他们在事业与人生某个特殊时刻下的定镜，明星们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力，这些特殊时刻往往就是香港乐坛命运转折的关键点。一首歌曲，一位歌星成功与否，普通观众往往只看到最表象的因素，但它其实是资本，运作机构，竞争对手，社会群体心理和时代审美各方制衡的结果。此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为大众厘清个中的千丝万缕。

　　尽管说的是香港唱片工业盛衰史，但陈少宝先生没有选择使用严肃的口吻词句，相反文中时时能感受到他的风趣幽默，处世智慧，他拥有一种能把复杂问题用精炼语言表达出来的天赋，目光犀利，思维敏捷，分析能力过人，或许和他出身电台名嘴并拥有多年高管经验有关。而且，陈先生的文字带有一种奇异的吸力，仿佛能把人从纸张外瞬间拉到他的身旁，他正坐在某间半旧的茶餐厅内，喝着一杯半甜半苦的鸳鸯，对你敞开心扉地侃侃而谈，你们分明未曾谋面，却似已相识多年。

　　这股奇异的吸力来自作者坦率的写作态度，张弛有致的抒发，时而快人快语，酣畅恣意；时而诙谐调侃，点评精妙；时而自省自察，感情真挚。例如，陈先生回忆第一次与王菲见面的情形，那时她还未出道，他手下的一位爱将强烈反对签约王菲，认为她外形“土味”且不会说广东话。陈先生反驳：“你出生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呢！”，继而写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如果我坚持要签这个小女生（王菲），这位跟随我多年的爱将，应该不会再跟我打江山了。但我是陈少宝，认准了的事情，谁也拦不了。”一位资深音乐人自信而精准的判断力，一位管理者杀伐果断的魄力，跃然纸上。

　　又如，回忆哥哥张国荣去世前他们最后的一次通话，“他很感性地和我说了一番话，相识多年的张国荣从未试过这样跟我说话。他的声音简直可以用‘烂掉’来形容，我无法相信跟我通话的是哥哥。”一个“烂掉”触目惊心地刻画出哥哥彼时身心耗损的状态：胃液倒流毁掉嗓子，精神重创，陈先生作为哥哥多年合作伙伴兼好友，其痛心与震惊之情也表露无遗。

　　叙述当中，时常掺杂着陈少宝先生的自我点评。有些事，他自认当时处理不妥，便深自省察；有些事，虽明知处理得不够圆滑却依旧无怨无悔，忠于内心，对一些富争议的敏感话题，他也掬诚直面，坦陈心迹。因此对于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能在文字里感受到一位前辈忱挚的人生经验分享，里面有洞悉世情的明察，知晓人性的旷达，有历经风霜却依然坚守自我的执着。

　　以上种种，皆塑造出此书“见字如面”的亲切魅力，超越繁丽的写作技巧而直达人心。

　　陈少宝先生用亲切的文字，一帧帧存照，一桩桩往事，立体多维地重现香港乐坛最辉煌的20年，读者能窥见熠熠星光下波云诡谲的商业斗争，市场的瞬息万变，时代更迭的残酷无情，以及人性处于光环与旋涡中心时的明媚幽暗。香港乐坛的神话虽已不再，但作为曾对亚洲流行音乐产生重要影响的佼佼者，其音乐工业系统娴熟高效的运作及整体生态的全面打造，尤其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上，仍有着不可或缺的研究价值。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在网络数字音乐时代的今天，大众对精神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音乐类型越发丰富，受众群体越加精细化，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如何建立成熟且国际化的音乐工业体系？如何保证优质歌手和歌曲的稳定输出？如何有效保护音乐版权？已成为国内乐坛亟须解决的命题，陈少宝先生这本《音乐狂人》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我们借鉴和启示。

　　衷心希望陈少宝先生在音乐人生中继续发热发光，找到更“海阔天空”的自如境界，也希望他能出版更多音乐类的普及作品，将深厚的音乐知识和宝贵经验，以飨读者。

　　《音乐狂人》读后感(三)：离开电台，侍候歌神 红地毯踏进音乐狂人之路

　　1985 年8 月，我正式离开电台，从事一份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担任唱片公司高管。

　　做这个决定之前，我的恩师、一手提拔我的“香港广播界巨人”俞琤，当年离开了香港商业电台，自此，我在商业电台的工作情况就不那么理想。在失意和迷茫中，有一天，我收到“香港唱片界的巨人”、当时宝丽金唱片公司亚太区主席郑东汉先生（也就是歌星郑中基的父亲）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宝丽金旗下的一家新唱片公司上班？”我没多想就回复他：“太有兴趣了！可是我很多东西都不会啊！”他说：“没问题，我会教你的。”

