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的結構》是一本由孔恩著作，遠流出版的2007图书，本书定价：367，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學革命的結構》精选点评：

　　●不明觉厉......

　　●附录的那篇书评有意思，kuhn在逻辑和心理学方面的欠缺令他没把自己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可能自己不是工科学生的关系，在很多例子上因为不够了解，所以不能深入去思考其中的关系，感觉这点上有些可惜！不过孔恩提到的一些现象和科学圈中的关系，反而觉得十分有趣，因为即使放入其它圈子，這其中的相似也非常驚人！而後記中的評論，更是講哲學的評論放入其中，讓讀後對學術這個有趣的圈子可以有一個去思考的引子！有機會，是會想再讀一次！

　　●譯注也做得非常好

　　●台湾翻译废话太多，所以还是好理解

　　●科学观念史上的milestone，个人阅读史上的brainwash

　　●寒假回到家读，预备介绍给每个转专业的朋友以及，教科书批评的同行。 说实质论述科学的本质，但论述过程中引用的众多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的观点与方向，作者明显不咋精通啊，简直让书窝着大藏而陷于渊不得出。 所谓科学的本质，即进步而有积累。其中很多点，比如经验和之后成为逻辑，都可以深掘下去。可是······ 典范--思维方式，不可共量性--翻译语言。涉及的面真的太广咯，很多学科都可以从中得到所需，库恩惊讶于它在社科中的影响，也可知了他写时候也是，有些瓜兮兮。 另外，所谓XX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nou，人家不是说了吗，我从不科学呢。 再，一直在举例说明，并不喜欢这样。麻烦参见文学史写作与涂尔干，谢谢。

　　●这个译本比大陆版好多了……

　　●今天突然想到了自己看过这本搞死人的书啊！

　　●愈读愈难懂，道理很简单。比北大那个版多了很多料。

　　《科學革命的結構》读后感(一)：各章節題目

　　Author 孔恩

　　Translator 王道還,傅大為,程樹德

　　ublisher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3234326

　　導言：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

　　原序

　　第一章 緒論：歷史能做甚麼

　　第二章 常態科學如何產生

　　第三章 常態科學的面質

　　第四章 “常態科學”是解謎活動

　　第五章 典範的優先性

　　第六章 異常現象與科學發現之產生

　　第七章 危機與新理論的建構

　　第八章 對危機的反應

　　第九章 科學革命的本質及其必要性

　　第十章 革命是世界觀的改變

　　第井一章 革命無形

　　第十二章 革命的解決

　　第十三章 通過革命的進步

　　後記－－1969

　　附錄

　　一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之間的關係

　　二 典範

　　索引

　　西中名詞對照表

　　《科學革命的結構》读后感(二)：穿領域科學傳播：跨科際教育史外一章－庫恩的典範轉移

　　y 蔡 明燁

　　歷史上有些新發現，可能會立即帶來爆炸性的震撼效果，但有時候卻是在不知不覺中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如美國科學哲學家湯瑪士˙庫恩（Thomas Kuhn，另譯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文版已由遠流出版，王道還譯），即為此例。

　　本書在1962年出版後，頭兩年只售出900多本，但到了1980年代末期時，全球銷售量竟已累積至65萬本，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更已突破140萬冊，成為史上最常被引用的學術作品之ㄧ。庫恩在書中所用的術語「paradigm shift」──中文有「典範轉移」、「境相移轉」、「思想範疇轉變」、「概念轉移」、「思維變遷」等多種譯法，基本上是指一種長期形成之思考模式的改變、觀念上的重大突破，或者是根本價值觀的轉向……等－早已是各種場域耳熟能詳的詞彙，例如企業界暢談的管理典範，認為隨著環境的變遷，決勝因素亦隨之變化，於是在新的競爭條件下，從前所公認的最佳管理模式可能遭到淘汰，從而被更新的最佳管理實務所取代，這便是企管專業中的「典範轉移」；此外在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範疇中，「典範轉移」也常被套用在某一種傳統思維被另一個新的價值體系替換的過程。由此可見，庫恩或許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然而他的「典範轉移」概念，卻在潛移默化中成為今日人類知識架構重要的ㄧ環。

