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是一本由[日]内藤湖南 / 长泽规矩也 / 等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精选点评：

　　● 極好，載清末民初書店事甚詳。 記東京文求堂數篇文字，連出幾位明治漢學家，作為人物性格側寫，挺有意思的。

　　●纯粹的版本罗列似乎更有价值，但也更催眠。可读性较强的是那些与书店主人的交往。

　　●田中庆太郎不简单，书商而又近学者

　　●像游记，文献学上的内容不多，可以当学术史的材料。

　　●大三暑假在中国书店买的

　　●随手翻过，不算读过。钱女士翻译了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等人的访书笔记。其中武内义雄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学人，对中国思想史颇有了解。

　　●其中神田喜一郎有关皕宋楼事件的文章很值得一读。

　　●日本人在研究态度上清代的人还是有些契合的

　　●找到文求堂和山本书店的几则材料。

　　●日本人研究汉学和搜购中文古籍的劲头，真是可怕又可敬。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读后感(一)：角度新颖，值得探究

　　我有个习惯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总要去参看日人的相关著述，厮以为外人来看往往有独特的视点，此书读后再次印证了这个观点。日人研汉学自唐起至今不衰，可喜的是近来中国研日学术也大有鹊起之势，中日交往日渐繁盛。此书从20世纪初的日本学人内藤虎次郎、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的访中纪事、购书随笔写起，记载了颇多古籍在近代的流售、散失情况。其中有不少是国内版本学著作没有提起的，在日汉籍追溯记述不少，赴日访书及版本学、古籍爱好者值得一读。作者用心颇深，对文中出现的人物都做了的解注。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读后感(二)：一时酸楚望瀛洲

　　中国和日本的书籍文化交流很早就已经开始，9世纪末日本人藤原佐世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就著录汉籍1568部、凡17209卷，这还是失火残存的典籍目录，由此可见其交流之盛。而我国历经朝代更替、书厄频发，很多书籍都已亡佚，很多孤本由于传到日本而得以保留下来，这也是其中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公元983年就有日本僧人奝然向宋太宗献上越王贞《孝经新义》一卷和《孝经郑氏注》一卷，这两本书在宋代就已经亡佚，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令时人震惊。欧阳修作《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来赞叹此事。

　　文化交流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古代中国典籍传入日本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而近代则主要是由于国力不济、无力保护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谈到近代典籍流入日本时是如此义愤填膺了。钱婉约、宋炎所辑佚的这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是晚清、民国日本人在华搜寻汉籍的缩影，展现了那个时代汉籍逐渐外流的现状，今天看来不禁感到钦佩他们的学识又为典籍外流而惋惜。

　　这本书本于2003年就已完稿，但几经辗转才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1月出版，书中收录了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六人在中国访书寻书的经过。据钱婉约先生总结，来华访书人员主要分为学者的研究调查、藏书机构的采购和书店老板的输入三种类型，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三人为代表。

　　这些人大都具有比较广博的学识、眼光独到，并且由于受到各方支持，财力也是十分雄厚。

　　作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的内藤湖南在得知敦煌文物押解进京的消息，便立马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而他对于沈阳故宫满蒙文档案文书的摄影就可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行为的狡黠。正如他所言：“把允许我们一行阅览的部分（指内阁古书），连箱子一起搬出，向我们打开，这时，包括给我们看的人和我们这些要看的人，都不知道打开的箱子里面是什么内容。”当时社会动荡，很多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开展，更没有意识某些东西的学术价值。“但日本人却为此特地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就不能放任不管。”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可悲。

　　作为文求堂老板的田中庆太郎从当时的中国向日本输入了大量的古籍珍本，他对于汉学、版本学造诣很深，内藤湖南称赞他：“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正是这种敏锐的眼光让他为输入古籍珍本提供了方便，而这种能力也是不断磨砺出来的。在从后来回忆他的文章来看，他经营文求堂一方面是为了志趣，“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盈利，“我所知的田中先生是一位敏于商机、极富经商雄心的商人。其毕生向日本输入中国古书的执著，完全是作为商人追求利润的行为，而绝非以收藏或文化事业为宗旨，这一点是明确的。”总的来说，推动他输入书籍的动力的还是日本人对此的需求，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收藏，田中庆太郎只是这股潮流中的佼佼者罢了。