　　就这样，我成为宝丽金和新艺城电影公司合资的全新唱片公司——新艺宝的总经理。

　　在那个年代，香港本地的电影和音乐制作非常吃香，比如在电影界，周润发、石天、狄龙是人人崇拜的超级巨星；而在歌坛，谭咏麟、关正杰、邓丽君等歌手更是风靡全香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著名电影公司新艺城和“香港一哥”唱片公司宝丽金合资的新艺宝，居然就由我管理了——我更没想到的是，新艺宝开业，母公司宝丽金还送了一份最好的开门红大礼给我：他们早已经制作好许冠杰的回归宝丽金系大碟——《最紧要好玩》！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录好，而配合主打歌的电影《打工皇帝》上映日期也已经安排好，首映午夜场的口碑非常好……呵呵，近10 万张的许冠杰新专辑订单——在我踏入新艺宝大门的第一天，像铺了红地毯一样欢迎我迈入总经理的房间。

　　毫无疑问，自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我非常好玩的音乐事业及疯狂人生。

　　既然说到我的音乐事业是从与许冠杰合作开始，那么我就要说点我们当时的生活背景。

　　许冠杰之所以能在香港一直走红，和他出道时合作的宝丽金唱片公司有很大关系。乐队风格（Band style）的粤语流行曲（Cantopop），加上他的歌曲中那些独特的“市井”“抵死”（粤语中的意思是“幽默与写实得无法形容”）讽刺元素组成的歌词，总会让歌迷一听许冠杰的歌曲，就能会心微笑。这也使许冠杰成为香港乐坛的一代歌神。

　　在1982年，阿Sam（许冠杰的英文名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宝丽金，跳槽到一家新成立但野心十足的唱片公司——康艺成音。许冠杰跳槽到这家新公司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新公司支持他在音乐上做新改革，连跳槽后的第一张专辑都命名为《新的开始》，意思是要缔造许冠杰新音乐的里程碑。这张专辑一改以前阿Sam唱的所谓通俗流行歌曲的风格，在音乐上摆脱了乐队风格，行内人形容他“由猫王变成Barry Manilow”（猫王即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在五六十年代以反传统演出及摇滚歌手见称，也是许冠杰的第一号偶像。Barry Manilow是20世纪70年代抒情歌王，也弹得一手好钢琴）。

　　《新的开始》并不顺利，造化弄人——也就是你有你新的开始，歌迷却不买账持观望状态。更不幸的是这首专辑主打歌还闹出歌曲抄袭事件：《新的开始》词曲署名显示是由许冠杰包办作曲、作词，但这首歌曲的旋律却和1982年F.R.David的名作《Words》极为雷同，最终被告上法庭（后来传闻两家公司作出庭外和解）。这些似乎都给许冠杰要再出发的音乐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许冠杰在康艺成音发展阶段于他的音乐事业并无大的突破，但非乐队风格的作品却在这段时期被慢慢孕育出来。由于这个阶段许冠杰开始和香港制作人周启生合作，基于这个搭配，许冠杰的情歌比他在宝丽金时期更为浪漫和成熟。

　　离开宝丽金后，歌运一直一般般的许冠杰，在1986年因为《打工皇帝》而与电影公司新艺城签约。旋即，许冠杰的唱片合约就来到新艺城与宝丽金的合资唱片公司新艺宝了。而新艺宝公司的成立也仿佛是为许冠杰量身定做一样，在他音乐事业停滞不前的时候，让他再次有机会和以前在宝丽金熟识的音乐团队合作。当然，这次合作还多了我的参与。我与许冠杰之前就认识，以前我做DJ时曾经采访过他几次。总之，大家都铆足了干劲，一起为许冠杰的音乐事业再创高峰。

　　《最紧要好玩》这首歌一面世反响非常热烈。《最紧要好玩》回到了许冠杰比较亲民的乐队风格“band style”（阿Sam 刚踏入歌坛的时候是从莲花乐队开始的）。再加上当时巨星做宣传没有现在这么泛滥，所以一经宣传，就有了“阿Sam一出，谁与争锋？”的席卷势头。