　　出生於1922年的庫恩原是科學家，1943年從哈佛大學物理系畢業，入伍後開始研究雷達，二次大戰結束後回到哈佛攻讀物理學博士，於1949年取得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的期間，他被指派教授ㄧ門專為人文領域學生而開的科學課程，孰料這門課程後來竟徹底改變了庫恩的學術領域和研究取向。

　　科學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Science）是化學家寇南特（James Conant）在哈佛大學校長任內（1933–1953）的重要貢獻之ㄧ。寇南特在哈佛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包括開始接受女子就讀哈佛醫學院及法學院，以教育平等的理念促使更多不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學生得能進入哈佛接受高等教育，此外他也取消了體育獎學金，並將教職員的終生聘改為升等制，以求刺激學者不斷精益求精。寇南特認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菁英份子，都有必要具備最起碼的科學知識，因此在哈佛大學推動以歷史個案為焦點的科學通識課，而當庫恩開始準備相關教材時，終於首次認真閱讀過去的科學文獻，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

　　1947年夏天，庫恩25歲，他反覆翻閱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嘗試回答一個問題，也就是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即已懂得多少力學原理？留下了哪些空白由後人去挖掘？換句話說，庫恩的出發點原是建立在傳統的增智模式上，企圖由這個角度來解釋物理學的發展史，但他卻發現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簡直全盤皆錯，好像連最基礎的力學原理都不懂似的！這怎麼可能呢？庫恩困擾了許久，直到有天他忽然靈機一動，想到若欲了解亞里斯多德的思考邏輯，或許必須從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知識體系裡去解讀為什麼作家會這麼寫？例如古希臘人所謂的「運動（motion）」，包含了各種改變，跟今天物理學的定義根本天差地遠！於是這麼ㄧ來，亞里斯多德書中許多荒謬的語句忽然都變得合理了，終於讓庫恩豁然開朗。

　　庫恩在1956年離開哈佛大學，轉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並於1961年升格為教授，在隔年問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代表作裡，寫下了他對知識典範的體悟，勾勒出科學發展的三部曲模式：（ㄧ）常態科學，在此階段中，研究社群遵循一個共同的知識「典範」來解決該領域中的各項謎題，通常典範所預測的結果和實際觀察或實驗結果多能符合，如有分歧，也往往能因觀察或實驗技巧的改善，乃至對既有典範的微小修正而加以解決。可是長期未能解決的異常案例累積到某個程度後，某些科學家便會開始質疑典範的可信度，導致該研究領域邁入了（二）危機階段，這時候許多不同的新理論紛至沓來，一方面挑戰舊典範，一方面試圖用新的模式對日積月累的異例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釋，直到（三）科學革命發生，研究社群對新的學說產生了共識，於是舊典範被新典範所取代，然後該研究領域便又在新典範的指導之下回到了常態科學的階段，繼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科學革命是在一個新的概念基礎上，重新創建研究領域的過程，而非對舊典範的修改或引申，因此新舊典範之間並不能化約，但如運用五大標準──精確性、一致性、廣泛性、簡單性和有效性──來評價不同的科學理論，則新典範不僅應在量的精確性方面優於舊典範，也應能預言出舊典範無法意料的現象。

　　典範轉移的觀念使我們對人類知識的建構產生了新的透視，無論在哲學界與社會學界都造成了莫大衝擊，然而回想當初，若非因跨科際教學所需，刺激庫恩橫越科學與人文領域，科學革命的概念種子卻將從何而來？或許跨科際的創新之一，便在於讓人比較不受某種特定典範的束縛，而跨科際教育本身，也是在專業教育的既定典型中，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考向度。

　　參考文獻：

　　Thomas Kuhn (1962, rpt 2019),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 Naughton (19 August 2019), ‘Fifty years ago, a physicist wrote a book that completely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scientific progress. In so doing, he introduced the world to the paradigm shift’, The Observer, pp.14–15.