　　长泽规矩也长期整理和汗古籍，从事编目工作，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他亲身造访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对各个地方的书业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其《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就是对此的详细介绍，而他关于琉璃厂的介绍既有横向的概况，又有纵向的兴衰变化，让人对琉璃厂有一个非常全面直观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史料。他和北京图书馆为了防止图书外流而派来的赵万里先生的斗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虽然从中只能让国人感到无奈。

　　说到访书，自然避不开陆心源文库书籍流入日本，这其中有旧藏珍本4146种，合计43218册，全部归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一直以来都让我国学者感到痛心疾首。李洋先生就曾题诗：“天官雷电六丁收，余烬豪芝尚可求。孤本中原轻弃掷，一时酸楚望瀛洲。”神田喜一郎指出与之相对的是杨守敬先生到日搜求传到日本的贵重书籍，可见他的《日本访书志》。事实上，除了杨守敬先生，很多当时有识之士都着力调查汉籍在域外特别是日本的情况，如黄遵宪《日本国志》、盛宣怀《愚斋东游日记》、董康《书舶庸谭》、傅增湘《藏国群书经眼录》、孙楷弟专访东京汉籍小说等，都可见时人对这一状况的关心。神田喜一郎说应本着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仅就从学术研究的眼光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巧取豪夺、据为己有实非君子所为，和文化交流的宗旨相差就更远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日本学人到中国访书本质上还是处于对汉学的热爱的，所购之书也大都是为治学服务，目的相对来说较为纯粹，而强大的财力则是他们能从事此项活动的保证。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财力匮乏，再加上旧学式微、新学兴起，对于古籍的保存和保护都有一定的问题，才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发生。后来日本侵略者面目日显、野心更大，对古物文籍都大加搜刮，已经和这一时期有了本质的区别。如钱婉约先生所说：“综上所述，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我们作为后学晚辈所能做的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吧。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读后感(三)：也说岛田翰的才与德

　　钱婉约女士是一位研究日本所谓来华访书学者的专家，她写过一本名为《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的书，有很多深刻的分析和崭新的见解，给我不少的“回味与启示”。我还为此写过一篇《他们不仅仅是淘书》的短文来谈自己的收获，认为这本书是发前人所未发的佳作。后来我们有幸在湖州？宋楼百年纪念讨论会上见面，因为匆忙，未获

　　倾谈，一直引以为憾。最近，偶从《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0期上读到她的新作，题为《那些因书而生的往事》，细读以后，始知这是为湖州会议的“补漏”之作。

　　钱婉约女士在会议中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所有中国学者所谈到的岛田翰，几乎只将他限定在‘有学问的掮客’这一特定身份上”。他更把所有涉及岛田翰的发言者分为两类，即“激越者”和“平和者”，我对号入座，当属“激越者”，因为我在会上所作《关于‘？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的发言中多次涉及岛田翰，一处说“？宋楼藏书外流之罪责，岛田翰无疑当为魁首”，一处说“岛田翰只是一个从邻居家偷珍宝来充实自己家当的窃贼而已”，“？宋楼藏书的外流，岛田翰应负主要责任”。又一处说：岛田翰一本日本夺他人之所藏盈一己之库存之国策，处心积虑，凭借庚子奇变之后清廷心有余悸的背景，乘陆树藩经营失败，救灾负债之危，使用之诱骗之卑鄙行为，掠我珍籍，舶载东去，赢得其国人之赞誉，而置陆树藩于千夫所指之窘境，谓岛田翰之为首罪，谁曰不宜？”不久我又据此文写《还我？宋》一随笔短文，在报刊发表，再申鄙意。因为是谈？宋楼藏书的散失，所以就集光于岛田翰在此事件中的罪责，而未顾其生平行事，确是一种不足。钱婉约女士据翔实史料，较详尽地缀辑岛田翰生平及行事，并有所评说，对会议确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钱婉约女士对岛田翰的汉学世家，钟情汉籍的痴迷以及其文献学的成就等方面，都有较详尽的记述，特别对他的书痴、书迷现象，征引日本德富苏峰和中国俞樾等大学问家的赞誉，以及他与中国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来论断岛田翰产生诸种劣行的心理状态说：“朝夕与善本为伍的他，内心大概滋生了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似乎这些国宝级的古书，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得遇他这样的天才来研究利用，乃为幸事。”并对岛田翰的文献学成就提出三项：第一项是协助竹添进一郎出版《左氏会笺》，第二项是《古文旧书考》的撰著及出版，第三项是促使静嘉堂买入归安陆氏藏书及《？宋楼藏书源流考》写作。除了购入静嘉堂藏书一事我尚难认同外，其他我认为都是事实。购入陆氏藏书，对日本来说，岛田翰可说是作了贡献，是一桩成就；但对中国来说，却是无法辩解的损失。对于一个有学问的坏人可以分开来谈，不以其过没其功，像中国对周作人的评论：政治上是叛国汉奸，也不讳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钱婉约女士不仅对岛田翰的生平和成就作了较多的勾勒，也谴责了岛田翰的恶行，他在文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揭露了岛田翰的书德败坏。在《书痴与书癖》小节下，历数岛田翰“以书牟利的种种行为”，对恩主德富苏峰的轻诺寡信，骗取酒食，把承诺相赠的《宋刊单疏本史记》因不菲的酬金而转售于内藤湖南。骗取了清末大儒俞樾赠与的《春在堂全集》手稿四卷而转卖获利，又骗取苏州顾鹤逸过云楼的藏书，久借不还而以高价售出。在《窃书不为偷》的小节下又列举其自1901年窃足利学校所藏《论语》始，至1915年盗取金泽文库国宝《广选集注》止的两次涉讼，以至结束其可耻的一生。钱文还痛切地揭示出岛田翰为一己之私利所施行的种种不为人齿的手段，如为盗取《文选集注》，岛田翰曾给主管金泽文库的称名寺“住持及相关管理者以巨额金额，并带他们到新桥、横滨一带艺妓馆豪游”。钱婉约女士对岛田翰的一生的描述应是全面而公正，对藏书史各有关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裨益，但也不能不说：绝不能将岛田翰损伤他人以利己的盗窃作为归入其成就。

