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业》是一本由马克斯·韦伯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元，页数：15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伦理之业》精选点评：

　　●我是个学术上的平庸之辈

　　●意外发现，一两百年过去，新闻工作者的处境一直没变

　　●虽然说我并不赞同其中诸多观点，但在观点之内韦伯的论述确实很有说服力。终极意义的问题已经和学术分离开来了，这是“哲学这门学科”以及“哲学原则性的讨论”所肩负的使命

　　●读了这本书才发现，以前对韦伯有颇多的误解。韦伯远比我以前认为的更加“德意志”。

　　●减一星是因为翻译

　　●管理学老师要求阅读。 但我实在觉得有些无聊。

　　●韦伯56岁就去世了，可惜可惜

　　●登山宝训

　　●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

　　●韦伯也没能回答出他自己在文中提出的问题，“人为什么而活”

　　《伦理之业》读后感(一)：译者小传

　　王容芬，1947年－，中国旅德学者。1947年出生于北京海淀，童年在海淀培元学校读小学，1957年考入北京101中学。1962年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1966年8月18日参加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认为“和希特勒没什么区别”，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寄出一封署名“退团信”，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在信寄出后，在苏联大使馆附近服毒自杀，但被送公安医院抢救过来，随即遭到逮捕。直到1976年1月，她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3月被平反，无罪释放。后被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翻译研究工作。1989年6月，旅居德国。

　　《伦理之业》读后感(二)：恰好的时间遇到这本书

　　读书也是一个讲缘分的事。有些书读的太早了，知识积累不够，就难以理解作者的思想。而读的太晚了，又可能因为年纪大了而失去了年轻时的心境。韦伯的这本书在20岁到25岁之间读就刚刚好。

　　书名为《伦理之业》，对“业”这个词要好好的理解。译者在序言里说的很清楚，“业”不仅仅是职业，也有使命的含义。（有版本是翻译为“天职”，更为信雅达）

　　本书收录了韦伯的两篇演讲稿：《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因为讨论的对象是具有伦理价值的职业，所以它们更像哲学论文。在这里我不想赘述那些具体的内容，所以仅介绍一下两篇演讲稿的思想内核。

　　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着重强调了献身精神——把学术作为人生使命，奉内心召唤，献身学术事业。韦伯将献身精神提到人格的高度，“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

　　在《以政治为业》里，韦伯从他的三种类型中专门提出卡里斯玛统治，因为卡里斯玛领袖最富有为政治献身的精神，是真正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和为了生计而从政的人有本质的区别。后面韦伯通过对“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目的与手段的讨论逐渐揭示出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应该说韦伯虽然在政治上很现实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也受“超人哲学”的很深的影响。

　　阅读这本书时，很容易感受到韦伯的那种激情。越是这样越能感受到一种落差，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伦理之业》读后感(三)：《以学术为业》笔记

　　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专业化阶段。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有可靠的意识，在科学领域做出某种真正完美的贡献。那些非专业的研究工作的宿命无非是给专家提供有用的问题。（10）

　　而且，所谓“学术意识”，就是要明白：任何学术上的“完美”都意味着新的课题，都愿意被“超越”，并且必须被超越。（14）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献身学术？（16）

　　在古希腊，对概念的讨论使人“知道如何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国家公民，并教导别人也这样做。”（17）

　　在文艺复兴时，实验被提高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人们或认为科学研究是通向真实的艺术或自然之路，或认为它们通向神的旨意。（19）

　　如今，以上所有昔日梦幻都破灭了，我们无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学术的意义”。学术充其量只是个人选择。（20）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理性化、智化，特别是脱魔（又译“祛魅”）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恰恰是最高级、最精微的价值退出了社会生活，或者遁入神秘的来世。谁若不能坚强地接受这种时代命运，他最好默默地回到宗教的怀抱——这么做虽牺牲了理智，从道德角度看，还不至于回避知识分子的本分；但千万不要以学术的名义给学生传递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甚至“学术的意义”等问题的意见和倾向——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科学地证明他们。（34）

　　《伦理之业》读后感(四)：以学术为志业

　　（胡乱写着玩的，很多纯粹个人的见解与联想）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作为自身的志业的学术在面对自身和他者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就自身而言，“知识分子的本分”要求自身澄清自己的最终立场，即自身必须在学术界选择具有某种价值意涵的的观点。因为“效忠于自己”，不可避免的会导向某些“终极的（？）、内在的、有意义”的结论。当然，他若投入到一种纯粹的信仰中（旧式教会），并献上“理智的牺牲”，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对于他者，学者有本分保持价值的中立。这不仅是由于考虑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更是因为世界本质上是荒谬的。学者的道德价值要求他，不仅要帮助人认识到世界的永恒斗争性，更要帮助人认识到他的志业——他的所为的最终意义。如果学者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去裹挟他人，那么他实际上在剥夺他人实现“知识分子的本分”的可能性。 不论学术在面对自身还是在面对他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建立在世界的荒谬性这一基础上。面对荒谬的一种办法是在生活外寻求意义。而这包括秉持理性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自身的观念之时，必须要首先通过这种理性主义。但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又要摆脱纯粹的理性，认识到理性的不可调和性。非理性主义意味着，人可以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直接承认世界的荒谬性和不完美性。或者，存在理性不包含的事物范畴。这即意味着献上“理智的牺牲”。 那么，是否存在“专注于在生活中创造意义”在学术上的可能性呢？我是这么理解的，不能将“在生活中创造意义”作为一种学术的目的，但可以将“寻找如何在生活中创造意义”作为一种学术的目的。因为，生活的意义本质上是个体性且不可通约的。如果以这样一种意义作为学术的目的，那么这种目的就无法满足“知识分子的本分”，最多只能算一种个人的思维游戏。明显，学术是一种有所牺牲的志业，而非一种纯粹个人的创造。当然，若在一种“在生活中创造意义”能够服务于“生活外的意义”的基础上，“专注于在生活中创造意义”在学术上是可能的，但若如此，“专注于在生活中创造意义”便无法被作为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