　　王道還譯(2004)，《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林崇安 (undated), 〈庫恩的科學革命〉

　　http://www.ss.ncu.edu.tw/~calin/science/D2-2.pdf

　　湯明哲(1999年10月)，〈企業管理的典範轉移〉，《遠見雜誌》160期。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6822.html

　　原刊載於東西交叉口

　　及 跨科際閱讀

　　《科學革命的結構》读后感(三)：轉：

　　托马斯.库因：改变世界看待科学方式的人| 科学|观察家报

　　from 译言

　　译者 huangzhong7170

　　Illustration by Scott Garrett. Click for the full image

　　五十年前这个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二十一世纪最有影响的书。

　　许多人(如果是外行的话）可能从未听说过作者托马斯·库恩,或他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但是他们的思维几乎肯定受他的思想影响。检验的办法是，你是否听说过或使用过“范式转换”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可能在讨论现代组织变革和知识进步中使用最多——或滥用最多的词。例如：在谷歌搜索的返回点击率就超过1000万。而现在亚马逊公司出售的书中，不少于18300种书就出现该词。它也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学术书籍。所以如果要把一个“大社会”的想法传播开来，那就是它。

　　然而，真正衡量库恩观点的重要性不在于一个概念的传染性，而在于他独当一面，改变我们考虑大多数组织试图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在库因理论出现之前，我们对科学看法受一些哲学思想主宰。这些哲学思想包括科学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方法），加上一个如“新真理添到旧真理的股票”的科学进步的史诗性质的叙事；就真理来讲，理论的日益增长的近似性；在离奇的情况下，正如斯坦福百科全书的哲学所说的：“纠正过去的错误”。换言说，在库因提出新理论之前，我们有了辉格党对科学史的解释。过去的研究人员、理论家和实验者在科学史方面进行了漫长的探索。如果不是向“真理”前进，那么至少是越来越深入地理解自然界。

　　库因关于科学如何发展的理论明显不同于辉格党。这种理论出现稳定、累积性的“进步”地方，他看到不连续——一组“正常”与“变革”相互交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在特定领域的专家群体都陷入动荡、不确定性和焦虑时期。这些变革阶段——比如从牛顿力学理论过渡到量子力学——与概念上的伟大突破相对应，与往常一样，为事物的后续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讲，库因的理论是他最大成功之处。可是在1962年，几乎有关库因理论的一切都存在争议，因为它对强大的、根深蒂固的、有关科学如何做和科学应该如何做的哲学假设提出质疑。

　　对哲学科学家来讲，更槽糕的是库因甚至连哲学家都不是。他是位该死的物理学家，1922年出生于辛辛那堤市，在哈佛大学学习物理，1943年以优越成绩毕业，之后被卷入二战，致力研究雷达。战后重返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1949年获博士学位。后来被选进该大学研究员精英会。如果不是要求给人文科学的学生上一门《科学》课程——这是科学课程中《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他可能继续研究量子物理学至终身。这就是哈佛大学锐意改革的校长詹姆斯·康奈特的计划。他认为每个受教育的人应该懂得一些科学。

　　这门课程围绕历史研究和教学。这迫使库因第一次仔细地研究旧科学文献。（当时的物理学家跟现在的一样，不会从事历史研究。）库因因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工作，结果产生一个改变人生和职业的顿悟。

　　quot;我希望解决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力学了解多少，他留多少东西让伽利略、牛顿这些人去发现。鉴于这个构想，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对力学一无所知......这结论是符合标准的，原则上讲是正确的。可是我觉得有些罗嗦。因为在我阅读时发现，亚里士多德似乎不仅对力学无知，而且对一身体极其槽糕的科学家也不了解。在我看来，有关运动，特别是他的著作在逻辑和观察两方面都充满了异乎寻常的错误。”