　　在论定岛田翰一生行事的同时，钱婉约女士有不少评论文字流露出她怜才惜才的仁人之心。她在文首的小序中，写了很大一段文字，引用中日学者的赞誉之词，对岛田翰作了学术上肯定，而对其消亡则哀叹这是“自古书生多遗恨”地“结束了他壮志未酬的短暂一生”。“成亦因书，败亦因书也”，岛田翰之死是客观造成而毫无主观因素？文中出现多处对岛田翰赞美与怜惜相混杂的宽容之词，引用其父岛田重礼暗中称赞他是“汉学神童”。日本著名汉学家德富苏峰在《岛田翰与〈古文旧书考〉》一文中所说“一部《古文旧书考》即可获得文学博士而绰绰有余”和中华老儒俞樾亲为其《古文旧书考》撰序，誉扬备至。序中称：“余闻见浅陋，精力衰退，读先生书，唯有望洋向客而叹已矣。往者曾文正公尝许余为‘真读书人’，余何人？敢当斯语？请移此字为先生赠。”婉约女士更于其文《余论》中为岛田翰解脱，将其定位于悲剧人物称：“时势也造悲剧，总让一些人生不逢时，空怀才志，一生在逼仄的狭道末路上跌宕坎坷。把岛田翰说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应该不算是替他的‘书癖心理’、‘盗书行径’回护。时至今日，与其停留在对他知书、书的道德审判上――事实上他的决然自毙已经是最严厉的自我审判――毋宁通过他传奇的一生来加深于促使他走上不归路的日本社会以及他个人因素的认识。”如果岛田翰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钱婉约女士应是一位很好的律师。她像老辈有些学人那样，太仁慈！太宽容！太着重于怜才惜才，而感叹这个盗取中华国宝的窃贼是“空怀才学，不为世用”。幸亏岛田翰不为世用，如果他为世用，“才”只能为他的盗窃成性如虎添翼。如果他晚生二十多年，必将是日本侵略军中的文化大盗。公开地、疯狂地掠取中华的珍籍善本，中华文化的灾殃更将惨痛。岛田不死，中华珍籍之难不已。中山狼的故事，还是要记住的。

