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是一本由孙隆基著作，花千樹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88，页数：5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精选点评：

　　●作者这种腔调与金观涛之流已无异。。

　　●可能我看过的书少，没有超越这本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深入透彻的剖析，期待作者的其他力作，也期待有生之年能读到类似视野，类似高度的其他作者的作品

　　●各种歪曲和狭隘的理解

　　●还是看繁体的比较痛快。。不用担心是阉割过的。。。

　　●当时读书

　　●学术性很低，可当做理解大众的想法而服用，看完可以批判一番。

　　●小学时代大众媒体上“启蒙”和反思“中国”时常用的语料和观点来源。 感觉是典型的壁上观...但到现在拿这套“启蒙教育”来作为见解基础的情况还不少.... 可能由于自己所处时间和地域所具有的分裂和失时的特性，作者描述的世界我无法给出太多认同或者信服，只能默认它会存在于我所没有见到的世界。 在早期的中国/台湾电影里倒是看到一些同样的见解，也是同样带有启蒙目的，而电影所能表现的要比这本著作立体多了... （作者还用了无比讨厌伪弗洛伊德体...)

　　●虽然重复论述太多了，但还是值得一看，痛快。

　　●文化的“密码” 就算在国外生活也不免改不了的地方 可以警醒自己

　　●看了1/3。观点还是不错的，要是把本书精简到1/5-1/10的篇幅，再好好强化一下条理性，应该会是本很好的书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读后感(一)：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看的网上的电子版，排版不是太好，观点犀利，从中国人的一些特质，讲到游牧帝国和农耕帝国之间的对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抗，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更替的历史和政治因素，内容丰富。作者的行文思路，语言风格，总让我想到高晓松。

　　作者对于儒家思想的分析和批判，对于国人的物质化倾向的批判，对于一些在中国社会习以为常的观念的挑战。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读后感(二)：繁體字版序

　　一九八○年代是一個關鍵性的時代，我在一九八三年發表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時光匆匆，轉眼間已歷二十載有餘，這本書還發揮著生命力，尤其在對它開始解禁的大陸，讀者的需求量很大。我亦藉在國內出「新千年版」的機緣，把這本書再度修訂，加了新結論，並對當時寫書的心境有所交代。但國內還不是一個能暢所欲言的環境，因此修訂亦包括一些不得已的刪改。

　　由香港花千樹出版的繁體「新千年版」裡，即不存在這類顧忌。它參照一九九○年代港台的「全新修訂版」，對國內二○○四年「新千年版」加以補充，同時保留了後者對本書的改進。簡體版已儘量把書中「今日」、「目前」、「如今」、「最近」和類似的立足一九八○年代之用詞改為「當時」、「當年」、「八十年代」，但還未能顧及每一處，花千樹的編輯們不厭其詳，進一步在這些方面對本書作出徹底的技術性修訂。

　　二○○三年，我應《亞洲週刊》之約，針對該年的SARS危機，寫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二十年祭〉一文。如今亦收入繁體版裡，作為全書之跋。

　　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读后感(三)：中国文化的复杂性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同时又不失谦虚，深刻而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介绍他所理解的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从良知系统、二人关系、中国人的“个体”、国家与社会、对待世界的态度、现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文法”规则四方面，结合香港台湾的同源但却不同的发展道路，对比西方世界以及日本的发展理念，从另一个新颖视角看待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超稳定的，却伴随着周期性的分崩离析。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但却总是缺乏创新，在“形而下”的默认模式里透露着“死亡崇拜”。中国的政治两千年来总是有大一统的倾向，政权的更替也总是在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目的，无比现实的同时，却忽略了百姓的精神发展——看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灵魂的概念的 —— 这也是中国人爱吃的根本原因吧，我想。中国人是含蓄克己的，一代代传承者最古老的道理，同时也忽略了今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中国人普遍自我压缩的性格。作者认为中国人普遍停留在“口腔期”，心理上不够“成熟”，而我想说的是，我非常喜欢作者温和有礼的中式批评的文笔风格，在我看来，至少作者是非常成熟的。我十分赞同作者在本书结尾说的“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式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在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标准也必定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读后感(四)：稳定的深层结构

　　之前读《中国：传统与变迁》时，存下两个问题，最近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找到了一些解释，记下备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可以几千年都保持一种超稳定的社会体制形态并难以被打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稳与不变。因此，在“表层结构”中尽可以出现变动，但是，任何“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

　　从更具体的层面来说，中国人是以“二人”来定义“人”的，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既然没有个体“灵魂”的设计，就倾向于将“个人”只当作是一个没有精神性的肉体，因此中国人是用“身”这个字来指称自己的。这个“身”只要“有一口饭吃”，是可以让任何人统治的，而不会像西方人一样为了“人格平等”这类不具“体”的要求起来斗争。

　　像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又只偏重肉体化的存在与延续，就必定会不断制造对有限的资源产生过大压力的人口。历代农民战争的纲领都是要将社会资源的分配平均化，而国家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使人人“有一口饭吃”(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于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朝着越来越平均，也是越来越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方向发展。于是，社会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去组织它，而压在社会头上的国家也就变得越来越专制。而这一整个结构的意向也只能是解决“民食”这个根本问题以及“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基本上不能导向超越与变动。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也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中国在传统时代，四周都没有高级文化可以与之抗衡，因此很自然的自成一个“天下”，自认为是世间唯一的文明。由于中国文化的意向就是维持整个结构形态的固定与不变，而任何新鲜的外来事物都会对这种稳定造成威胁。于是，中国这个没有超越意向的文化，就要人为的选择一个界限，筑一道长城，将自己这个“天下”圈起来，也就是“锁国”。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佛教的输入似乎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除了中国人也还另外有文明人存在，不过在传统上对印度有两种看法。反对佛教的中国人相信印度人不过是另一种夷狄，而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则认为印度是“西方净土”，他们对印度的称赞，是作为超世间的世界来称赞的。所以佛教的输入尽管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自以为是人世间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