　　许冠杰写的歌词一直以来都是以针砭时弊著称，但后来他与黎彼得这位御用填词人分道扬镳之后，这类文字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得不太受欢迎，所以《最紧要好玩》索性选用当时最厉害的填词人林振强，保留了许冠杰一贯的鬼马，也符合“好玩”的主题。其实在当时，许冠杰对再写这种比较通俗的歌词，是较没信心的，但有趣的是在《最紧要好玩》大红之后，同一张唱片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日本娃娃》也在香港家喻户晓，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来自许冠杰的手笔，由此证明他宝刀未老。

　　《最紧要好玩》专辑除了主题曲是为电影《打工皇帝》量身定做之外，当时许冠杰主演的电影喜欢编插曲，而往往最受欢迎的情歌就是插曲，《心里日记》就是最经典的例子。我曾经和许冠杰聊过关于这首作品，他还告诉我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会回忆起《007》电影中那些浪漫的片段及音乐。

　　《最紧要好玩》专辑除了成功将许冠杰推上歌神的位置之外，也反映出许冠杰开始接受80年代粤语流行曲Cantopop新一代的音乐浪潮。他自己撰写的词曲创作明显减少了。以前我们说起许冠杰就会想起写词的黎彼得，到《最紧要好玩》这段时期，说起许冠杰我们就会想起周启生的音乐。由于1986年粤语流行曲Cantopop大行其道，迪斯科音乐disco music也非常流行，所以那些dance remix等等都是将歌曲带到舞池而成为产品。当时我也是灵机一动，用周启生写的《爱情保险》做了一个跳舞的混音版本，唱片推出的时候订

　　单非常可观！但可惜的是，我因为一时疏忽，将一张照片底面弄错了，结果第一批近万张封套全部要销毁——但大家没想到这一张12寸单曲碟，最后的销量达到金唱片的数字！难怪有人说，那个时候，印唱片就好像印钞票一样。

　　许冠杰凭着《最紧要好玩》这张专辑成功地在歌坛再创高峰，当时阿Sam的工作排得密密麻麻，风头之劲一时无两。然而贵为天王巨星的他绝对没想到，自己将面临一次人生重大的挑战和事业的最低潮。

　　《打工皇帝》在暑假档期上映，庆功宴结束不久，贺岁电影《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就已经开工，同时他还接了一个重头作品《卫斯理》，这是他首次和当时最红的导演徐克合作，真是万众期待。由于档期紧迫，我第一时间争取和许冠杰先灌录好《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的主题曲，同时也兵分两路去找适合许冠杰的歌来完成新春贺岁大碟，目的是为了抢占所有黄金档期。当时电影还没上映，主题曲《心思思》已经唱得家喻户晓。还记得当我找到《心思思》这首歌之后，就亲自打电话给阿Sam，告诉他：“我专门找了个大师级人物写这首歌给你。”他很疑惑地问我是哪个大师级啊，我说是很有名的Terry Britten。他依旧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我告诉他，他的歌最近让美国天后Tina Turner起死回生啊！他问谁是Tina Turner，谁是Terry Britten？我只好“抛书包”了：“在刚刚的格莱美音乐大奖中，获得最佳歌曲《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的演唱者就是Tina Turner，歌的作者就是Terry Britten。”

　　说到这里，我得再说一个细节——当年新艺宝的第一张专辑《最紧要好玩》是宝丽金的同事很早就制作好，送给阿Sam跳槽到我公司的大礼。所以，《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的电影主题曲《心思思》，才是真真正正属于我和许冠杰第一次合作的歌曲。当这部电影还未上映，这首歌已经唱得街知巷闻，我心情别提多兴奋了！但很快就乐极生悲：许冠杰在西藏拍《卫斯理》的时候出事了，传闻说他患了高山症，秘密返港后入院，又秘密出院回家疗养……那时候的狗仔队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所以连我都要靠传闻才知道的。我庆幸自己手上的巨星并无大碍并已经回家休息，但同时也遗憾，许冠杰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工作了。不过当时我耍了个小聪明，将《心思思》这首歌以单曲形式先推出。

　　时间过得很快，眼看专辑就要脱期延后出版了，忽然有一天，许冠杰来电问我选好歌没有，我说：“万事俱备，只欠你来开工。”他说：“那就好，不要紧，我会来唱的。”有了Sam这句话我终于放下了心头大石。在录音室我见到了许冠杰，他明显消瘦了，但精神状态还不错。

　　就这样很神奇地，专辑《热力之冠》赶上了在1987年春节档期推出，我们还专门拍了一辑很阳光很健康的照片作为唱片封面，还用了DEL MONTE品牌的菠萝罐来做唱片的封套设计。当时我专门咨询了律师，确定采用品牌罐头照片不会出现版权问题后，我们就将这张专辑如期推出市场。但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律师信：就是DEL MONTE那边寄来的，说我们侵权——我当时简直气炸了！