　　应当肯定，钱婉约女士花费了许多精力，为我们勾勒出岛田翰的一生，使研究者能有更多的认识。至于我所持的小异之处，也是出于疑义相与析的本意。但有一点――就是岛田翰的死，文中自有不同的提法：一处是据刘蔷女士《过云楼藏书考》而定“被告岛田翰在日本犯案入狱，后因羞愧而在狱中上吊自尽”。一处是说1915年“岛田翰因盗卖称名寺金泽文库书籍文物，被刑事起诉，畏罪自杀”。就在同一节的最后又说：“1915年7月28日零点五十五分，岛田翰在自家屋内开枪自杀”。三处不同说法主要归总在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上。第一说是“在狱中上吊自尽”。第二说比较含混只说“畏罪自杀”，无地点无方式。第三说既有详细到年月日时分的时间，又有“在自家屋内开枪自杀”的地点和方式。因而产生岛田翰的死，究竟是在自家屋内，还是在狱中？究竟是用枪自戕，还是上吊自尽？这虽是细节，但岛田翰的最后下场，还是定于一说为是。小疵不掩大醇，野叟悖论，尚请婉约女士及读者见教。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读后感(四)：编校错误比较多

　　本书内容很有意思，也有史料价值，日本人的记录非常细致。但是本书编校质量不高，正文中的主要问题是书名不准确，引文为核实，或者句读不当。注释中的错误比较多，如人物生卒年不对，书名不准，甚至张冠李戴、史实有误。兹将已发现的问题整理出来，供书友参考。

　　——绪论部分——

　　页1，诗一，“抱残守缺慕经师……宋刊珍篇单疏诗”，“抱残”，应为：保残；“宋刊”，应为：宋椠。

　　页1，诗二，“购将宋刊兼唐写”，“宋刊”，应为：宋椠。

　　页1，诗三，“古香绕笔斓硃痕”，“斓”，应为：烂。

　　页1，末行，“《毛诗正义单疏本》”，应为：《毛诗正义》单疏本。

　　页4，段2，“《首罗比尼经》”，应为：《首罗比丘经》。“《浮名经关中疏》”，应为：《净名经关中疏》。“《报冥传》”，应为：《冥报传》。

　　页8，末行，“东京外国语大学”，应为：东京外国语学校。

　　页16，神田喜一郎“（1899—1984）”，生卒年应为：（1897—1984）。

　　页20，行17，“北京图书馆”，当时名为：北平图书馆。

　　页21，段1，“《湖北先生遗书》”，应为：《湖北先正遗书》。“《汪双池丛书》”，应为：《汪双池先生丛书》。

　　页24，段2，“市村瓒太郎”，应为：市村瓒次郎。

　　页25，行11，“《皕宋楼藏书源流记》”，应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

　　——正文部分——

　　页6，段2，“《首罗比尼经》”，应为《首罗比丘经》。“《浮名经关中疏》”，应为《净名经关中疏》。“《报冥传》”，应为：《冥报传》。

　　页8，行18，“《元史稿本》”，应作：《元史》稿本。

　　页9，段1，“钦定《三礼义疏稿本》”，应作：《钦定三礼义疏》稿本。“《永乐大典抄录本》”，应为：《永乐大典》抄录本。“《大清一统志稿本》”，应为：《大清一统志》稿本。

　　页9，行22，“丢·阿鲁特的《中国志》”，应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页9，行23，“丹彼尔”，应为：唐维尔。

　　页12，行9，“《安阳金石录》”，应为：《安阳县金石录》。行13，“《殷墟书契前后编》”，应作：《殷虚书契》前后编。

　　页14，注释1，“《传古别录》”，应作：《簠斋传古别录》。“《陈簠斋尺牍》”，应为：《簠斋尺牍》。

　　页15，注释2，“沾神之约为上”，应为：治神之约为上。

　　页16，段3，“《两罍轩印考漫录》”，应为：《两罍轩印考漫存》。

　　页16，注释2，错误，此吴云应为清代人，非明代那位。

　　页17，行16，“汉代用的封泥在其后的几千年间不为人知”，“几千年”应改为：两千年。

　　页18，注释2：“诵芬主人”，应为：诵芬室主人。“《书舶庸谈》”，应为《书舶庸谭》。“《颂芬堂丛刊》”，应为《颂芬室丛刊》。

　　页20，行2，“《两浙金石记》”，应为：《两浙金石志》。

　　页21，行14，“罗振玉著《昭陵碑录》”，应为：罗振玉辑《昭陵碑录》。

　　页22，行19，“纪行碑”，应为：《纪功碑》。

　　页23，行11，“《新编五代平话》”，应为：《新编五代史平话》。

　　页24，行8，“《残唐五代史演义》”，应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五代平话》”，应为《五代史平话》。

　　页24，行17，“王弈清”，应为：王奕清。注释1：“王弈清（？—1736）”，应为：王奕清（1664—1737）。

　　页25，行5，“《汲古阁六十种》”，应为：汲古阁《六十种曲》。

　　页26，注释2莫友芝，“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军营，充幕僚”，不确，改为：曾入曾国藩军营，充幕僚。