　　库因偶然碰上了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的关键弱点。依今天物进理学标准判断，亚里士多德看起来像一个白痴。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库因令人失去判断力的洞察力源自这种突然的醒悟：如果人们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点，必须了解亚里士多德那时工作的知识传统。例如：人们必须理解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运动”这个术语是指一般的变化，——不仅仅是物体的位置变化。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使用更通俗的术语讲，为了了解科学发展，人们必须了解科学家工作的知识框架。这种观点是驱动库因完成这部伟大著作的动力。库因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到1956，由于未能获得终身职位，他就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他撰写《结构......》，并且在1961年晋升教授。第二年，《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尽管该书第一版仅有172页，库因——以他独特、旧时的学术风格——总是称它仅仅是一幅“素描”。毫无疑问，他会希望把书写成800页厚的门垫。

　　可是，在这件事上，这本书最终的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素描”的可读必和简明扼要。尽管这本书开始销量不大，在1962——1963年仅售出919册，但到了1987年上半年，已销售650000册，至今卖出一百四十万册。对于这样高水平的巨著，它的发行量与《哈里波特》的相当。

　　库因的主要观点是，仔细研究科学史揭示任何科学领域的发展都是通过一系列阶段进行的。他把第一阶梯命名为‘“正常科学”——如果喜欢的话，称之为照样营业。在这个阶段，享有其同知识结构的研究人员群体——称为一个范式或一个“学科矩阵”——参与解决由范式预测与观察或实验揭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异常）而引起的难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异常要么通过增量到范式，要么通过揭示观察或实验错误得到解决。正如哲学家Ian Hacking在给新版的《结构》所作的精彩的前言所说，“正常科学的目标并不在于新奇，而在于清理现状，它往往就是发现预料要发现的东西。”

　　麻烦的是，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解决好的异常就积累起来，最终到达某些科学家自己开始怀疑这个范式的时候。在这个时刻，该门学科进入危机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用库因的话说“散布一些引人注目的话，愿意尝试任何事物，明确表达不满，求助哲学和对基本原理的争论。”最后，这场危机通过世界观的革命性变化得到解决，而当时有缺陷的范式被一个更新的范式所替代。这就是现代用语的范式转换。范式转换后，科学领域依据新的框架重新回复正常科学，并将继续下去。

　　这个残酷的革命性结论对库因思维复杂性和微妙之处是不公平的。为欣赏这些复杂性和微妙之外，你得阅读他的书。可是这也许真的证明， 《结构......》这本书的出版，对那些拼凑辉格党对解释科学进步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颗炸弹是原因。

　　作为一个例子，采用了库因对“正常”科学的描绘。1962年最有影响的科迷哲学家是卡尔·波普尔。 Hacking称他为阅读最广泛、并且在某一程度被认为是实践科学家。波普尔在其一本名为《猜测与驳斥》书中，总结了“科学方法”的本质。依据波普尔的观点，真正的科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反对这样说）就是以试图反驳而不是证实他们的理论而著称。但是库国的观点表明，正常科学家最不愿反驳嵌于自己范式的理论！

　　很多人也对库因把大部分科学活动仅描述成“解决难题”这种观点感到愤怒。——好像人类对知识的最在追求跟做《时代》报刊上的填字游戏一样。但事实上，这些批评过于敏感。一个难题有一个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发现它很容易，或者需要伟大的独创性和不断的努力。例如：最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为了寻找希格斯玻色子，不惜花费大量的钱财，就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典型例子。因为通过流行的范式，即所谓“标准模型”的粒子物理，预测到该粒子的存在。

　　但是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库因解释范式变化过程的一个暗示。他认为，竞争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也就是说，不存在评估它们相对优点的客观方法。例如：人们无法列了一份比较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优点的清单。牛顿力学原理适用于斯诺克球和行星运动，但不适用于原子内部任何物质的运动，而量子力学原量适用于处理在亚原子级别发生的运动。但如果对手范式真的不可通约的话，那么这样就不意味着科学革命必须建立在非理性理由上？——至少部分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伟大知识突破的范式转换仅仅是暴徒心理爆发的结果？