　　我这人一向都不迷信，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冠杰这张《热力之冠》专辑，真的有点“邪门”：我们用某品牌的罐头做唱片封面，征询过律师，结果还是出问题了，被人告还要赔钱。但最严重的还是许冠杰在西藏期间，传闻患了高山症，回来之后一直都没露面，结果是谣言满天飞，甚至还有人说他死了，闹得大家都很不开心。结果这张专辑卖得不好，于是我自作主张地单独找许冠杰出来商量，问他是否可以辛苦一点，出来做做宣传。我心想，就算救不了这张唱片，也应该救一救他自己的人气嘛。面带倦容的许冠杰听我说完，竟然一口答应说没问题，如果TVB电视台劲歌金曲颁奖典礼获奖，他就一定会出现。

　　这下我放心了，心想还是有机会扭转局面的。到了颁奖礼当天下午彩排的时候，虽然许冠杰的动作是慢了点儿，但是基本上都没问题。我还自以为是地约了一大帮记者为他拍照，力证许冠杰是像他哥哥许冠文所说的“只是被煤炭炉闷坏而已”。

　　到了晚上颁奖礼直播的时候，当大会宣布《心思思》是获奖歌曲，哇，真是全场轰动，全部嘉宾、歌迷都站起来，连在舞台上跟着偶像一起跳舞的舞蹈艺人朋友都跳得特别起劲。可是大家很快发现，相比较之下，歌神就真是跳得慢了一点儿。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就是在歌曲中段的时候，许冠杰企图把外套脱下来，没想到怎么脱都脱不下来……我在舞台下看得心慌意乱，歌曲一唱完，我就马上跑到后台——但许冠杰先生已经离开了颁奖礼现场红磡体育馆（也叫“红馆”）！

　　第二天当我回到公司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声就一直没停过，上上下下的人都在骂我。每个人都问我：是不是为了卖更多唱片，就要“收买人命”（粤语，意思是不顾别人死活）。

　　这件事让我在那段时间被千夫所指。没办法，做人嘛，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吧。

　　《音乐狂人》读后感(四)：张国荣，这世界留不住你

1.

　　他曾经多次向我表示：他为香港演艺界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媒体要抹黑他？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写呢？我也多次安慰他，建议他用耍他们的心态来看待，这样的游戏才精彩。不过他完全不接受。

　　当时报纸的报道真的很刻薄，令他非常不开心。因此，他和记者开始划清界限。唱片公司只能在当中做缓和的工作。哥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爆出一些石破天惊的消息，正是狗仔队最希望看到的，因为可以写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每天哪有这么多大新闻可以写，记者朋友都是为了交稿生存。你帮他们制造新闻，不就正中下怀了吗？

　　其实歌手就像小孩子一样，越孩子气就越容易红，因为具有活力和想象力。当然，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2.

　　从陈淑芬那里得知，张国荣的演唱会有名师帮忙提供衣服和各方面的饰品设计，看起来蛮吸引人的。

　　当时是2000年，欧洲的大师级人马愿意把他们的品牌提供给艺人作演出，真的不是小事情。现在不一样了，祖国崛起了当然不能与之前相提并论。

　　提前去了几次探望彩排，张国荣都搞得很神秘，没有把他的造型在彩排中展现出来。直到开始表演的那天下午，我去探班，看到他彩排才发现他编了长头发还贴了胡子，很有男人味，像欧洲的猛男，非常不错。

　　他十分自信地在化妆间里问我：“可以吗？”我说：“OK。”他接着问：“只是OK而已吗？”我立刻改口说：“肯定能迷倒全部女孩子的。”然后他就笑了，把饰品和衣服拿给我看：“这都是特地做给我的，是不是超正？”他的样子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不过大家都没想到演出开始之后……

　　哥哥为了这个演唱会挖尽心思，一出场令全场粉丝们震惊尖叫。在演唱会中段他还穿了一条中性裙子，大家开心到极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在滚石当红的时候，还穿了高跟鞋呢，不过现在这个比之前更夺人眼球。因此又符合记者的胃口，每家媒体都用哥哥来做头条标题。可是却半点赞美都没有，既说他“搞基”，又说他变态，所有恶心的字句，能想到的都写了。