　　页27，“Maro Aurel Stein”，斯坦因原名应为：Marc Aurel Stein。

　　页30，段2，“石塚”“贝塚”，应作：石冢、贝冢。

　　页31，注释1，“《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应为：《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

　　页35，行11，“天聪到八年为止，第九年改为崇德”，应为：天聪到十年为止，第十年改为崇德。

　　页72，段1，“军政所”，应为：军政署。

　　页76，段3，“大谷尊重”，应为：大谷尊由（即大谷光瑞）。

　　页79，行3，“东京外国语大学”，应为：东京外国语学校。

　　页81，段3，“福左”，应为：福岛。

　　页83，注释1河井荃庐，“甲骨文学”，应为：甲骨学。“《荃庐存印》”，应为：《荃庐印存》。

　　页84，注释1木下广次，“京都帝国大大兴安岭第一任校长”，应为：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

　　页85，注释2，“萤雪轩”，应为：萤雪轩主人。

　　页91，注释1卲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应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

　　页99，注释1莫里逊，“Morrison George Ernest”，应为：George Ernest Morrison。

　　页101，行7，“北京图书馆”，应为：北平图书馆。

　　页101，注释3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解》 ”，应为：《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

　　页103，注释2服部宇之吉，“《东洋伦理纲要》”，应为：《东洋伦理要纲》。“《北京笼城记》 ”，应为：《北京笼城日记》 。

　　页103，注释3宇野哲人，“《中国哲学史》”，应作：《中国哲学研究》。“《论语讲话》”，应作：《论语讲义》。

　　页103，注释4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应为：《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页103，注释5，“ 池内宏（1879—1952）”，应为：池内宏（1878—1952）。“满洲地理历史调查部”，应为：“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

　　页103，注释6加藤繁，“《中国经济史概说》 ”，应作：《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

　　页107，注释1佐佐木信纲，“《万叶集事典》”，应作：《万叶辞典》。

　　页108，注释2赖山阳，“名囊”，应为：名襄。

　　页104，注释2石田干之助，“《东亚文化史丛钞》”，应为：《东亚文化史丛考》。

　　页114，行7，“汉籍的天头地角”，应为：汉籍的天头地脚。

　　页119，行3，“森欧外”，应为：森鸥外。

　　页120，行2，“昭和八、九年（1033、1034）”，应为：昭和八、九年（1933、1934）。

　　页122，行24，“河井荃卢”，应为：河井荃庐。

　　页123，行5，“清绮（锜）水药店”，应为：精锜水药店。

　　页134，行9，“道德五千文”，应为：道德经五千文。

　　页134，行17、行19，“田畹”，应为：田琬。

　　页134，行22，“《上谷访古记》”，应为：《上谷访碑记》。

　　页135，段4，“邓嘉辑”，应为：邓嘉缉。

　　页135，段4段5，“《上谷访古记》”，应为：《上谷访碑记》。

　　页135，段4，“龙兴观宗支恒产记”，应作：《龙兴观宗支恒产记》。

　　页136，段3，“《上谷访古记》”，应为：《上谷访碑记》。

　　页136，注释1，魏锡曾“《稼轩集》”，应为：《稼孙集》。

　　页136，注释3严可均，“《说文校议》”，有误，应删去。

　　页137，段2，“邓嘉辑”，应为：邓嘉缉。段4，“《上谷访古记》”，应为：《上谷访碑记》。

　　页139，行11，“《上谷访古记》”，应为：《上谷访碑记》。

　　页139，行14，“尊胜陀罗尼幢 正书”，应为：兴国寺经幢 正书。

　　页141，行19，“西出则飞狐、鹰门不足为险也”，“鹰门”应为：雁门。

　　页143，段2，有两处“魏稼村”，应为：魏稼孙。

　　页143，段2两处，“《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应作：《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

　　页143，段2，“南唐升元”，应作：南唐昇元。

　　页144，段2两处，“《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应作：《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