　　库因的书催生了整个评论、解释和注释行业。他强调聚在一起的科学家群体共享一个范式，这实质引起了一个新学科的成长。——科学社会学——研究人员开始像人类学家研究了具有异国风情的部落一样审查科学学科，而且在此科学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神圣、不可捉摸的启蒙运动的产物，而是另一种亚文化。至于他的“大社会”理念——作为使研究成为可能的“范式”的理念——嗯，这种理念很快逃进荒野新生，活出真我。推销商,营销者和商学院教授把它作为一种解释他们顾客的世界观需要激变的方式。但是社会科学家把使用范式看作为一条走向尊重和资助研究之路，这在适当的时候导致在如经济学领域出现病态的范式。为了了解银行如何真正运行以及我们现在得忍爱这些后果，这让我们逐渐考虑掌握好数学。

　　然而，最有趣的想法是利用库因的思维解释其自己的成就。通过触发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从辉格党范式到库因主义范式的转换，他不露声张地带来了一个概念性革命，而现在科学历史和哲学中已做的很多东西也许被认为是新范式内的“正常”科学。可是异常已开始积累。跟波普尔一样，库因认为科学主要是关于理论，可是越来越多的尖端科学研究是数据，而不是理论推动的。虽然当时在撰写《科学.......》时，物理学无疑是科学之女王，但是这个角色现在传递到分子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库因的分析对这些科学新领域仍有效吗？如果不再有效的话，是不是转变模式的时候了？

　　在此期间，如果你在为死之前列一份要读的书，那么库因的杰作就是其中之一。

　　《科學革命的結構》读后感(四)：转：批评

　　針對王大師幾篇文章 〈TED死都不想讓你看的兩個演講！〉、〈大演化（生物篇）--《Rupert Sheldrake之型態場域論》〉、〈 大演化（意識篇）〉的兩篇文章〈TED死都不該讓你看的兩個演講？〉和〈為何倡導偽科學是犯賤？〉，在泛科學得到一個很棒的文章〈TED 到底該不該讓你／妳看那兩個演講？〉的回應。先廢言幾句，我個性內向害羞不好戰，可是寫文章加入論戰，最令人欣喜莫過於有人加入把理性的討論提供更高層次的深度。

　　感謝〈TED 到底該不該讓你／妳看那兩個演講？〉一文釐清了一些我那篇〈TED死都不該讓你看的兩個演講？〉沒說清楚的事，並且也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關於文中提到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是孔恩典範說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也是最具爭議性的。我會說那句「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出現，是因為當時已經無法用牛頓力學解釋的現象愈來愈多了，於是就出現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因為並非把孔恩的學說照單全收，那時沒說清楚，就趁現在釐清一下。事實上，我對孔恩的「不可共量性」的概念是抱持一定的保留態度。

　　先就孔恩的學說來討論，孔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的這個「不可共量性」觀念，推展出來的觀點之一就是，科學理論無法由客觀的方法來評斷真正的好壞優劣，因為各競爭的理論之間沒有共通的專有名詞、定義和標準等等，簡單來說就是各說各話、毫無交集啦。「不可共量性」並非孔恩學說專有的，另一位著名科學哲學家費若本（Paul Feyerabend， 1924–1994）也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前提出這個概念，不過費若本的「Anything goes!」在此先不討論。

　　這個「不可共量性」的概念，意味著科學理論有其建構的成份，由其在後現代主義的「建構論」下，科學甚至不能說「發現」了什麼，因為「發現」意味著有事物真實存在，對後現代主義學者而言，科學僅是「建構」了描述自然的系統，而非「發現」了什麼「真相」，一直衍伸下去，就沒有所謂的「偽科學」（psuedoscience）這回事了！依照孔恩的學說，科學也無所謂的進步，這個科學界當然無法接受，於是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就提出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Research programmes），主張能夠解釋較多事實、能夠預測新的事實就是較好的理論，也就會在競爭中保留下來，在拉卡托斯的學說下，科學是能夠有所謂的進步的。