　　原以为会好评如潮，期望得到媒体赞美的哥哥一看到这些字句，生气到了顶点。我还浑然不知，第二天照常去探班。见到他脸色发黑，正打算安慰他一下。谁知道他一见我就发脾气说：“那群人没有品位！不识货！”又问我为什么环球与记者的关系如此恶劣。看他心情那么差，我也不想多说。第二天晚上我还是照常去看演出，观众们依旧尖叫，很疯狂。见一切照常，我就宽心了。

　　其实他编长发这个造型还蛮辛苦的，因为编上去和拆下来每天都要来回搞好几个小时。再加上演出那么多场，真的很累。报章评论还那么差，可想而知张国荣的心情是多么恶劣，当时简直生人勿近。还有期间他穿了一条短裙，被记者写成是变态，实在过分。

　　最糟糕的是当时林夕先生帮他量身订造写了一首《我》，歌词很露骨，又惹来了很多非议。MV是他本人执导拍的，从头到尾要找个放大镜来看才能看到哥哥。当时卡拉OK那边的老板也有出钱给我们拍MV，他们见状当然不肯收货。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心情之下，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叫他重新拍MV呢？唱片公司的老板真是不容易。

　　还有他实在太喜欢那首歌，于是要求说一定要在全部电台拿冠军。本来这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他觉得国语版的歌词比粤语版要好，一定要把国语版捧起来。这样就不是同一个处理手法了，我跟电台聊到口水都干了，国语版的成绩还只是勉勉强强。

　　大家都清楚，国语歌和粤语歌在电台的打法不一样，而且播国语歌的次数一定不及粤语歌，所以成绩出来不如他的预期。再加上媒体对他的演唱会造型大作文章，令哥哥相当生气，雪上加霜的莫过于时装设计师Jean Paul Gaultier那边也表示很不满，还说以后不会替香港任何歌手设计舞台服饰，当然包括张国荣。这真是大麻烦！

　　接着哥哥继续在内地开“热·情”演唱会，可长发造型就没有再出现在其他的演出中。因为觉得不适合内地的观众，还是说一时气愤下取消了？缘由不得而知。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热·情”演唱会里发生的一切令张国荣的性取向公之于众。其中有一场是在广州，我旁边有几位内地的师奶一边很高兴地听哥哥唱歌一边慨叹地说：“哎呀，真可惜！那么帅，可是喜欢男人。”

3.

　　张国荣又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就是替他的性取向来了个宣言。报纸杂志又多了个送上门的头条。

　　此后哥哥的行程，“唐先生”这个名字就成了报道中的“孖公仔”。哥哥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曾试过向记者竖中指，也曾向记者骂脏话。狗仔队的朋友是要回去社馆交差的，你反应越大他们越开心。总之演唱会过后报纸上有关哥哥的报道全都是不好的传闻，没有半句好话。我有个机会可以和哥哥坐下来谈这个问题，但他似乎不屑回答，还把心事藏得更加深。

　　他越故作神秘，狗仔队越像猫咪般好奇，他们日以继夜地躲在哥哥家门口，令哥哥很不开心，情绪也开始受到影响。我尝试跟大报社的总编谈谈，得到的答案是：“很简单，你叫哥哥出来澄清一下，到时我们写好一点就好了。”那不是无功而还吗？哥哥怎么肯出来呢？结束了内地的“热·情”演唱会之后，哥哥一直是深居简出的状态，想要避开记者。但是他的新闻依然络绎不绝，还开始传说他有病。

　　我和哥哥的关系其实是君子之交，基本是有事我才会找他，他平常的消遣我甚少参与。因为他很喜欢打台湾麻将，而且一打就是几天几夜的，我却不会打。因此我们闲时极少碰面。

　　在“热·情”演唱会之后，他和记者的关系如此僵化，我曾经好心提醒过他几次，但他似乎认为没必要改变，故此我没有再和他联系。但新闻越写越离谱，已经写到他有自闭症、抑郁症，所以我在构思《同步过冬》的时候，力邀他一定要来参加。

　　除了这首歌很正面以外，也可以使他光明正大地走出来见记者，打破谣言。还好因为我和哥哥的关系，加上这首歌词很有意义，没多久他就答应我了。但烦人的事接连又来，例如安排他唱哪几句呢？首先我和他的音乐监制梁荣骏先生要商量好，后来大家都说好了，定了是唱开头两句。我告诉他：“你要带头啊！”这样一来他就开心了。还好谭校长一向都是无所谓的，只要适合他唱就可以了。