　　页144，段3，非录原文，系转译，有出入。

　　页146，注释1叶昌炽，“（1847—1917）”，应为：（1849—1917）。“《奇觚文集》”，应为：《奇觚庼文集》。

　　页147，行7，“明《一统志》”，应作：《明一统志》。

　　页148，注释1曹学佺，“《天下一统志》”，应为：《一统名胜志》。

　　页148，行11与注释2，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应为：《日下旧闻》。

　　页150，行25，“《八斋戒经》”，应为：《八关斋戒经》。

　　页151，段4，“知泉寺”，应为：智泉寺。“肃瑀”，应为：萧瑀。“云谷寺”，应为：云居寺。

　　页152，行2，“道公”，应为：导公。

　　页153，行14，“安直战争”，应为：直皖战争。

　　也153，行20，“《重修华严堂本记》”，应为：《重修华严堂经本记》。

　　页154，末段，缺字处应用□代替：

　　咸闻正道□□□□

　　乃至金刚更□□□

　　□此经为未来佛□

　　难时拟充经本世若

　　有经愿勿辄开

　　页155，段3，“云、幽州沙门净琬”，应为：云幽州沙门释净琬。

　　页161，注释4徐乾学，“（1631—1911）”，应为：（1631—1711）。“《一统志》”，应作：《大清一统志》。“《清会典》”，应作：《大清会典》。

　　页161，注释5，“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又名《延令宋版书目》）”，括号中说法有误，应删。

　　页163，注释1，“《金石苑》”，应为《海东金石苑》。

　　页164，段2，“敕节文宋书、梁书、齐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标题有误，有漏字，调整为：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

　　页165，行20，“《徐高嗣传》”，应为：《徐孝嗣传》。

　　页168，段1，“岭纡曦轩夕枉月驾；川交樵隐江阅鱼樵”，据王国维《水经注校》，似应为：岭纡曦轩，峰驻月驾；川交樵隐，江阅渔商。

　　页170，注释2，“东仓文库”，应为：东仓书库。

　　页170，注释4，“《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百家》”，应作：《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页171，注释3，“民部尚书”，应为：民部尚书郎。

　　页171，注释4，“总理衙门”，应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页174，行11，“张古馆”，应为：张古余。行21，“希觏”，应为：稀觏。

　　页181，段2，“《日本见在书目录》”，应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页187，注释1，“叶德辉（1863—1927）”，生年似为1864。“留庵（1871—1923）”，孙毓修卒年似为1922。

　　页189，行3，“《书林清话》卷二《书肆的缘起》”，应作：《书林清话》卷二《书肆之缘起》。

　　页195，注释4，“《清朝书人辑略》”，应为：《国朝书人辑略》。

　　页201，注释1傅惜华，“又名室泉”，应为：又名宝泉。

　　页204，“《缙绅全书》”，应为：《搢绅全书》。

　　页220，注释1汪原放，“（1897—1979）”，应为：（1897—1980）。

　　页224，注释1，“冀廷”，应为：翼廷。

　　页242，行9，“《同续通志考补》”，应为：同《续通志考补》。

　　页245，表格，“《湖北先生遗书》”，应为：《湖北先正遗书》。“《汪双池丛书》”，应为：《汪双池先生丛书》。“《清文前六朝圣训》”，应为：清文前六朝《圣训》。“《栗香堂丛书》”，应为：《粟香室丛书》。“《守约编丛书》”，应为：《守约篇丛书》。

　　页247，段3，“《春秋诸国统记》”，应为：《春秋诸国统纪》。

　　页248，段2，“《春秋诸国统记》”，应为：《春秋诸国统纪》。

　　页249，行18-19，“《外集举正》十卷，《韩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十本”，应为：《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十本。

　　页250，段1，“大兴朱氏藏书印”，应为：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昌黎先生文集》”，应为：《昌黎先生集》。

　　页250，行13，“季印振宜”，应为：季振宜印。

　　页251，行1，“《二十一史》”，应作：“二十一史”。

　　页252，行2，“《耕学斋集》”，应为：《耕学斋诗集》。

　　页255，行18，“《缙绅全书》”，应为：《搢绅全书》。

　　页257，行25，“《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应作：《三国志通俗演义》。

　　页258，注释1，“王孝慈……曾藏明崇祯刻《北平笺谱》四册”，错误，应为《十竹斋笺谱》。

　　页260，行7，“《文禄堂宋本书影》”，应为：《文禄堂书影》。

　　页267，注释1沈璟，“（1533—1610）”，应为：（1553—1610）。

　　页270，行24，“《子弟书》”，应为：子弟书。

　　页291，注释1，“《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史》”，应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近代日中交涉史话》”即《近代日中交流史话》，重复，应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