　　我們再回到孔恩的學說，孔恩本身有區別「科學」和「非科學」的差異嗎？答案其實是有，孔恩用天文學和占星學來說明，孔恩以常態科學之進行與否來判斷科學與非科學，他認為天文學是科學，因為天文學家有從事在典範的指導下進行「解謎」（solving puzzles）活動，可是占星術並沒有在進行解謎的活動，因為當預測失準了，沒有占星家會在占星術的指導下，依建設性的方法來修正占星術的傳統，所以占星術並非係科學 [1]。如果用孔恩的標準來說，那兩個演講中的理論，是無法被當作當態科學，因為他們並沒有指引出科學社群，哪怕是少數科學家，能夠進行的解謎活動，因為沒有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研究方法，「意識頻寬」、「形態共振」、「形態發生場」、「型態場域」、「場域記憶」如何利用客觀的方法測量？

　　我有看到一些網友指出，好吧，這些理論不是常態科學，那麼還是可以算是「另類典範」啊，現在的常態科學無法進行研究，不代表未來不會有儀器或方法可以研究。好的，「另類典範」只是主流科學因為不可共量性無法接受的「典範」，還是這些「另類典範」根本不算是「典範」？什麼是「典範」？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第一版中，並沒有清楚地說明「典範」是什麼，也沒有對「典範」下一個清楚明確的定義，有學者仔細分析發現「典範」的定義前後變動了不下十次，頗令人詬病。在後來的版本，他才將典範明確定義為範例（exemplar）和「訓練要素」（disciplinary matrix）（即「科學家在訓練過和中必須學習的構成要素」），前者是教科書明白設計的「實驗範例」，後者是共通的符號通式、形上觀念、價值、方法規則。由此定義來看，頗難把那兩個演講的理論當作典範來看，因此沒有實驗範例，更難說有所謂的訓練要素。

　　也有人批評說，主流科學容忍異己的能力有夠差，怎麼因為人家無法檢驗就把他們踢出科學界。通常這麼說的人，大致不是受科學訓練的，或者關注科學的。其實，在科學界暫時無法驗證的理論，多如牛毛，例如弦論（String Theory）就還無法驗證啊，在生命科學和地球科學等領域，暫時還無法驗證的，或者驗證還不完全的理論更多了。為何我們不把它們視為偽科學呢？道理也不難，就是因為那些理論在提出時，有考慮到當時所有發現，也定義了適用範圍，而且也指引了驗證的方法，只是等待更先進的儀器出現或量產，或者等待更多的資料。常態科學其實並沒有局外人想像的那麼封閉。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甚至還有「孔恩典範轉移獎」（Thomas Kuhn Paradigm Shift Award）頒給敢於挑戰主流科學的原創點子。

　　孔恩原本是物理學家，他有次跑錯會場進到經濟學的研討會，發現經濟學家居然還為基本問題吵架，就改行去研究為何自然科學家不會為基本問題吵架。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的學說，其中一個開創性是孔恩拋棄了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和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重視的「邏輯性」，轉而重視「歷史性」的研究。也就是說，孔恩的科學歷史主義研究方法著重科學家實際上是如何進行研究和看待科學理論的，而非以邏輯指導科學應該是什麼。孔恩的「不可共量性」解釋了一部分科學革命的問題，但也留下了另一些問題。

　　在孔恩的學說下，牛頓力學和相對論及量子力學是不可共量的，如果接受相對論，就要摒棄牛頓力學。我用這點去問過了許多念物理的朋友，基本上還沒有找到有人認同。原因很簡單，因為牛頓力學和相對論還有量子力學在物理學教科書也都有教啊，對許多物理學家而言，它們的差異是在尺度上，是都「正確」的理論。孔恩學說的解釋是，牛頓力學在物理學教科書中仍被教授，不是因為它是「正確」的，而是因為它在數學上比較簡單，對絕大部分我們生活中遇得到的現象，都能取得很好的近似值，不是因為它們是「正確」的，只是因為好用。不過，這問題也來了，大部分物理學家都同時接受牛頓力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啊，只有在古典力學那末期有所謂的「改宗」（coversion），可是革命後牛頓力學仍沒有出現與時間推移有關的淘汰過程。物理學家同時接受「不可共量」的典範，似乎還是和孔恩所提的有所不同吧？