　　一首群星合唱的正能量歌曲，大家当然很高兴。当歌曲开始进入录音阶段的时候，我就找机会跟哥哥聊天。我说：“到时肯定有很多记者守在录音室门口，不如出来拍照和他们聊两句吧。”想不到他的答案是：“有什么好聊的？拍照？他们拍得到就拍呗。”我见情况不妙，就马上转移了话题。不过哥哥竟然出了一招来逃避记者：他刻意把录音时间改了，公司的同事不敢跟我说，更不敢通知记者，结果成功闪避。

　　在TVB劲歌颁奖礼准备合唱《同步过冬》的时候，哥哥曾经以躲避记者为理由跟我说他不想出席，结果我用尽办法才劝服了他。在彩排期间，他又用记者当作挡箭牌说：“可以不来吗？”可他越躲，记者越不肯放过他。彩排当晚，哥哥喝了两杯酒才来，记者见势又说他有异样，反正就是咬着他不放。

　　哥哥录音的速度非常快，是我见过最快的歌手。他在跟我合作前是怎样的我不了解，但我们的合作大多是他唱两三次就可以收工了。他不喜欢补唱，更别说在一首歌里有两三个字唱不好而逐个音去唱准，他不会这么做的，大不了他会从头再唱一遍。故此大家在听哥哥唱片的时候可以发现，他的歌曲就像在听现场版一样，绝大多数都是一次过录的。

　　他有时候会像个孩子，在录音之后打电话跟我说：“老板，我又帮你省了一大笔钱，我昨天一晚上录了差不多半张唱片，录音费都省下不少，你要请吃饭哦。”又或者录完整张碟他会和我说：“老板，你这次发财了，这张唱片肯定大卖，记得要多给我版税。”我回想当时的情景、他的神态表情，我真的有些难过。

　　但也解释了在记者天罗地网的部署下，他第一时间进入录音室录了《同步过冬》，很快又可以完美闪避开所有记者。虽然如他所愿，不过也酿成了往后更大的问题。

　　哥哥的性格过于执着，导致他终日闷闷不乐。为了躲避狗仔队，他把自己藏在一处，结果被狗仔队乱写，更加影响他的心情。真没想到这样会导致他整个人处于抑郁状态，杂志报纸开始抓住这点写文章，说他患上抑郁症（和其后郑秀文的很类似）, 而且越写越夸张。

　　我收到消息说他开始去看医生，不过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是天生乐观派，没有把事情想得很严重。由于哥哥和我在合作上还有唱片没发行，也拖了不少时间，我知道他这些状况后和同事们开会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在会议中有同事提到：哥哥和黄耀明虽然在《同步过冬》中只有几句的合作，但外面还是有口碑的，要是他们俩合作应该会有噱头，问我有没有机会撮合这样一个搭配。我觉得不错，于是去和梁荣骏商量。就这样，一次历史性破天荒的合作马上开始了。

　　哥哥和黄耀明合作的唱片，在媒体不友好的声音中紧锣密鼓地开始录制。大家都觉得能擦出火花，再加上黄耀明的音乐张国荣从未试过，一定会有新鲜感。不过录制过程却一点儿都不容易，黄耀明跟哥哥的沟通很吃力。一方面是因为第一次合作，哥哥有点不习惯，其次是哥哥当时完全不在状态内。

　　音乐部分由黄耀明一个人完成，在做这张唱片的时候他的创意很多，所以音乐部分很快成形。但哥哥的录音时间经常改期，跟他以前很兴奋去录歌并且很快录完的状态完全相反，我给他打电话偶尔也不接。好不容易录完了，唱片的名字也用了哥哥喜欢的英文名字“Crossover”。

　　说起来，我和哥哥合作的专辑绝大部分都是以英文来做唱片名的。我对歌曲极为满意而且抱有很大的信心，当然也要还黄耀明一个公道，希望能卖一个好的数字，因为他真的厥功至伟，熬夜完成。哥哥那边说他只会做非常有限的宣传，简直就是一盆冷水泼到我头上。我想了好久觉得这样不行，我要亲自出马。对哥哥劝了又劝，他才终于肯答应出来和我谈一下宣传计划。

　　在《同步过冬》见面过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哥哥，这次在他的工作室见他时，我看到他消瘦了很多，没想到他一张口和我说话，声线非常沙哑而且没力。他带有歉意地说他身体状况一般，故此能做的宣传真的有限，只打算出席一个电视演出、一两个访问，还有一个MV。

　　我当然觉得不够，但是看到他的现状，我无话可说，只好这样了。还跟他闲聊几句叫他多点休息多多保重。就在此时有人走进来，神色慌张地看着我们说：“哥哥，外面有狗仔队在电梯口。”哥哥看了看我，好像有点怀疑。我急忙说：“别这样看我，不是我放消息的，记者真是神通广大。”他的心情明显不好，连再见都没跟我说就匆忙走了。

　　有时真的很佩服那些记者，只要他讨厌你，藏得再隐蔽都能找到你。自此以后，哥哥连环球包括我在内都不再相信了。他以为是环球放消息给记者跟踪以后，时隔几天他才给我回复，说除了拍一个MV，其他什么宣传都不做了。

　　我当然很不高兴，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狗仔队和粉丝一样，喜欢你的时候可以使你很high，讨厌你的时候恨不得你die。Crossover推出没多久，市场销量就停了下来。同时我与哥哥之间的不和成了娱乐新闻的焦点，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出来解释的，哥哥更加不会，总之当时是谣言漫天飞。

4.

　　我在巴黎休假的一个下午，坐在路边的咖啡馆正享受着一杯宁静、与世无争的咖啡时，手机忽然响起来。由于出国的关系，号码没能清楚地显示。

　　我接听，电话里传来一个非常陌生且沙哑的声音。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我问了几遍你是谁。结果大吃一惊，他说他是张国荣。我怀疑是恶搞电话，正想挂断的时候对方说：“我是张国荣！我因为病了声音才变成这样！”我连忙解释说：“因为我不在香港，信号接收不好，听不清你声音。你没事吧？”他说：“OK，没什么的，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已。”然后他很感性地和我说了一番话，相识多年的张国荣从未试过这样跟我说话。

　　他的声音简直可以用“烂掉”来形容，我无法相信跟我通话的是哥哥。寒暄几句之后，哥哥很冷静也很感性地问我，有没有因为他没办法做Crossover的宣传而生他的气？我说：“当然没有，没事的，真的。要怪就怪这首歌生不逢时，你都生病了，肯定没办法的。虽然销量的确一般，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唱片这东西要不就爆红要不就滞销的。”他说：“这就好了，外面谣言四起，说我生你的气。”然后他颇为激动地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不要被人中伤。”我说：“张国荣我认识你那么多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狗仔要拿新闻来抢饭碗，不用管他们。”他没再说话，我就让他好好休息，回港再联系。就这样，我们挂断了电话。

　　我认识哥哥那么久，从未听过他这样跟我说话，似乎真的有人在他身边说我坏话。算了，答案怎样无所谓。回到香港，我们还在他最喜欢的半岛酒店里享受下午茶。他的样子没什么变化，不过声音依然沙哑和虚弱。他说是因为胃液倒流导致他声带发炎，然后他主动问我说是不是还有一张唱片合约就完了？

　　其实我们在和黄耀明合作的Crossover的大碟中已经发现他的声音有点异样，不过我们在录音室可以调控，勉勉强强还是可以的。但他和我谈话时的声音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讲心事，这样的情况也从未出现过。

　　在半岛酒店里他竟然主动问唱片的事，这些事他从来是交给梁荣骏办的，不会自己开口。虽然只剩一张唱片，但合约时间挺宽裕的。哥哥只字不提和我续约的事，可在言语中也表明他不会跳槽。可他养病一段时间，声音一直没见好转，眼看进录音室的时间越来越急迫，忽然间连我都有点焦急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连我的手下都开始追问我说哥哥的唱片怎么办啊？合约快到期了，要是续约的话，公司要提前准备一笔钱，哥哥肯定不便宜的。着急的我只好追问他的唱片监制梁荣骏，他的回复是正在录制，不过状态不太好，录一下又停一下，但肯定能如期给我的。他还叫我放心，说2003年一定有张国荣的新唱片推出。就这样，按照这个时间表走，公司的生意还不错。

　　由于“非典”的关系，杂锦唱片销量不错，公司在数字上不太担心，也不用追目标追得太辛苦。但梁荣骏跟以前的做法不同了，以前是录了多少就会给我多少，这次相反，我追问他说这么久了都没东西交给我听吗？他说没关系，一次过录好了再给你。由于这个安排从未曾发生，所以我真的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眼看合约期只剩下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大家都非常着急。公司没理由扔出书面通知这么不近人情。再者我和哥哥的关系的确良好，大家都是一诺千金的。而且他是生病了，要是我们这样做实在太没有人情味了。

　　可是生意归生意，我们开会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备案了。领导当时很紧张哥哥的合约，加上我这位新老板跟我的关系不好，自然会借题发挥。他看似很关心，实际上是在给我压力。我只是默默地等待，偶尔打电话给哥哥问候一下。

　　梁荣骏跟我说这唱片一定能在合约期内交给我，让我放心，但也千叮万嘱地跟我说不要去探班。

　　回想我跟哥哥自1987年开始一起工作，他的歌唱事业在最高峰的时候就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我们从TVB的华星手中把哥哥抢过来新艺宝，然后就是一曲《无心睡眠》火爆热销，但在一张合约后他告诉我要隐退。难道环球这次的合约又是一次性的吗？没理由吧？

5.