　　孔恩的典範說，另一個問題是，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大部分案例，都是物理和化學的，生物學的極少。有學者認為用孔恩的學說來解釋生命科學是有侷限的，因為生命科學是常態科學沒有問題，可是又有點像孔恩說的「革命科學」（revolutionary science），因為理論的更迭在生命科學領域頗為頻繁，教科書常常是幾年一整章一整章地改寫。甚至整本大部分章節在改版時整個改寫的，在一些進展神速的生命科學領域是家常便飯，導致常常有二手教科書賣不出去的狀況Orz 可是有學者提出，生命科學裡也沒有出現如同《科學革命的結構》的那樣的科學革命 [2]，而且生命科學裡頭還有很多等發現了新現象，再來找理論的狀況，如這十幾年快速興起的基因體學、轉錄體學、蛋白質體學、代謝體學等等的「體學」（-omics）就是先不管理論先狂收資料（data），再來看看有誰能想得出該怎麼找出現象的。所以生命科學要怎麼用孔恩的學說解釋，恐怕要費不少心力。因為不同學科的性質差異不小，有學者認為生命科學恐怕難以完全用孔恩的學說來解釋 [2,3]。

　　而且生命科學裡頭，尤其是我身處的演化生物學，對一個現象，多個典範並存的狀況也不勝枚舉。當我還是個鮮嫩的大學生時，我們抱著一本本厚如磚頭的教科書去上課時，有學長就問我們說，怎麼知道一個領域進展比較快呢？就去看那個領域教科書改版時變薄的程度。我們疑惑不是該反過來嗎？進展快的領域因為更多發現，所以教科書該變厚啊。學長就回我們說，當一個領域有大幅進展後，很多相競爭的理論，就會有其中少數幾個因為有更強的預測力和解釋力而勝出，而落敗的理論就不必在教科書裡詳細解釋了XD 我不敢保證狀況一定如此，可是對同一現象，許多典範共存共榮的情況真的還不少，例如在我的專業裡要解釋為何鳥類有特別漂亮的羽毛，就可以用性擇中挑好幾個理論來討論，很多理論都有討論的價值因為都有支持的證據，我甚至認為它們只是角度不同，搞不好都有可能是對的。

　　有人會以共同發現或再發現來試圖反駁孔恩新理論其實沒有贏的理點，因為如果新理論不是更好，那怎麼會有人能夠不約而同地得出同樣的發現和理論呢？科學史上，最著名的「共同發現」例子，就有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3－1727）和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1646－1716）共同獨立確立微積分體系（Calculus），還有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和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共同發現物競天擇的演化論；「再發現」最有名的例子是孟德爾（Gregor J. Mendel，1822－1884）的遺傳學在首次於1865年發表後，就被埋沒直到1900年，荷蘭的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德國的卡爾·柯靈斯（Carl Correns，1864–1933）和奧地利的契馬克（Erich von Tschermak，1871–1962）各自獨立研究，再次發現了孟德爾定律。

　　孔恩學說對共同發現和再發現的解釋是，共同發現和再發現，仍然和科學的進步無關，是因為當科學社群整個「問題意識」都轉換成對哪些現象需要被解釋、哪些事情值得預測有共識時，因為也進入了一個共同的框架，就會出現英雄所見略同的現象。就以我較熟悉的演化論例子來說，當時博物學家（naturalists）有共同的目標來解釋物種起源現象以及一堆自然史現象，加上讀了科學社群共同的重要期刊書籍時，他們就會作共同的觀察，導致得出相近的結論等等。