　　清楚记得4月1日晚上，我难得那么早回家，平常肯定会去Happy Hour或是有晚宴饭局之类的，这天却只想自己安静地待着。

　　忽然间手机响起，是一位主编朋友打来的，他问我有没有听到关于哥哥的消息。我问他什么事？对方还用一些试探性的语气问我有没有收到消息。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他说有人在文华酒店跳楼，当场死亡，消息传来说这个人就是张国荣！我惊呆了，半晌才回答道：“我这边去求证一下，我们保持联系，毕竟今天是愚人节，还要问清楚是不是有人恶作剧。”之后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我赶忙与其他人联系，第一个联系的人当然就是哥哥的拍档梁荣骏。他说也有人问他，但他也不确定，他打电话给哥哥却没人接听。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还蛮平静的，就这样一直等电话。第一时间打开了电视机、收音机。

　　大概过了半小时，电视屏幕播出特别消息：文华酒店有人坠楼身亡，而这个人就是著名艺人张国荣。当时整个香港都像疯了一样，这个消息不停被传来传去，我的手机也响个不停。

　　难以置信的事实铁一般地摆在我们面前，张国荣就这样走了。

　　虽然我在这个消息被证实以后感到很难过，但我是很平静的，因为他一直就喜欢做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石破天惊的事，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要付出生命。当然我也想过他是不是因病厌世呢？我知道他受胃液倒流的困扰，这是他自杀的原因吗？后来的传闻更离谱，说哥哥患上了艾滋病，简直是缺德的报道。

　　我公司的同事除了关心这个消息之外，也问我剩下的这张唱片该怎么办？还能推出吗？我说我要问一下梁荣骏。我记得他是录了几首歌，相信应该有一两首遗作。我打电话跟梁荣骏沟通，得知只要经过细心处理，我们是可以做出整张唱片的。我收到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知道该给什么回应了。

　　我请梁荣骏尽快开工，要趁这个时间节点尽快推出。在我多年的唱片公司生涯当中，也遇到过好几次巨星身亡，每一次情况也差不多，关于出唱片这件事，唱片公司跟家属会有不同观点。因为家人仍处于伤心期，不想谈出唱片的事，但在这些不开心的事发生之后，合约一般还是要跟家人继续谈的。唱片公司把唱片推出得太迟的话，又会因为时机过了，很难再做宣传。所以唱片公司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着急，就往往会跟家属的意见相反。

　　最麻烦的是如果唱片公司一直强调事件热度和销量的话，家属一定会说我们不近人情，发死人财。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催梁荣骏尽快完成后期制作，另外也咨询哥哥身边的好朋友或者亲人他们对这张遗作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静观其变，小心处理。

　　不久之后回到公司，哥哥这张唱片的包装就出现在我的桌上。整个设计下了很多苦功，很漂亮，一点儿都不丢人。

　　最后，我们将哥哥最后的遗作用一个绒面的盒子装起来，里面有画和 CD。名字是由我改的，因为哥哥生平主要的音乐历程都与“风”字有关。开始时是《风继续吹》，在跟我合作的新艺宝年代唱得好好的突然说要暂别，我们就做了一首歌叫做《风再起时》。故此第二次合作，我替这张成为绝唱的唱片起名叫《一切随风》。

　　以前我们合作的习惯是一边录歌一边交给我听，但到了这张《一切随风》，由于他的身体、状态问题，在整张唱片完工之后，他人也走了，我才真真正正地听到他的歌声。专辑中的主打歌曲是《玻璃之情》，多讽刺的歌名，就像玻璃一样，看上去很坚硬，实质很脆弱，一旦破碎再也无法重来。

　　《一切随风》在和哥哥的家人有很多误会的情况下如期上市推出，这期间所有艰辛和不快都不用多说。唱片销量虽然没有完全达标，但数字依旧惊人。

　　老实说我没有因此骄傲，相反只是觉得安心。

　　*图片来源于网络。*本篇文章节选自著名音乐人陈少宝先生新书《音乐狂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