　　然而，孔恩的學說對孟德爾的「發現」，可以解釋它為何被埋沒，因為當時還未出現科學社群共同要解決的遺傳學問題，可是卻無法解釋孟德爾為何吃飽沒事去做那些實驗，因為孟德爾的數據並非純觀察而來的，而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可是卻和並沒有科學社群共同重視的問題毫無相關，沒有人知道孟德爾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啥，可是他的實驗得出的定律後來卻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驗證。迄今孟德爾為何要進行那些實驗仍是個謎，雖然教科書可能會拗出一兩個。我念遺傳學博士班時，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也來我們系上參一腳來解釋，可是卻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釋。

　　〈TED 到底該不該讓你／妳看那兩個演講？〉文中指出「如果我們真的嚴刑峻法地排除任何不符合當前常態科學的觀點，那麼我們很可能因此屏棄具有價值的學說（最好的例子是『中醫』）」，那我先來以中醫為例好了，中醫和西醫基本上是不可共量的典範，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共同的語言可言，用西醫的方法研究中醫，似乎頂多是拿中藥來萃取有效成份測試，或者統計針炙的有效性等等，對於中醫提到的氣、經絡、穴道等等，迄今仍沒有令人滿意的科學解釋。而中醫以孔恩學說來看，算是常態科學嗎？我想答案應該為否！因為中醫並沒有進行常態科學的解謎活動，中醫學界根據的就是老祖宗留下的知識體系，千年歷史以上的古書仍可當作教材。可是西醫卻有在進行解謎活動，努力尋找疾病的致病原因以及研發新的療法。就算大學的中醫系有在做研究，也是利用西方科學的方法，不是用中醫的理論在解謎。

　　那中醫到底有存在的價值嗎？我自己的答案是「有」，因為中醫在一定的範圍內，仍有一定的解釋力和預測力，而這樣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確是使用者最在乎的。我自己小時候體弱多病，尋遍西醫都找不出原因，只好求助中醫，吃了幾個月中藥，身體健康狀況有顯著的大幅改善。因此，我不會說中醫是科學的，可是我認為中醫是有價值的，不必強行用西醫的那套來包裝，就是為何中醫是迄今少數存活下來的傳統醫學。雖然我不完全贊同，但還是提一下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نسيم نيقولا نجيب طالب）在《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這本書中，就提出應用性的科技，主要是建立在「試誤」（Try & Error）上的，和科學理論可以無關，沒有牛頓力學的年代，仍然能蓋出巴黎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啊（請參見〈脆弱的反面不是強固，是反脆弱（Antifragile）〉）。

　　最後，來探討一下，如果「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我們是否絕對正確，也不知道當前的典範可以走得多久多遠，很可能今日的常態科學到了下一個十年、二十年已經不再常態」，我們需要擔心「如果我們真的嚴刑峻法地排除任何不符合當前常態科學的觀點，那麼我們很可能因此屏棄具有價值的學說」嗎？我想，從孔恩學說的出發點而言，我們更不需要擔心這點，因為假設十年、廿年、卅年、卌年後，「問題意識」真的都轉換成漢氏和謝氏理論裡的現象需要被解釋、事情值得預測了，那麼漢氏和謝氏的理論就會被「再發現」，他們該有的功勞也會有。連孟德爾那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孟德爾定律都能復出了，在這個資訊年代需要擔心什麼？在言論自由和資訊發達的社會裡，他們仍有自己發聲的管道，我們根本完全不需要擔心他們該不該被常態科學摒棄的問題。倒是寫成科幻小說搞不好也是一個保留和傳播他們理論的好方法呢！

　　引用文獻：

　　1. Kuhn, Thomas S., 1974. “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pp. 798–819 in P.A. Schilpp,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vol xiv, book ii. La Salle: Open Court.

　　2. Wilkins, A.S. 1996. "Are there Kuhnian revolutions in biology？". BioEssays 18: 695–696.

　　3. Mayr, E., 2004. "9 - Do Thomas Kuhn's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ake place？" pp. 159-170 on E. Mayr, What Makes Biology Unique？: Considerations on the Autonomy of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